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彭德懷重返井岡山

（1）

紅四軍和紅五軍剛在瑞金會師，就有一位不速之客從閩西那邊趕了過來。一到城里，就嚷著說，要見毛澤東，或者朱德也行。這是誰呀，口氣這么大？讓許多人聽了后都覺得莫名其妙。

直到站崗的戰士把他帶到前委駐地宗家祠堂，他這才說，他是從上海來的，要見毛澤東或朱德，要把一封信親自交給他們。這一下，可把戰士們驚呆了，馬上去找前委書記毛澤東。

毛澤東聽說上海有人來找他，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那就是楊開明被派往上海，可能有了回音，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央有了新的指示，專門派一個人到軍中來送信。

當毛澤東見到這個人的時候，他直接說，他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主要是來傳達“六大”的文件精神，另外還有一封信，要親自交給毛澤東或朱德。

毛澤東問他叫什么名字，他說他叫歐壽昌。其實，歐壽昌只是他的化名，這是工作性質的需要，不允許他說出真名。他的真名叫羅壽男，是駐上海的中共中央軍事部特派員。

見到中央來人了，這讓毛澤東和朱德都有些新奇。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們只收到了中央來信，沒見到中央來人，而今天卻有人專門來訪，這可是破天荒的事，說明中央對他們建立的紅四軍是越來越重視了。

當然這里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此人是不是中央派來的，這需要鑒別。因為這是個大活人，萬一是敵方派來的刺探，那可就麻煩了。于是，還兼著政治部主任的毛澤東，只好親自“審問”了。

他問歐壽昌：“你是從南昌來的嗎？”

“不，我是從廈門來的！”歐壽昌答道。

“廈門？那里到這里可遠呢！”毛澤東表示懷疑，“而且中途還要翻很多座山，是不是呀？”

“開始我也不知道，”歐壽昌說，“后來在福建省委的配合下，才決定從漳州、龍巖那邊過來。”

“哦，這么遠的路，看來你是一路辛苦了！”毛澤東說，然后又警覺地問道，“你怎么知道我們在這里？”

“中央只知道你們離開了井岡山，具體在哪里，卻不知道，估計大概也就在贛南一帶，所以派我從廈門來。至于你們在這里，我們是在廈門的報紙上看到的，說你們攻下了汀州，還殺了那個郭什么鳴，于是就一路趕了過來。”歐壽昌說。

經過“審問”，毛澤東沒發現這人有可疑之處，可以確定他的身份，的確是從中央那里來的，開始他以為這中央代表應該是從九江到南昌，再從南昌到吉安，然后從東固那邊過來，可沒想到的是，他居然從廈門而來，而且還有中共福建省委的配合，說明福建省委也隱蔽在廈門，這是一個新情況，以前他根本不知道。

經過一系列的談話，毛澤東知道了很多。原來，這個歐壽昌從二月中旬就出發了。為了傳達中共“六大”的文件精神，他竟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才趕到這里。同時，他還帶來了一封中央給毛澤東和朱德的指示信。

之后，他從衣服的夾縫里用小刀挑出了一些紙張來。但上面并沒有寫著什么，可是經過清水一浸泡，字跡就出來了。

（2）

經秘書處技術處理后，“六大”文件和那封信的內容全出來了。還好，這個歐壽昌所帶的文件和毛澤東已在手里的那份一字不差，這說明他的確是從中央來的。

關于文件，毛澤東就沒必要再去一一看了，因為他早就清楚了，關鍵是那封信，不知說了些什么，或許還有什么新的指示。

于是，毛澤東馬上看信。

可他一邊看，一邊卻表情嚴肅起來，而且眉毛也皺在了一起。不得不劃一根火柴，點燃了一支香煙，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再把煙霧吐了出來。

原來，這是中央軍事部在二月七日寫給紅四軍的信，到現在才送到，這其間卻耽誤了近兩月。在這兩月中，中國的形勢不知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果現在去按這個指示辦，可能已行不通了，所以毛澤東的表情出現了異樣。

那么，這封信究竟寫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它強調了城市工作的重要，其次就是對在農村中的紅軍前途甚為擔憂，認為目前在國民黨剛剛取得全國政權的旺盛之氣下，必然要對它所仇視的共產黨采取堅決的消滅和無情的殺戮。這樣，如果紅軍還在農村中大張旗鼓地進行大規模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或者說把土地革命繼續深入，那就目標顯得太大，肯定會遭到國民黨軍隊毀滅性的打擊，所以為減少革命力量少受損失，建議得馬上停止這一類行動，把集中起來的紅軍進行分散隱蔽，而它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朱德，目標也大，最好是離開部隊，到上海等地隱蔽，待將來敵情緩和后再定。

這封信是軍事部長周恩來起草的，在國民黨統治中心的上海，他已經感受到了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交國民黨對共產黨嚴密打擊的力度，特別是他們在《申報》上看到的湘贛兩省敵軍“會剿”紅四軍的兵力部署，再加上“六大”以來黨在本階段的任務是對“左”傾盲動主義的清算，所以從革命的大局出發，周恩來在中央向各地派出秘密特派員去傳達“六大”文件精神的同時，就特意給毛澤東和朱德寫了這封信。

從紅四軍下井岡山所遭受的圍追堵截和紅五軍守井岡山最終沒有守住這些結果來看，這封信在當時的確說到了點子上，但是兩個多月以后，紅四軍、紅五軍都以不惜犧牲的精神擺脫了各自面臨的困境。

