5年前的2月，我作為第一批專班成員前往副中心，心情忐忑。
5年后的2月，重回故地，不再是專班成員，而是在機關處室歷練。
工作內容和節奏的巨大調整，令生活陷入充滿不確定性的境地。習慣于事先計劃、謀而后動的我，一時難以平復心緒。
想起父親也曾在機關工作，而且一干就是數十載，不由得心生感慨——終究走上了與父親相仿的道路。
重新回到位于通利福尼亞的機關大樓，不再如2019年初次報道時那般陌生，盡管樓宇之間的地下通道和二層連廊仍然似迷宮般注視著我。
開始接手機關內的工作，起點竟是災后重建。在做了半年多災后重建規劃的技術性工作后，沒想到又要接手相關審批事項。從規劃研究到審批管理，過程雖上下銜接，內容卻相差千里。前者更加注重技術邏輯與論證的嚴密性，后者則更強調責任共擔和秉承上意。工作原則上的變化，需要重塑認知，將價值觀的籌碼重新排序，從而調整行為，轉換角色。
機關里多數業務處室的工作，早已不如傳統觀念里所想象的那樣輕松。開不完的會議占據了相當比例的工作時間，面對事前一無所知的議程事項，只好加班加點，多方打聽。每天數十件公文，一點開系統就露出猙獰的面孔，催促辦理。緊急的備參組稿任務，總是在下班時或周末不約而至，攪亂原本的生活計劃。
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時，很難想象在機關里的日子，竟也如此緊迫和破碎。另一方面，在與機關內同事的閑談中，他們以為專業技術工作會有非常完整的時間深入思考規劃方案，且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實則在技術崗位上，無數甲方的連環call早已將工作時間切割得稀碎，在工作安排上更似急抓壯丁，內容的連續性并不明顯。
一番體驗，不難發現，眾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在真正交換身份前，換位思考終究只是奢望。
當同時親身體驗過技術派規劃師以及實操派經辦人的工作后，也就不難理解，二者在工作目標上存在根本的差異。規劃師大體而言，崇尚工具理性，認為通過科學合理的方法及實踐可以達到最優的結果，其行動的初衷多少帶些理想主義的成分。機關職員，則需遵從嚴格的上級安排，在某種程度上追求價值理性，且價值在逐層傳遞中極易發生異化，逐漸忘卻了價值內核，僅留存下外在的形式。這種形式化的傾向，令職員并不執著于追求最優解，而是以在規定的時限內推進度為目標，且在過程中更加重視潛在的風險與責任。
雖然規劃師與機關職員同樣希望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取得成效，但兩者對于“成效”和“代價”的感知截然不同。在規劃師眼中為了實現系統最優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機關職員眼中隱藏著無法承擔的風險及后果，在兩者不斷磨合的相互作用下，最終推出的行動舉措往往相對中庸，這是權衡了諸多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之后的結果。
因此，在追求變革的發展階段，具有求變之心的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威是不可或缺的。中層機關的核心工作，在于落實與服從，同時希冀在常規工作中抓住可能取得亮點的機會，以謀求職位上的晉升。
在雙重身份的加持下，深層次的共情與換位思考不再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