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背景
沈從文的不少小說都采用反復敘事的方法，注重共時感的營造勝過對時間流逝的摹。
這種敘事模式在淡化時間線索同時，又往往導致空間的重要性凸顯，顯示出敘事的空間化特征。
特別是在那些以湘西為背景的小說中，這種方法實際上造成了某種自然化和田園詩化的效果，將事實上變動不居的湘西世界建構為天長地久的烏托邦幻景。
本文主要想討論的一篇小說《逃的前一天》也屬于缺乏情節推進、注重空間而非時間的一類。
在這篇小說里，作者會從一開始制造并保持某個期待或懸念，而小說結尾卻帶來期待和懸念的落空。雖然它也多少呈現為一種意外，但本質上是作為一種緊張感的消除而出現，顯示了主人公想要打破“常態”而最終失敗的結局。結尾的壓抑，是無數次反復的再次復現，造成了“傳奇不奇”的意味。
主要梗概
本文討論的小說，寫作和發表時間集中在1929年，這是沈從文的寫作技藝從不甚成熟漸漸走向成熟的階段。
在《逃的前一天》里，成標生的厭棄情緒和出逃熱情的回落，開啟了主體的自我發現。“壓抑”的效果在于，小說缺乏從根本上造成改變的行動，然而人物的內心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主體正是由于相對被動和消極的態度，而能夠將外部的遭際轉化進自身的心境和氣質之中，達成新的自我啟悟。
淺析和具體情節
《逃的前一天》寫于1929年4月，這篇小說應該是結合了1919年隨部隊住在槐化鎮和1922年在湘西巡防軍統領部任司書的兩段經歷。小說主人公成標生明顯帶有沈從文自己的影子，但這篇小說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
沈從文曾自述1928年后在創作上發生的變化：“一九二八年到學校教小說習作后，由于為同學作習題舉例，更需要試用各種不同表現方法，處理不同問題”。
對于軍隊生活中的種種事象，“我”顯得被動、冷漠而天真無知，例如以下這些表述：
我們有肉吃，用開差時從軍需處領下的洋磁小碗，舀湯喝，我們全到了張口大笑的時代了。我們是來為他們地方清鄉的，不殺人自然不成事體。
在這種麻木和不關痛癢背后，自然有隱含作者的反諷態度，湘西兵士的殘忍、無聊在不動聲色的描寫中凸現出來。
而在《逃的前一天》（以下也簡稱《逃》）中，
我們這半年來打槍的機會實在比擦槍機會還少。我們所領來的槍械好像只是為擦得發亮一件事。看到一群狗在戲臺下打仗，幾個兵在太陽下用繩索包了布片，通過來復槍的彈道，拖來拖去，他覺到人與狗同樣的無聊。
《逃》則充滿了富有邏輯關系、滲透情感判斷的多層次句法；在描述的同時，又包含了議論，又透露了主人公對所處環境的批判、憐憫和厭憎。這樣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敘述者有意識的設計。而第三人稱視角的《逃》流露出更多的溫情，將反復發生過的事情敘述一次，是典型的反復敘事。
在“一天”這個時間單位里，時間沒有發生重復；顯示出重復的是，成標生的許多個相似的日子都被壓縮進空間里。在他力圖打發掉這一個白天的過程中，敘事正是圍繞空間的推移展開的。空間展示出了它的作用，即“在千萬個小洞里保存著壓縮的時間”。
在兵士們相對固定的活動范圍里，單調、缺少變化的時間被成標生所熟悉的各個地點標示出來。
小說里，主人公的移動路徑是：廟廊下—廟后松樹下—書記處（戲臺上）—洗衣處—廟前大街（南食店雜貨店酒店鋪柜）—溪邊—老磨坊。這些地點及各處的景觀，本來應該是并置的，卻被敘述人根據時間的推移順序而串聯起來，成標生的心緒，也在這移步換景的觀摩中發生細小的變化。