現在，正趕上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又開始了，已無暇顧及對紅軍的“剿滅”，這正好可以趁此機會在贛南、閩西大干一場，再建立一個比井岡山還要大的根據地，可是這“二月來信”卻到了，這可怎么辦呢？

如果按照它上面的要求去做，那不是在拖紅軍的后腿嗎？或者說，如果按照這個來信的指示去辦，那不是坐失良機了嗎？所以，毛澤東要皺眉頭。

再說，這是中央來信，如果不遵照它上面的意思去辦，說得輕一點，那是抗命不遵，說得重一點，就是無視中央，我行我素，那就是路線問題。所以，毛澤東要皺眉頭。

對于“分散隱蔽”，那封信是這樣說的，“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于給養與持久”，并說，分散部隊的規模，“可依照條件的許可定為數十人至數百人”。

而他們的領導者毛澤東和朱德，最好是離開部隊。對于這一點，“深信朱、毛兩同志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一方面“不僅不會有更大的損失且更便利于部隊分編計劃的進行”，另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將一年來萬余武裝群眾斗爭的寶貴經驗供獻到全國以至整個的革命”。

最后的結論是，“兩同志得到中央決定后”，“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其實，中央這個來信，在寫信那段時間應該是沒錯的，而且也把解決問題的關鍵提了出來，那正是紅四軍下井岡山遭到窮追猛打的時候。其結果是，出發時三千六百人，到東固后，卻只有兩千多人。在羅福嶂的時候，是敵人最囂張的時候，居然把毛澤東他們逼得簡直喘不過氣來，在羅福嶂開會時已做出了一旦全軍覆沒就決定各自分散到上海去繼續干革命。

如果不是在大柏地打了一個大勝仗，或者不在東固獲得一個短暫的休整，或者不在閩西消滅郭鳳鳴的兩千多人，或者蔣桂戰爭沒有爆發，或者這一系列有利于紅四軍的事件都沒有發生，那這封信就完全可成為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如今這一切都變了，就要按照變的情況去辦事，如果還抱著老辦法不放，勢必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呢？

特別是蔣桂戰爭的爆發，形勢卻大大地有利于紅軍，這可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好機會喲！

所以，毛澤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不能聽從中央這個指示，還得按照在閩西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精神，來決定他和朱德的去留，乃至整個紅四軍的前途與命運。

（3）

鑒于紅四軍要趁蔣桂戰爭爆發在贛南、閩西實施二十余縣的割據計劃，毛澤東想，他首先得說服這個叫“歐壽昌”的特派員，或者說信使，然后還得給中央寫一封回信，讓他帶回去復命。這兩件事，都需要他去做。只有把這個信使說服了，然后他回中央才能幫紅四軍說話。

于是，毛澤東就主動帶著這位歐同志在部隊中去轉了轉，了解一下戰士們目前的情緒狀況，然后從最近他們在大柏地開始扭轉戰局談起，一直談到在閩西消滅了郭鳳鳴，先讓這個歐壽昌感受一下紅四軍這個局面的來之不易，然后讓他來判別目前有沒有必要進行分散，有沒有必要讓他和朱德離開部隊。

在過綿水河的時候，毛澤東還講到了古代的一段寓言故事，那就是《刻舟求劍》。他說：“戰國的時候，這里可是楚國的地界。曾經有一位男子，在過河的時候坐在船上，卻把身上的佩劍掉到了水里，他不馬上跳到水里去找，卻在船上做上記號，等船到了對岸才去做記號的下面找，你說他找得著嗎？”

歐壽昌十分肯定地說：“他肯定找不著。”

“為什么呢？”毛澤東笑著問道。

“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因為船在動，而掉下劍的水面河床卻沒有動，當然水也在動。如果他馬上跳下去可能還能撈得起來，時間久了也許也不行，因為水也會慢慢把它沖走。”

“說得好！可是那個男子卻到對岸再跳下去找，那就更是荒謬至極了。”毛澤東說，接著他把話鋒一轉，“實話對你說吧，現在我們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中央在二月寫信時，我們處境確實困難，可以說是舉步維艱，但是現在已擺脫了困境，而這個指示信卻來了，要我們分散行動，我和朱軍長都得離開部隊，這不是刻舟求劍嗎？如果我們現在去分散和離開，那就是到對岸去找劍，這倒不打緊，關鍵是面臨軍閥混戰這個大好時機，在贛南、閩西割據它二十幾個縣的地盤，可就要泡湯啰！”

歐壽昌聽了后一言不發，他陷入了深思。

毛澤東見他在思考，或者說他作為中央特派員，也不好下這個結論，于是就趁勢說道：“你帶來的那封信，我們不能馬上去實行，這算是我今天給你的一個答復。至于為什么這樣，你也是知道了。你回去復命，也應該如實向中央匯報，原因就是紅軍外在的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蔣桂戰爭一爆發，贛南、閩西敵人兵力一下就空虛了，這正是我們發展壯大的時候，如果再去分散行動，我和朱德去上海中央，那就失去了良好的機遇，這對革命是大大的不利！”

這時，歐壽昌說話了。他說：“是呀，這一路我也看了，紅軍雖然很苦，但他們的精神狀況還不錯，至于你說的那些，我想聽聽其他人是怎么想的。畢竟中央那里，我還得做口頭匯報呀？！”

