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再評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

道格拉斯·G.諾斯(Douglass North)

諾斯通過建立一個完整的分析制度及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揭示了***制度在經濟績效****中的作用，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由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約束以及它們的實施特征三個基本部分構成。制度是理解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相互關系對經濟增長(或停滯、衰退)影響的關鍵，制度變遷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

制度的概念和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礎

制度

人類社會的制度(institutions)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一點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由三個基本部分構成:“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約束(行為規范、慣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準則)以及它們的實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

基本方法論基礎

制度分析方法論基礎中的三個基石性問題,即人類合作、制度分析中的行為假定,以及人類交換中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問題。

制度變遷理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基礎———即人類行為理論和交易費用理論。

人類行為理論

在對新古典經濟學中人的最基本的行為假設———即在一個無制度存在的(institution-free)假設環境中作理性選擇———進行了一些討論后,諾斯主張,“我們必須深入分析人類行為的兩個具體方面:(1)動機;(2)對環境的辨識(deciphering)”。照諾斯看來,人類行為要遠比蘊涵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內部的個人效用的“理性最大化”來得復雜。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不僅有財富最大化行為,還有利他主義(altru-ism)和自我約束的行為,而這些不同動機會極大地改變人們實際選擇的社會結果。諾斯還認為,人們是通過某些先存的心智構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來處理信息和辨識環境的,因而這些現存的心智構念對制度的形成、維系和變遷,都有著重要影響。

諾斯深刻地指出,由于在人類的社會互動過程中每個人所擁有的有關他人行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個人在社會選擇中處理、組織以及在利用信息上均存在著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而“這種人的心智能力與辨識環境時的不確定性結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簡化處理過程的規則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則通過結構化(structuring)人們的互動,限制了行為人的選擇集合”。

結果,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長河中便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制度,并產生了人類社會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和鎖入(lock-in)效應等等。

“路徑依賴”,簡單地解釋就是“從過去衍生而來的制度和信念影響目前的選擇”。

在談到交易費用范式在制度研究中的意義時,諾斯認為,由于人們在市場交換和社會交往中的信息不完全,因而人類總是存在于各種各樣的“insti-tutional matrix”（制度矩陣）之中,或者換句話說———人類不是生活在一個“制度缺失”的世界之中,那么,按照科斯(Ronald Coase)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理論,制度問題就極其重要了。諾斯明確指出:“我的制度理論是建立在一個有關人類行為的理論與一個交易費用的理論相結合的基礎之上的。當我們將這二者結合在一起時,就能理解諸種制度何以會存在,以及它們在社會運行中發揮了何種作用。”

制度的三個基本構成

人類制度的三個基本構成部分,即正式規則、非正式約束以及二者的實施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諾斯在這本書中是先從“非正式約束”來開始他所理解的制度構成的理論剖析的。為什么研究制度問題要從分析非正式約束開始?對此,諾斯給出了他自己的理由:即使在像當代西方國家這樣法治比較健全的發達經濟體中,正式規則也只是型塑人們社會選擇之約束的很小一部分(盡管非常重要),而人們社會交往和經濟交換中的非正式約束則普遍存在。諾斯還認為,在人類社會諸種文化傳統中所逐漸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約束,包括人們的行事準則(codes of conduct)、行為規范(norms of behavior)以及慣例(conventions)等,無論是在長期,還是在短期,都會在社會演化中對行為人的選擇集合產生重要影響。加之,由于從文化中衍生出來的非正式約束往往并不會對正式規則的變化作出即時反應,因而嵌套在這些非正式約束(nested in)中的文化則會在“制度的漸進演化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從而成為路徑依賴的根源”。

