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貴州有一起判決在醫學院校引起了震動。

貴州省遵義醫學院在一起醫療糾紛中被判決賠償三十萬元，在這起醫療糾紛中，醫院無醫療過失，因為該醫生系在讀研究生，有醫師資格，但沒有在該地注冊，所以被法院判定他違反《執業醫師法》，在官司中敗訴。

醫師有執業資格，沒有注冊執業醫師執照，確實違法。眾所周知，那些讀臨床醫學碩士的研究生，以臨床實習為主，他們多已獲得執業醫師資格，全國性的醫學院校招生來自全國各地，歷來研究生都是招來就進入臨床，很少有人問津這類事情。遵義醫學院的這起判決如一聲驚雷，一石激起千層浪，所有醫學院校馬上戰戰兢兢，紛紛要求在讀的研究生辦理這個手續。

但因為手續太過繁瑣，大部分研究生們，尤其是那些跨省就讀于外地的研究生們幾乎都拒絕辦理這個手續。所以，現在在那些大型醫學院、醫科大學的在讀研究生管床醫師，很多實際上都是在違法行醫。

這些注冊禁錮規定，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醫院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才隊伍建設的穩定。但是也帶來了一個極大的副作用，不僅使醫學院校培養人才會遭遇瓶頸，而且更會限制了醫學人才的流動。 在現代信息社會，高科技的時代，限制人才流動的結果就是導致效率低下，創造力低下，使我國醫療水平始終持續在低水平徘徊，醫療科研總是低水平的重復，醫療科技資源被大量的浪費。 曾經在2004年，有一個超聲醫生去長沙開會，列車上遇到一個小伙鼻衄。

在列車長進行求助時，他出手對小伙進行了填塞、冷敷。后來他把這次救人經歷發到論壇上，不料遭到同行強烈質疑。 首先雖然他是有執業醫師，但是屬于跨省行醫，執業醫師法規定是醫師必須在注冊的地點方可行醫；其次跨了專業范圍行醫，因為他是超聲醫生；另外，那小伙僅僅是鼻衄，病情并不嚴重，雖然法律對緊急救援網開一面，但只有在病情危重的情況下才能緊急行醫，才屬于緊急救援，怎么才算病情危重呢？醫學判定只有等到這個病人的血流到危及生命的時候才符合，也就是說至少要到病人流了全身20％的血才能處理，才算緊急救援。所以，毫無疑問他的這次醫療行為屬于違法行為。

其實，在中國做好人并不難，但是要做個合法的好人，并不那么簡單。畢竟，道德高尚和違法成本比起來，一文不值。 在中國，很多事情就是這么奇怪，又要馬兒跑，又不給馬兒吃草。即要醫者仁心，救死扶傷，懸壺濟世，又不能違規超范圍執業。 一直以來，就有人不停呼吁，如何解決醫生異地院外救人和大醫院專家“走穴”的問題，因為那些都是違法行醫，但是效果不顯，和者寡鮮。

在西方社會，醫療人員流動性很強，其實它們也都是法制社會，一樣要有醫師執照，有一定的執業地點才能合法行醫，而且執法更嚴格，可為什么他們能夠做到流動性很強呢？因為允許醫師多點注冊。 而在中國，一方面是公立醫院壟斷大量的醫療資源，通過這些繁瑣的手續來限制醫療人才的流動與交流；另一方面，是人們滿腹牢騷的抱怨“看病難，看病貴”。 正是這些被忽視的法律角落，

2019年2月20日下午，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托中國醫師協會，在北京召開《執業醫師法》修訂意見。 其中，中國醫協的法務部權重人士提出了“業必入會”的深圳模式。

2016年12月28日，作為全國改革領頭羊的深圳，發布了《關于將我市醫師執業注冊和備案職責移交深圳市醫師協會的通告》，自2017年1月1日起，需要辦理醫師執業注冊和備案的醫療機構和醫師，不需向衛生行政部門申請，而是向深圳市醫師協會申請。 之所以這么做，是將衛生行政部門的部分具體事務交給行業協會進行自律管理，推進行政部門簡政放權，打造“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職能轉變。

在國際上，行業均入會管理。實行行業組織注冊的國家，均要求醫師加入行業協會。深圳的這一舉措是借鑒了律師、注冊會計師“業必歸會”的制度。 深圳市衛生行政部門通過購買服務、委托等方式，依法將部分事項交由醫師協會承擔。醫療機構和醫師必須加入深圳市醫師協會，并授權深圳市醫師協會履行組織實施醫師資格考試，醫師執業注冊和備案，醫師定期考核，對會員違反職業道德規范和執業準則的行為予以懲戒等法定職責，從而加強行業自律管理。 而對于《醫師法》的修訂，大多數業內網友歷來更關注的都是《醫師法》中的關于執業醫師注冊的條款。普遍認為應該修訂與駕駛執照類似，全國通用。

對于這一點，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一本關于弗洛伊德的傳記小說《心靈的激情》里面的一個情節。里面說弗洛伊德在一百多年前的奧地利，就可以在自己的醫院上班之余，去一家朋友開的慈善醫院免費服務。 而在中國，到今天，醫生們即便有這種奉獻的愛心，也沒處去服務去奉獻，因為頭上戴了一個緊箍咒《醫師法》，如果你這樣做，你在愛的同時，你也在違法。 所以，對于《醫師法》的修訂，我認為最重要的一筆就是要保護醫師的理想抱負和道德仁心，讓踐行天職的白衣天使，不能成為白衣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