“這個，我們再開個前委擴大會議，你也來參加，然后你可以把會議結果如實向中央匯報，我再給中央寫一封回信，你看怎么樣？”毛澤東說。

“那好吧，看來只有如此了！”歐壽昌說。

之后，毛澤東決定召開一次前委會議，專門討論這個“二月來信”是否執行，也讓那個特派員歐壽昌參加，聽一聽參會者們的意見。

會場就設在瑞金城里的鐘家祠堂。結果，與會者們一聽說中央要求他們分兵，還要毛澤東和朱德離開部隊，都紛紛表示反對。

他們認為，中央怎么會是這么一個意見，簡直有些不可理解。

此時，那位歐壽昌也就只好說：“中央與大家相距甚遠，這封信是二月七日寫的，那時我們紅軍的環境就是這樣，所以中央也沒有錯。現在潤之同志給我介紹了你們目前的情況，讓我也看見了戰士們的高昂斗志與戰斗熱情，所以形勢的確是變了，而且也有利于我們了，這個問題中央可能還不知道，所以你們提出的意見我只有回中央去報告了。另外，我此次來，還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傳達中央‘六大’的文件精神，不知大伙兒知不知道中央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了‘六大’？”

“你說這個事，我們在井岡山就知道了。”陳毅說，“是中共江西省委轉過來的文件，澤東同志在柏露會議上就已傳達了！”

“那就好，那就好！”歐壽昌說道。

（4）

四月四日這天，彭德懷聽說中央要調朱德、毛澤東去上海，心里先是吃了一驚，然后覺得中央有些莫名其妙。他認為，紅四軍才剛剛有一點起色，就要調他們走，這中央怎么這么不切實際？這不是“瞎指揮”嗎？

于是，在他的內心深處突然有了一種想法，他要給中央寫信，說明這里的情況，這支部隊是不能離開“朱毛”的，否則就要散架。如果真到了那時，革命就會遭到很大的損失，后悔都來不及。

為了寫這封信，彭德懷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一家老鄉堆滿雜物的閣樓上。這里沒人打攪，然后他就開始寫信了。以前這事，都是李光在做，有時也叫鄧萍，滕代遠來后，基本都是由他在斟酌，現在他們都不在，只有他親自動手了。

首先他以紅五軍軍長的身份，報告了自平江暴動以來，轉戰湘鄂贛、上下井岡山所進行的過程，然后對平江暴動中的缺點和井岡山失守的原因，也進行了總結。之后，他寫道：

“在反革命高潮時不宜分兵，分兵則氣虛膽小”，“因紅軍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黨員，即（使）平日是好黨員，在危急時也想不出辦法，以致被消滅，這是危險的。”

他認為，在這種非常時期，“只有領導者下決心與群眾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做盤旋式的游擊，才能渡過難關，（所以）萬萬不能采取藏匿躲避（之）政策。”

這括號里的文字，是筆者所加。關于和敵方做“盤旋式”的游擊完全有這可能，他還把在民國初年舉行農民暴動的白朗作為旁證來證明就是因為他們分散行動才導致了最終的失敗。

翻開那段云波詭譎的歷史，有時會使人瞠目結舌，白朗的農民暴動居然與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并駕齊驅，而且在孫中山“二次革命”中還成了可靠的同盟軍。但是，幾經風云跌宕，即使是盤旋式的較量，最終還是被段祺瑞的北洋軍絞殺。這是什么原因呢？還是因為革命的整個力量小于反革命的力量。

盡管白朗后來轉戰于湖北、河南、安徽、陜西、甘肅這五省之間，也給后來者留下了“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快速機動、長途奔襲、出其不意”等軍事上的有用戰術，使二十多萬北洋軍曾一時拿他沒辦法，但北洋軍閥的反動力量遠遠超過了當時國內所有的革命力量。

看來彭德懷所采取的兩次“長途奔襲”，應該是受了白朗戰術的啟發，所以他在給中央寫信時也沒忘記提起這個人。畢竟，現在紅軍是還很弱小，它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然后在山區與眾多的敵人進行周旋，只要把“打圈子”這個戰術搞好了，敵人再多也是沒辦法的。

四月五日，毛澤東趁那個中央特派員下部隊去傳達“六大”的文件精神，就關起屋子開始給中央寫回信，陳述其部隊不能“分散行動”以及他和朱德不能“離開部隊”的理由。

首先，他在回信中說：“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的主觀力量的估計，都是太悲觀了。國民黨進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的高潮逐漸低落，革命高潮逐漸升漲。”

接著他稱這個“二月來信”是中央想得很好的一種理想，但是這種做法他們在前年已經做過，由于紅軍不是本地人，分散后領導不健全，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這種辦法多次實行都失敗了。所以，中央的這個決定不能實行。

回信中還談到，紅軍在兩年多的作戰中，已經摸索出了一條有效的戰略戰術原則，那就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所以，完全沒有必要分散。分散，只能被敵各個擊破。

關于現在蔣桂戰爭爆發，敵人后方空虛這個有利條件，毛澤東說，部隊不僅不能分散，而且還要擴大，把井岡山那樣的根據地擴大到贛南、閩西來。因此他在回信中說：“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至于“朱毛”二人離開部隊問題，毛澤東在信中說：“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望即派遣得力人來。”這個話的意思是贛南、閩西、浙西的割據計劃已勢在必行，即使沒有他毛澤東和朱德，也應該抓住這個機會。

（5）

由于蔣桂戰爭爆發，江西朱培德的軍隊大都被調往了九江至武漢一線，贛南兵力一下就空虛起來，從而導致劉士毅旅只得把兵力撤回老巢贛州，這樣就出現了雩都、興國等縣城已無敵正規軍防守，所以紅四軍趁此機會占領了這些縣城。