在敘事的線性推移中，反復出現的是關于時間和天氣的表述：
如對太陽和陽光的描寫，以及出現三次的“天氣還早”這一判斷。在又光明又暖和的太陽下面，主人公漸漸感到“抑郁”、“不安”。雖然他為這些人麻木沉淪的生活方式感到“難受”，甚至也在這些“幾年也從不變更過生活”的人面前，因為自己“有著一種計劃”而產生優越感，但他不禁發現，他內心底并不想與這些東西告別，特別是當他再次遇到老磨坊的女主人時，老婦的慈愛和關心讓他感到憂愁。
這樣的情感態度，多少也與沈從文自己的心境相關。
在軍隊中，沈從文經常目睹官兵們吸鴉片煙的習慣，在保靖，他看到“書記處約六十個職員，就有將近四十盞鴉片煙燈”。對于無事可做，只能打架的同伴，他也只能像成標生那樣抱著“苦笑”或“不自然的笑”。
但是經歷了北京、上海的都市體驗之后，作者在對湘西的回憶中，自然顯出兩面性：一方面是對無序、墮落狀態的痛心，另一方面是對人情社會的懷念。
《逃》里的敘述人則像是從回憶的角度看待“他”在那一天里的心境。
由于敘述者外在于人物，便與被述故事產生了審視和靜觀的距離感。往日，這些被成標生“疏忽過去”的人和事，似乎突然在“逃的前一天”獲得了意義：這一天，他正是帶著一種拉遠了的心理距離，陌生化地來觀看這一切的，并產生了強烈的依戀。《逃》的敘述人時時暴露出主人公成標生對外界做出的敏感反應和評判。
事實上，在沈從文小說中，軍隊總是和男性主體的發現、成熟密切相關。
柄谷行人曾指出：“工場即學校，軍隊亦學校”，軍隊是現代國家造就‘人’的教育裝置的一部分。
《哨兵》里，沈從文記敘了怕鬼的小兵在深夜獨自守衛時的心理活動，故事雖略顯幼稚，但仍反映了個體在軍隊中接受的孤獨的試煉。
《一個體面的軍人》和《都市一婦人》講述了年青英俊的軍官如何在美麗年長的婦人面前由羞澀轉而陷入戀愛，它們也顯示出，進入軍旅生活與獲得“男子氣概”和性經驗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關聯。
而在《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里，敘述人展示了號兵和“我”求而不得的戀愛，以及這個愛情故事恐怖奇詭的結局，其中也隱隱包含著士兵們對社會層級的領悟。
在不斷移徙而充滿流動性，又因眾人結成相對穩固的共同體的軍隊集體中，主體往往能獲得更多的對人事的認識而加速成長。
因此《逃》的結尾并不讓人感到突兀。第二天成標生是否逃走，作者并沒有給出說明；但整個小說的敘事過程，可以看成是不斷渲染的緊張情緒漸漸化解，直至平息。
當主人公微笑著承認自己的“懦弱”，他實際上是完成了某種對自我的確認——盡管孤立和寂寞，然而他也“需要幫助或一種鼓勵才能生活”。他似乎是第一次清醒認識到，自己需要在共同體生活中獲得激勵和陪伴，并通過人際關系與現實建立聯系。這也同樣是一種理性的覺知。
小說的最后一部分都是以抒情詩的筆調寫就的：“正如屬于北方特有的嚴冬白雪的瑰麗，是南國鄉鎮季春的薄暮”，以及對大地上的煙靄、天邊銀紅淺藍顏色的描繪，這些文字幾乎溶化了之前積蓄的緊張感和壓迫感；
通過“他能想到的……他知道……他知道……”這樣的句式，敘述人以成標生的思緒和意識勾連起各個地點，形成一個廣袤的共時的空間，在那里，熟悉的人重復著熟悉的舉動（兵士們吃狗肉、火夫燒火、書記官講故事、老婦人淘米煮飯），正是這些瑣細而溫暖的動作以日常的節律，牽制了突發事件的發生。田園詩式的圖景再次出現了。
至少是在這片刻，成標生回到了平常的時間中去，不再傾心于線性時間中的未來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