正式約束及其在經濟運行績效中的作用。按照諾斯的理解,“正式規則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這些不同層次的規則———從憲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體的內部章程,再到個人契約———界定了約束,從一般性規則直到特別的界定”。諾斯還認為,一般而言,政治規則決定經濟規則,或者換句話說,產權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契約一般是由政治決策過程所界定并實施的。當然,諾斯也認為,經濟利益結構也會對政治結構產生影響,因而他提出,“規則是來源于自利[選擇]的”,從而“規則的設計通常是將服從成本(compliance costs)考慮在內的”。根據這一思路,諾斯提出了一個正式規則的理性設計思路:規則制定者就像一個歧視性壟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那樣行事,他為不同的選民群體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與正義,并設計和保護產權;而作為回報,統治者將獲得稅收收入。

交易費用理論

在對非正式約束和正式規則進行了一些探討之后,諾斯專門探討了契約的實施問題。

在歷史演化中,制度變遷、契約以及經濟績效等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都取決于在多大程度上契約能夠低成本地得以實施。

既然在制度構成的三個主要部分中實施問題是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恰當地把握實施問題并給予令人信服的解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諾斯特別介紹了在20世紀80年代博弈論制度分析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并提出,在參與社會博弈各方的信息不完全且在非重復博弈的情況下,“那些能使人們在非個人化交換(impersonal exchange)條件下從貿易中獲取收益的復雜契約,必須伴隨著某種形式的第三方實施”。在看到這一點后,諾斯也同時認識到,盡管政治組織作為第三方且在其動用強制力量來監管與實施契約方面確實存在著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不過這里卻又暗藏著經濟發展的一個根本性的兩難困境: “如果說我們不能沒有國家(state),那么同樣,有國家也未必是件好事。”諾斯認為,這里面的要害問題在于,如何才能確保“國家像一個不偏不倚的第三方”那樣來行事。很顯然,這一論辯理論的一個邏輯結論自然是(盡管他沒有言明),沒有現代憲政民主(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政制,又如何能確保國家———或言政府的政治企業家———來公正無偏地作各種確保非個人化交換經濟效率的種種契約實施第三方的“enforcer”?按照政治學的基本原理,只有有了良序的現代憲政民主政制,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和司法程序才會正常工作。正是因為這一點,一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制度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法律制度在確保經濟運行的績效方面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正如諾斯所見,正是有了憲政形式的保障和支撐,在一些發達國家存在著有效率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統(包括完善的各類法律以及各種各樣的法律界人士,如律師、仲裁人和調解人等),從而人們一般才會相信影響人們之間經濟與社會糾紛處理結果的,是法律依據,而非私下的賄金。

只有像17世紀之后的英國那樣逐漸演化生成或構建起了某種合宜的憲政體制(constitutional forms),才能有效防止政治權力被政府粗暴地濫用,才能隨之建立起有效的法制和司法體系,從而確保存在大量非個人化交換的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各種復雜契約的實施。

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

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

這部分討論了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

制度變遷的主角及其型塑制度變遷方向的可能途徑

諾斯先是從討論經濟組織與種種制度約束之間的關系來開始探討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內在機理。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諾斯對組織(organization)與制度(institutions)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一直是:“組織及其企業家(entrepreneurs)是制度變遷的主角(agent),他們型塑了制度變遷的方向” ;“制度是社會博弈的規則,是人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如果說制度是社會博弈的規則,那組織就是社會博弈的玩者” 。由于把組織以及組織中的企業家視為制度變遷的主角,在“組織、學習與制度變遷”中,諾斯就深入分析了企業家、組織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并一再指出, “(政治的或經濟的)企業家會運用他們的才能或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來搜尋獲利的機會,估計成功的概率,用組織的資源來冒險,以獲取潛在收益”。諾斯還認為,是組織及其企業家通過學習和有目的的活動,來“型塑了制度變遷的方向”。

在其后的分析中,諾斯還分析了經濟組織的最大化行為型塑制度變遷方向的三個具體途徑:“(1)派生出了投資于各種知識的需求;(2)有組織的經濟活動、知識存量與制度框架之間的持續互動;(3)作為組織的最大化行為的副產品,非正式約束也會有漸進性的改變。”