四月八日，紅四軍和紅五軍在雩都城東門外沙壩舉行了會師聯歡大會。此時，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都分別在會上講了話。毛澤東說：“自下井岡山以來兩個月間，我們紅四軍主力與第三十三團都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現在我宣布，歸還你們紅五軍的建制，依然以彭德懷同志任軍長，滕代遠同志任黨代表。以后，你們就可以單獨行動，以構成兩軍協同作戰的態勢，這樣對革命更有利。”

但是，彭德懷卻在講話中說：“天下紅軍是一家，歸不歸還建制，我看不那么重要。但我卻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經歷了這次井岡山被敵人洗劫后，我們的隊伍卻沒有被打垮，而是又發展了起來，所以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讓我們重返井岡山，把失去的根據地再奪回來。古人說，三軍可奪帥，但匹夫不可奪志，我們丟失的井岡山，就讓我們把它尋找回來！”

朱德這時卻笑著說：“彭軍長說得對呀，臺子塌了，我們又重新搭嘛，今天還好，我們的聯歡會沒有出現在井岡山那次塌臺的現象，現在我們就開始聯歡吧，大家盡情地跳盡興的唱，為我們建立一個鞏固的贛南、閩西根據地而祝福吧！”

此時，陳毅也大叫道：“唱大戲，演大劇，進行大聯歡，開創大連勝。宣傳隊員們，現在該你們上場了！”

頓時，在那個寬敞的沙灘上，鑼鼓聲、胡琴聲、洞簫聲、歌聲、喊聲，響成了一片。

過了兩天，也就是四月十一日這天，紅四軍在雩都又舉行前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前委委員，還有中共贛南特委的一些負責人，也包括那位中央特派員兼送信人羅壽男，或者叫歐壽昌。

會議對正在發生的蔣桂戰爭進行了分析，討論了紅軍的行動計劃，正式確定了在贛南、閩西進行發展，然后按照毛澤東的設想，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不能丟棄，還真的需要彭德懷帶領紅五軍回井岡山去把它恢復起來，使將來的湘贛邊乃至湘鄂贛邊與贛南閩西連成一個整體，這加起來可是三十多個縣呢。

如果這個目標實現了，那就真應了那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為實現這一宏偉的目標，紅四軍前委依然得把紅五軍這七八百人劃歸紅四軍建制，成立第四、五縱隊，由彭德懷、賀國中分任縱隊長，而把在井岡山的所有留守部隊加起來成立為第六縱隊，由王佐任縱隊長，在紅四軍副軍長彭德懷、副黨代表滕代遠領導下，去完成或實現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恢復。

當彭德懷領受到這個任務后，在四月十四日這天就離開了雩都，到小密去把情況告訴給正在養傷的滕代遠。此時，滕代遠的傷已基本痊愈，他完全同意紅四軍前委的決定，馬上歸隊，準備奔赴井岡山。

此時，那個不愿意跟隨部隊走的鄧萍，一看見出生入死的戰友們馬上就要離去，而且看見紅五軍又壯大起來，于是就主動要求他也要回部隊。彭德懷聽后很高興，馬上就答應下來，但沒有讓他官復原職。

為了鼓勵像鄧萍這種知識分子在革命隊伍中能發揮大的作用，彭德懷不僅沒批評鄧萍的意志不堅，還特意為他搞了一個歡迎儀式。

其實，在同志們看來，這就是一種批評，或者說，是對在革命隊伍中落伍后醒悟過來的人的一種“鼓勵”。

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當革命處于低潮時，他們卻逐漸失去了信心，在革命力量開始壯大時，他們又醒悟過來，然后重新加入隊伍。鄧萍就是這樣的人。

（6）

且說袁文才從東固開小差走后，通過他以前在江湖上的一些途徑，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終于回到了井岡山。

可是，等他回來的時候，被敵人破壞的非常厲害的井岡山正在被留守的軍民逐漸恢復。準確地說，袁文才沒有經受井岡山軍民在敵人嚴重的摧殘下所遭受的打擊，也沒有經歷井岡山軍民在浴火中重生的那段艱難歷程。

當紅軍的主力部隊走后，井岡山依然在何長工、陳正人、王佐等人的領導下，在嚴寒的深山里，仍然在堅持斗爭。

先說何長工，他不是被紅四軍前委任命為中共寧岡縣委書記兼赤衛大隊的隊長嗎？當敵人在大舉進攻井岡山時，他是在山下湊機會騷擾敵人的后方。

根據他后來所寫的回憶，我們知道在那四十天的嚴冬季節，井岡山大雪封山，霧海茫茫，五十米之外就看不清人影。這個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忍受的，但他們卻奇跡般地把它扛過去了！

自紅五軍走后，在下莊、行洲一帶的第三十二團第二營，在王佐的帶領下，從茨坪、草坪一直撤退到西南方向的大山中，最后躲進了最高峰金獅面的原始森林里。

當時在茨坪附近的老仙崖，還關押著一百多個從各地捉來的土豪劣紳，這些家伙一聽見“轟隆隆”的炮聲就知道保護他們的國民黨軍已過來了，于是就高興得跳了起來。

但是，在這里守衛的兩個班戰士卻沒對他們心慈手軟，而是馬上就抓出去四十多個囂張分子進行了槍斃，余下的才老實了一些。

最后，他們也把這剩下的六十多個土豪劣紳，押進了金獅面的大森林里。

后來，這兩個班的戰士居然遭到了當地挨戶團的襲擊，所以不得不分兵阻擊。這樣，余下的那些土豪劣紳們，大多數都趁亂逃跑了。

后來，這些戰士終于同王佐的那個營會合了。

李燦和徐彥剛、張純清他們跳崖后，鉆進了深山巖洞，后來費了好一番周折，才和王佐他們會合。

當何長工所帶領的寧岡赤衛大隊和李燦、王佐他們在山上撤退下來的武裝力量會合后，馬上就擰成了一股繩，開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對駐扎井岡山的敵人進行打擊。

