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或存《九型諸子》之諸子教我的事
《墨子·公輸》記載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
公輸般為楚造云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于齊，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公輸般。
墨子此行救宋國，跟他自身沒有任何利益關系，純粹出于他的非攻理念。因《墨子·公輸》文末寫道：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于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眾人知之。”
墨子為什么要做這樣看起來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由《墨子·貴義》的一則對話可見：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義”對于墨子來說，是個重要的概念。《墨子·經上》如是說：
義，利也。
“利”是“兼相愛，交相利”的“利”，《墨子·尚同上》說：
有余力以相勞，有余財以相分。
梁啟超《墨子學案》說：“這兩句話墨子書中講得最多。（《天志篇》《辭過篇》《兼愛篇》皆有）其實只是‘交相利’三個字的解釋。”
為什么墨家要講求“兼相愛，交相利”呢？因為只是“仁愛”并不夠，而要做到“兼愛”；有余力、余財，不應就此休息，而要繼續為大家分擔、分享。墨子的這種學說，本質上應是出于對“怠惰”的反對。比如“非命”的主張，在《史記·周本紀》中商紂王面對諫言時說“不有天命乎”，最終亡國，這在《墨子·非命》中就是被批判的對象，而文中羅列說：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卿大夫之所以……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今也農夫之所以……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今也婦人之所以……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如果說墨家反對“怠惰”，那么他們提倡的，則是“正確行動”。比如“非攻”就是一種“正確行動”，因為戰爭“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纴，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墨子·非攻下》）。墨家的學說和“義”“利”掛鉤，而這兩者要克服“怠惰”來達到，而“正確行動”也源于此。比如“非樂”的主張如今看來有點莫名其妙，其根源不過在于反對“怠惰”而已。
“節用”“節葬”的主張，即是反“怠惰”而形成的“正確行動”。至于墨家“天志”的主張，則在于為“正確行動”提供了一個假想的終極來源。縱觀墨家學說，基本都具備這兩點意識。
墨家是極注重“正確行動”的，所以梁啟超說：“論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實行家，不唯在中國無人能比，求諸全世界也是少見。”而墨子的“實行”，是以“義”“利”為導向的行動。
墨家教我的事，在于從對安于現狀的克服，到知行合一的實行，這就是從怠惰到正確行動。
文/似或存《九型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