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歲那年的爆竹聲是嵌在骨頭里的。父親攥著我的手腕逆著人潮往供銷社后頭擠，西北風裹著硫磺味直往鼻孔里鉆。高臺搭得搖搖欲墜，紅綢子裹著竹竿在風里獵獵作響，忽見臺口轉出個花臉將軍，金甲映著殘雪晃得人睜不開眼——"哇呀呀"一聲吼，驚得我踩掉了新棉鞋。
戲班子總在正月初三來，老掌柜喚他們作"忠義班"。黑臉包公鍘陳世美時，父親總要摸出包金絲猴煙，分給蹲在臺腳敲梆子的老樂師。銅鍘落下那刻，臺板震顫著抖落陳年木屑，臺下裹著羊皮襖的漢子們跺腳喝彩，震得我耳膜嗡嗡作響。那時總以為戲臺是永不會褪色的朱漆，角兒們臉上的油彩能抗住百代風霜。
再后來在縣電影院看《三滴血》，膠片里小生甩著水袖轉圈，倒比活人還活泛。放映機沙沙響著，銀幕上的李遇春唱"祖籍陜西韓城縣"，忽然和記憶中某位白面小生重疊——那年戲臺坍塌半角，那角兒硬是踩著歪斜的臺板唱完《賣水》，胭脂汗順著勒頭帶往下淌。
去年臘月撞見戲報時，忠義班的字號竟還活著。劇場暖氣嘶嘶漏風，池座里散坐著裹棉猴的老漢，銀發映著臺上慘白的追光。包龍圖再唱"開鍘"時，鍘刀落得比舊時慢了半拍，倒顯出幾分慈悲。散場時瞥見臺側供著褪色的二郎神像，供果碟里摞著藥盒和降壓靈——原來忠義二字，原是要拿命來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