（7）

紅軍游擊隊以班為單位，經常出沒于森林峽谷、溪澗山巖之間，趁敵人不注意時，就突然給它一擊。

這應該歸功于他們熟悉地形，在敵人的眼皮底下串來串去，同時動作也很快，一有機會，就采取閃電般的行動。

比如摸進敵人駐扎的村莊，趁他們不備時采取突然襲擊，然后逃之夭夭。

除了突然襲擊，他們還東打一槍，西打一炮，就像麻雀一樣，不斷地變換著地點和方位。

由于他們的力量有限，所以采取的方針是，避開敵人的主力，打擊和消滅那些零散的，這在戰略上是以少勝多，在戰術上是以多勝少。

也就是說，對付三個一群，五個一伙的敵人時，他們用幾個班的兵力去對付。這樣，就取得了決勝的把握。

有時，他們還采取先選好地形埋伏起來，然后派人去引敵人上鉤，再采取包圍打擊。

也有采取先在山上找到一處死穴，然后在那里故意燒火冒煙。敵人看見煙霧，馬上出動來攻。可當他們走到冒煙的地方時，卻發現沒人，正在發愣，四面的槍聲卻響了。

對付駐扎的敵人，他們的辦法是不讓敵人有片刻的安寧。一到晚上，他們就開始出動，游擊隊、赤衛隊、暴動隊一起上。有的摸崗哨，有的捉散兵，嚇得敵人根本就不敢走出兵營。

這時，他們又有辦法了，那就是趁著黑夜去騷擾。在這種情況下，敵人不得不采取行動進行追擊。可等他們追了一段路后，卻發現前面的人不見了，身后卻打起槍來。

這樣，許多被騷擾過的兵營，下一次再也不敢來追了。

然后，他們又換了一種方式，趁著黑夜干脆就殺進敵營，待大隊敵人來救，卻又跑得無影無蹤。

有時，就是在大白天，他們也敢去騷擾敵人。在神不知鬼不覺中，他們在大隊敵人駐扎的山前山后突然放幾槍。這個結果，就是引來敵人“噼里啪啦”的槍聲，可是打到哪里去了？他們也不知道，只能是虛張聲勢而已。可自此以后，心神再也不寧，一聽見槍聲，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這一系列的小打小鬧，細算起來，使敵人的損失也不小。所以，就引來了他們的十幾個團進行搜山，結果在山上嚷了半天，累得精疲力竭，除了踩死幾棵小草，驚起幾只山雞，卻什么也沒撈著。

敵人拿他們，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8）

當袁文才回到寧岡時，已是三月中旬。那時，敵人也基本上撤走了。

在寧岡，他不敢去茅坪，因為他最怕見到的人，就是何長工。此時，何長工正帶著他原來的隊伍，如今叫寧岡縣赤衛大隊，同時何長工又是中共寧岡縣委書記，是井岡山此時黨內的最高負責人。所以怎么辦呢？他只有到茨坪去找王佐。

此時的王佐，在經過敵人“會剿”的血與火的考驗中，也逐漸成熟起來，或者說他已從一個匪氣十足的綠林中人逐漸轉變為一個有理性守紀律的無產階級戰士。

自從山上的國民黨軍全部撤走后，王佐除了給戰友們報仇，剩下的事情就是收集潰散的隊伍，準備重新建設這井岡山。

經過這一年多來的風云變幻，王佐已清楚地看到，只有共產黨是站在受苦人這邊為大家一心一意鬧翻身的，同時也堅決在懲除那些為富不仁的人。他們的英勇殺敵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使他非常的欽佩，于是就覺得跟著共產黨走并沒有錯，而是跟對了。

但三月份剛過上旬，或者說，農歷“二月二”龍抬頭的日子剛過，他卻突然發現袁文才站在茨坪他家的門口。

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馬上問道：“老庚，你怎么在這里？你們是不是又打回來了？”

袁文才一聽，把手擺了擺，小聲說道：“先讓我進屋，然后細細跟你說！”

進了屋里，袁文才把自己所看見的文件內容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包括在柏露會議上的過程也講了。

王佐聽后，卻不以為然，說道：“你是疑心太重了，他們真的要殺你和我，還用得著等到現在？這，你是多慮了！”

“那，共產黨的中央都這么定了，他們敢違抗？”袁文才反駁道。

“他們沒有殺我們，不是早就開始違抗了嗎？”這事反倒讓王佐來開導他了，“別人信不過，難道你還信不過毛委員？反正我估摸著，這事得毛委員說了算，其他人，可做不了主。”

“照你這么說，我跑回來算是多余的了？”袁文才賭氣地反問道。

王佐說：“不光是多余的，還惹下了麻煩。你想人家本來就沒打算要殺你，你這一跑，卻是在逼他們來殺你，這不是搞得本來沒有事反而弄出事情來了嗎？唉，你讓我怎么說你呢？你這一跑倒不打緊，還把我扯進去了！”