制度變遷的內容

諾斯首先指出,制度變遷“通常由對構成制度框架的規則、規范和實施的復雜結構的邊際調整所組成”。

之所以如此,諾斯認為,這是因為正式規則與非正式約束之間常常存在著復雜的互動,且二者與它們的實施方式一起,型塑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指引著我們生活中的大部分塵世活動,也是制度的穩定性和持存的根源。

諾斯發現,“非正式約束的主要作用是修改、補充或擴展正式規則。因此,正式規則或其實施的變遷,將導致一個非均衡狀態的出現,因為構成穩定選擇理論的基礎的,是一個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約束以及各種實施在內的綜合因素”。可能正是基于對制度構成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內在關聯互動的這種認識,諾斯在1987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制度、交易費用與經濟增長”中,曾具體解釋說:“理解制度以及制度變遷之困境(dilemma)的關鍵,就在于人們能認識到,他們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構成行事準則和規則的東西是在長時期中逐漸演化而成的(will only gradually evolve over a lifetime)。

制度分析從根本上來說并不是研究博弈規則,而是研究個人對這些規則的反應。盡管這些規則可以即時改變(may change overnight),但個人對規則變化的反應卻是一個極其復雜和緩慢的適應過程。規則的變化要求規范、慣例和非正式準則的演進。”

盡管在正式規則、非正式約束以及二者的實施方式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內在互動從而制度本身就常常秉有一種內在的穩定性,但是,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制度本身確實是在不斷地演化變遷著。

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人類社會的種種制度不斷變化?諾斯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他的一個獨到的看法:“相對價格的根本性變化,乃是制度變遷的最重要來源”。為什么會如此?諾斯認為,相對價格的變化,不僅能改變“個人在人類互動中的激勵”,而且能改變人們的口味(tastes)和偏好,從而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心智構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并最終引致制度的變遷。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相對價格的變化才會最終導致制度變遷呢?諾斯認為,只有一種相對價格的變化能使交換的一方或雙方(不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感知到通過改變協定(agreement)或契約(contract)將能使一方甚至雙方的處境得到改善時,人們才有重新訂約、簽約的動力。然而,由于“契約是嵌套于規則的科層結構之中的,如果不能重構一套更高層面的規則(或違反一些行為規范),再協商或許就無法進行。在此情況下,有希望改進自身談判地位的一方就極有可能投入資源去重構更高層面的規則”。這樣一來,改變現存的制度安排就不可避免了。另外,諾斯還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除了一些戰爭、革命這些政府“非連續”的制度變革外,重大的制度變遷往往是通過無數次具體且微小的非正式約束的變化累積而成的:“這些微小變化在整體上構成了根本性的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的路徑

諾斯自己解釋道,他之所以關注制度變遷的路徑問題,是想回答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1)隨著時間的推移,是什么決定了社會、政治或經濟的演化的不同模式? (2)我們該如何解釋那些持續績差的經濟體的長期存在?根據是保羅·戴維(Paul David)的著名文章“克利俄7與鍵盤的經濟學”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 fQWERTY, 1985)和布萊恩·阿瑟(W. Brian Arthur,1988)的研究,諾斯認為,“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ce)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解釋變量,這即是說,一些微小的歷史事件可能導致某些制度產生并沿著某種路徑長期沿存下去。但是,諾斯也認識到,盡管決定社會與經濟演化之關鍵的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都常常會呈現出“路徑依賴”的特征,但是,無論是阿瑟的技術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故事,還是戴維的鍵盤經濟學,在被運用到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中時,均有其局限。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二人都沒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變遷的路徑的兩種力量,即“報酬遞增,以及以明顯的交易費用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場”。