“這么說來，我可是害你了，那我走吧！”說完，袁文才起身就要走。

這時，王佐馬上說：“這到處都是眼睛，你往哪里去，現在你已在我這里來了，那就先住下吧，但不要讓太多的人知道你在這里，讓我好好想一下，看用個什么辦法來解開這個扣。”

就這樣，袁文才就在王佐家的地窖里躲了起來。但是自此以后，王佐就多了一塊心病。這么大一個活人躲在他家里，曾經的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副主席？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是報告上級好呢，還是不報告好呢？

按私情，他是不愿意去報告的，但作為公理，他知道，作為曾經的井岡山防務委員會主任，能不去報告嗎？不過，如果他去報告，袁文才肯定會認為這是在出賣他。所以，王佐一下也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經過前思后想，王佐覺得，要解開這個扣，首先得解開他們之間的誤會，于是他抽了一個時間，專門對藏在地窖里的袁文才進行開導。他說：“老庚呀，這個事，我想來想去，覺得你主動去認個錯，可能要好些。你想，你這么大一個活人，一直就這么藏著，也不是個事。所以，我想你最好是主動去茅坪找一下何黨代表，他現在是我們這里的黨組織最高負責人，把問題向他說清楚，也就沒事了。”

袁文才聽后，覺得王佐說的也有道理，但是自己已經走錯了，昔日堂堂正正的政府副主席，今天卻要主動去向曾經的下屬承認錯誤，這面子上好像也掛不住，所以就一言不發。

王佐看他面有難色，這才說道：“你不好去說，那我去幫你說，你看行不行？”

袁文才一聽，終于點了點頭，說道：“唉，看來只有這樣了！”

（9）

袁文才被王佐說服，決定先由王佐去向組織上匯報他私自回來的事。然后，該如何處置他，只好聽天由命了。

為此，王佐特意去了一趟茅坪。

在昔日袁文才的議事大廳，步云山腳下的白云寺里，何長工聽了王佐的匯報后，先是一愣，后來也感嘆道：“我們黨現在還很年輕，許多事沒經歷過，所以只能從共產國際那里去照搬蘇聯的經驗，這樣定出來的一些政策就難免與實際存在距離，所以袁文才的顧慮不是沒道理，但他不應該私自脫隊呀，這不是雪上加霜，更讓自己被動了嗎？你回去對他說，讓他親自來一趟，我要同他面談！”

“他不敢來。”王佐說，“覺得把事情搞糟了，沒臉見人！”

何長工聽后猶豫了片刻，然后說：“對袁文才同志的革命精神，黨組織還是認可的，對他個人的品格，還是信得過的。他不好意思來，那我就上山去找他談。不過，縣委還得召開一個會議，專門討論一下這件事。”

就這樣，在第二天，何長工就親自來到茨坪王佐的家，同袁文才見了面。

袁文才見到何長工后，第一句話就是：“何黨代表，你是最了解我們的，當土匪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但我們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

何長工說：“這個，我知道！”

袁文才繼續說：“在沒遇到你們之前，我和老庚還參加了安福暴動和在永新監獄救出賀敏學他們這些共產黨員，我還在他們介紹下也參加了黨。怎么那個中央文件上說，連我們這些人也要一個不留地殺呢？如果真是那樣，以后誰還敢參加革命呢？”

何長工聽了他的話，覺得也有道理，于是說道：“你不要激動，這個文件不是我定的，也不是毛委員定的，這是來自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大’文件。關于你提出的這些問題，目前我還沒有這個能力回答。但是有一點你得清楚，我們井岡山的黨組織，是信任你和王佐同志的，這一點不容懷疑。今天我來，不是跟你討論文件上的事，而是對你私自脫隊回來這件事，要做一個交代。作為一名黨員，你是不該犯這個錯誤的，現在既然犯了，就要勇敢承認錯誤，爭取改正，這才是好同志。同時，你也不能老是這么躲著，這也不是長遠之計呀，你應該放下思想包袱，繼續為黨工作呀，你說是不是？”

袁文才聽后，不住地點著頭，并說道：“那是應該的 ，應該的！以后，黨組織還會相信我嗎？”

何長工肯定地說：“只要你大膽地承認錯誤，我就能爭取更多的同志對你艱難處境的理解和同情，然后他們才能對你所犯的錯誤寬大處理。這樣你就和以前一樣，依然能得到信任和支持。”

袁文才聽了后，心里懸著的石頭終于落了地，然后說道：“何黨代表，我承認自己有錯，不該擅自離隊。我誠懇接受組織上對我進行處罰。”

何長工一聽，高興地拉著他的手說：“我知道你會覺悟過來的。我來之前，還專門為你開過一次會，經研究決定，只要你認識到自己錯了，我們還會信任你，讓你擔任中共寧岡縣委常委。”

袁文才聽后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他說：“請你寫信轉告毛委員和紅四軍前委，就說我袁文才對不住他們，對不住黨對我的栽培，以后，我就決心在這井岡山干一輩子革命了！”

(10)

彭德懷帶著紅五軍八百多人，終于又回到了井岡山。待到達茨坪的時候，已是五月二日了。

去年這幾天，在井岡山下的礱市可熱鬧了，為慶祝“朱毛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大家就像過年一樣，小小的礱市簡直是門庭若市，車水馬龍。

可是今年呢，卻蕭條得令人吃驚，路上的行人幾乎已看不見，田里的莊稼幾乎也沒人種。特別是在茨坪山上，井岡山軍民在國民黨湘贛兩省軍隊的聯合進攻下，房子被燒，許多人被殺，所以現在即使是在明媚的陽光下，卻也顯得異常的陰冷。

此時的井岡山，就像一個大病未愈的人，在經歷了病魔的襲擊后，還在痛苦中掙扎。

想起昔日在井岡山保衛戰中軍民紅紅火火眾志成城的場面，而如今卻很難在山道上發現有人在行走，真讓彭德懷和滕代遠他們傷感唏噓。

原來，經過他們一路的走村串戶，所看到的卻是一系列的觸目驚心。

首先，到處都是被國民黨軍燒焦過的房屋，地里的莊稼已無人種，地也全部荒蕪。村中的百姓稀稀落落，大都衣不蔽體，而且在田間地角挖著野菜。

如果遇到往年，這也是該給禾苗鋤草的時候了，可是經過了這一場浩劫后，家家戶戶都揭不開鍋，哪里還有種子去種莊稼？

為了能在野菜里放點糧食星子，有的人還不惜費神在被燒焦的宅基地上去尋找還沒有燒盡的糧食顆粒，然后把外面那層黑色的糊皮小心地揉下，最后和野菜一起放進禍里混煮。

看到這令人震驚的一幕，彭德懷和滕代遠決定，馬上對井岡山上的群眾實行救濟。

目前山上的人已不足兩千，按兩千人計算，平均每個人一塊大洋，就需兩千元。

彭德懷決定，這筆錢就在軍費里出，至于部隊要受到影響，那就忍一下吧，救人要緊！

在茨坪那個通往小井的木橋旁，紅五軍軍需處的戰士們，挑來了一筐銀元，然后對過路的群眾進行登記發錢，對損失最慘重的小井和大井村，每人發兩塊銀元。

一聽說紅五軍回來了，王佐帶著他的隊伍來會合。

從王佐那里，彭德懷、滕代遠已了解到，中共湘贛特委在一個月前已經在工作了，特委書記鄧乾元從酃縣那邊回來了，特委的工作依然在他的主持下，正在施行各種恢復政策。

原來，就在彭德懷他們撤退的那天，邊界特委也接到了撤退的通知，但這個通知是紅五軍要轉移到外線去作戰，而井岡山只有在特委的領導下繼續在此堅持斗爭。

但是作為特委的這幾個領導，只有做到趕快把支援前線的群眾按各縣的序列進行疏散，以免遭到敵人屠戮。他們在開了一個短會后，馬上就開始了行動。

此時，許多人聽說紅五軍是往荊竹山方向去了，他們也跟著追去，結果在荊竹山，終于追上了彭德懷的隊伍。

當然，后來的結果是，突出去的人很少，而大部分人除了被敵人沖散的，剩下的都躲進了荊竹山里。而此時的特委書記鄧乾元，卻在混亂中跟著酃縣赤衛大隊走了，這樣他也就到了酃縣。

（11）

在荊竹山里，那個從湘南來的最小的姑娘彭儒，終于找到了他的丈夫陳正人。當時，陳正人是特委副書記，彭儒是特委的婦女干部。鄧乾元離開井岡山后，特委只有三個人還在荊竹山，他們是副書記陳正人和委員王佐農，此外就是彭儒。

原來彭儒是在朱砂沖哨口進行支前動員工作的，在敵人強兵壓境時，她也只好隨王佐的部隊撤離到下莊一帶。

那時彭儒已有了身孕，和那個段子英的情況是差不多的，都是為了和丈夫在一起，才被留了下來。

在荊竹山的老林子里，陳正人夫婦堅持了四十多天。有時實在受不了了，就只得硬著頭皮去老百姓家找點吃的。

記得有一次，陳正人找到一個年輕后生，請他帶路，去尋找可靠的干部。在白雪皚皚的山坳里，他們找到了荊竹山的鄉蘇維埃政府主席劉苗。

劉苗把他們領到一位老太太的家里。老太太看著彭儒充滿稚氣的小臉，心疼地抓著她已經被凍紅了的手，像愛撫自己的孩子一樣，把積攢下來的一小缸豆子全部炒給了他們，同時還摸出一點珍藏著的食鹽，泡了一小碗鹽開水給他們喝。

對于許久沒有嘗過鹽味的人來說，這點鹽開水是多么珍貴啊！所以，當彭儒端著它時，卻半天喝不下去……

她為這位老太太的無私奉獻感動了，淚水一滴滴地流了出來，并掉進了碗里。她想，井岡山的群眾正處在嚴寒和饑餓之中，卻依然把共產黨的干部當著最親的人而無私奉獻，將來我們該怎么去報答他們呢？

此時，夫妻雙雙只有給老太太跪下，向她發誓說：“老媽媽，你的恩情我們永遠忘不了，我們的革命就是為了你們能過上好日子，可是現在卻讓這個國民黨把我們逼到了這種地步，我們是絕不會饒過他們的，我們必須要和他們斗爭到底！”

陳正人他們，在天寒地凍的深山老林，取暖倒是不愁，可以烤火。但大白天不能燒火冒煙，就趁著晚上大燒一氣，然后存著白天取暖。但是，光烤火沒有用，還得吃飯，這個問題就不好解決了。

當時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沒吃的。有時，大家都餓得發慌，眼睛發黑，腿發軟，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力氣，連站起來都費勁。

井岡山上房子被敵人燒毀，糧食幾乎都被搶走。敵人天天搜山，到處燒殺，據統計，大井村被燒了四次，小井村被燒了十三次，情況是相當的糟糕。

為了找到一點糧食，他們只能利用天快黑的時候到被燒過的村子宅基地上去找，哪怕是偶爾能看見一粒被燒焦的谷子，也是一種驚喜。

一旦有了這些被燒焦的糧食，就小心翼翼地搓下那焦黑的表面，然后摻和著野菜或竹筍熬成湯喝。

就這樣，他們全靠這些東西勉強充饑，一直堅持了二十多天。

但更困難的是，找不到食鹽。所以，吃下去的野菜也不舒服，時間久了胃里難受。

彭儒有身孕，身體很虛弱，但她堅持每天給游擊隊員們燒開水、煮野菜和燒焦的米心混合成的稀飯。

白天，陳正人帶著游擊隊與敵人在山澗小道、密林深處周旋。晚上，他們就用杉樹皮當墊被，蓋著一床破了十幾個洞的棉花套，待后半夜篝火熄滅時，又冷得難以入眠。

終于有一天，擔任中共寧岡縣委書記兼赤衛大隊隊長的何長工聽說陳正人等同志在荊竹山里堅持斗爭，便派人上山來找到了他們。

兩處會師后，他們就在永新縣的九隴山去召開了一次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湘贛邊界臨時特委，以朱昌偕、何長工、陳正人等為常委，朱昌偕為書記，陳正人兼任秘書長，繼續領導湘贛邊界的工農群眾開展游擊戰爭。

直到四月以來，特委書記鄧乾元才從酃縣那邊回來，先與陳正人、朱昌偕、宛希先等取得了聯系，然后準備再召開一次特委擴大會議，恢復特委的工作，同時還準備以王佐的第三十二團第二營為基礎，組建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由王佐任團長。

四月十三日，他們收到了紅四軍前委的來信，信中詳細介紹了東固建立秘密根據地的經驗，對他們恢復井岡山根據地起到了推動作用。

（12）

一九二九年五月上旬，當彭德懷、滕代遠帶領的紅五軍奉紅四軍前委的命令重返井岡山后，在茨坪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帶著王佐來到了礱市。他們會見了在井岡山堅持斗爭的邊界特委及紅軍游擊隊各路領導。

這時，彭德懷才知道，李燦、張純清那個第一大隊除了犧牲二十幾個人，絕大多數都還在，這令他是既驚訝又欣慰，但是守八面山的彭寶才第十大隊卻杳無音訊，這讓他感到情況不妙，也許他們真的是全軍覆沒了。

但是，若干年后，這個謎底才被揭穿，當彭德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居然見到了彭寶才大隊的黨代表李克如，那時彭寶才早已犧牲。

原來，敵軍在偷襲黃洋界后，依然從背后夾擊彭寶才的第十大隊。他們在兩面受敵的情況下只好撤退，可從小井這邊到茨坪的吊橋也被砍斷，只好往中井、大井這個方向向荊竹山轉移，這樣就去了酃縣，后來又轉戰到衡陽以東去了。

他們一直沒有回來的原因，據李克如對彭德懷說，那是彭寶才對井岡山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回來了。他要帶著隊伍回到他的家鄉衡陽、寶慶一帶去打游擊。

在礱市那個著名的龍江書院，大家經過座談，覺得要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首要的問題，還是得先恢復地方黨組織。

據鄧乾元的調查統計，目前只有永新的九隴山區黨組織還算完整，因為那里背靠茶陵，不是敵軍進攻的重點。

其他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被破壞。

蓮花和寧岡大體都差不多，有堅持公開活動的，也有轉入地下活動的。

地方黨組織，有的被搞垮了，有的轉入了非公開狀態。至于下面的黨員，許多都停止了活動，有的縣級或區級的干部，還有人叛變投敵的。

敵人在“會剿”期間，還抓走的一些群眾和干部，據說被關押在酃縣和汝城一帶。

經過特委的調查和了解，在井岡山地區，目前存在的最大困難是生活必需品奇缺，特別是食鹽、藥材和布匹等。

所以，針對這種現狀，要恢復根據地建設，首先第一步是，召開一個軍隊與地方共同參加的聯席會議，看如何運用“共同協作”來解決眼前的緊要問題。

五月十日，在特委書記鄧乾元的主持下，中共湘贛特委在寧岡縣的古城，召開了有紅五軍軍委參加的邊界特委第四次執委擴大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特委作出了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決定，同時還決定把原來以寧岡為中心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逐漸轉移到以永新為中心去分散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等重要決定，為以后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展為湘贛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在這次會議上，他們開始設想如何恢復邊界的問題，制定出新的游擊政綱，劃分了新的游擊區域，并重新安排了各項工作。

邊界特委還決定，正式恢復紅五軍建制，把李燦的第一大隊并入第四縱隊，由李燦任縱隊長，張純清任黨代表，賀國中任第五縱隊縱隊長，彭遨任黨代表，而王佐的原三十二團第二營和何長工的赤衛大隊合編為第六縱隊，由王佐任縱隊長，何長工為黨代表，統一由彭德懷、滕代遠組成的紅五軍軍委指揮。

之后，為解決軍需問題，紅五軍向酃縣、桂東一帶出擊，把被關押在那里的井岡山革命群眾和干部解救了出來。

接著，一直游擊到廣東的石城、南雄一帶，獲得了大量的軍用物資。

而新當選的中共湘贛邊界的特委委員們，則在各縣進行了恢復和整頓，先后在永新、蓮花、寧岡、酃縣、遂州、茶陵等縣成立了縣委和臨時縣委，黨員人數也從原來的兩千人發展到五千多人，還先后恢復了井岡山、九隴山兩個重要的軍事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