諾斯還具體解釋道,在報酬遞增的情況下,制度是重要的,它將型塑經濟的長期演化路徑。然而,盡管存在著報酬遞增,但只要市場是競爭性的,甚至只要市場交易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費用的模型,那么,經濟增長的長期路徑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如果市場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饋又是斷斷續續的,并且在交易費用十分顯著的情況下,被不完美信息回饋與意識形態所修改了的行為人的主觀模型就將型塑制度變遷的路徑。這樣一來,不僅不同的路徑會出現,低績效的制度安排也會長期駐存,而且行為人由歷史過程得來的感知也將反過來型塑他們的選擇。講到這里,諾斯不無感慨地說:“在一個制度報酬遞增的動態世界里,行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來的是:以現有的心智構念(mental constructs)———觀念、理論和意識形態———來辨識復雜的環境是多么的困難!”通過將制度漸進性變遷的路徑依賴特征與持續成長或持續衰退經濟模式的長期駐存結合到一起來分析,諾斯得出了如下洞識:“發展路徑一旦被設定在一個特定的進程(course)上,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得自于歷史的主觀模型,就將強化這一進程。”

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

前面的內容表明,“制度在社會中具有更為基礎性的作用,它們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根本因素”。在對自己的制度及其制度變遷的理論闡釋作了一些總結性的評論之后,諾斯轉而對歐洲近代經濟史上兩個鮮明的國家實例進行了對比分析。諾斯發現,在歐洲近代歷史上,一個成功的例子是英國。在英國,相對價格的變化曾引發了政治與經濟體系的演進,導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憲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從而解決了財政危機,并于19世紀在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興起中成了領頭羊。另一個相反的例子則是西班牙。盡管西班牙的初始條件比英國更為優越,但是,其內部相對價格的變化所帶來的卻是無法解決的財政危機、破產、資產充公,以及無保障的財產制度,最后所導致的歷史結果是,西班牙經濟在長達三個多世紀中相對停滯了。是什么因素導致這兩個國家在近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徑?這一問題非常值得從制度經濟學和經濟社會史的理論角度進行反思。

接著,諾斯還列舉了在美洲近現代史上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處在北美大陸的美國的經濟社會演變歷史是以聯邦政制、政治制衡(checks andbalances)以及作為經濟運行的一個基礎性結構的私有產權制度為其特征的———這些基礎性制度結構鼓勵人們建立資本市場,并促進了經濟成長所必需的長期契約行為。反觀拉丁美洲近現代經濟史,人們會發現,這些國家一直保持著從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所繼承來的集權與官僚傳統,結果導致其經濟表現一直并不令人滿意(用諾斯的話說,“這套制度和組織既不能產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也不能維護政治與公民自由”,見North, 2005, p. 144)。結果,在南北美洲的近現代歷史上,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路徑,并在經濟表現和績效方面也產生了巨大的反差。為什么在人類近現代歷史上出現了這么鮮明的兩條社會演化路徑?其原因到底何在?諾斯發現,“在前者(指英國和后來的美國———引者注),一種促進非個人化交換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個人化交換是政治穩定以及獲取現代技術的潛在經濟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指西班牙和拉美國家———引者注),人情關系依然是許多政治與經濟交換的關鍵。產生這種人情關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帶來政治的穩定,也不能使現代技術的潛力得到持續的發揮”。在談到非個人化交換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時,諾斯還在后來的著作中一再強調:“英國的制度遺產為非個人化交換制度的生成(the development)創造了一個有利環境,而非個人化交換制度是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

根據對近代歷史上的這些經濟績效迥異的國家實例的對比分析,諾斯再一次強調他這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制度是理解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相互關系對經濟成長(或停滯、衰退)之影響的關鍵”。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觀點,諾斯還較為詳細地考察并分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上法律、契約制度與市場貿易發展之間的關系,從早期的部落之間的交換、北非的集市貿易(suq)、威尼斯的地中海貿易(Venetian Mediterranean)、位于歐洲中心地帶的香檳集市(Champagne fairs),到歐洲中世紀的遠程貿易,再到現代資本市場、金融和公司制度,以及其他復雜的非個人化的交換(interchange)形式的出現,等等。諾斯還分析了歐洲近代市場的發展與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互動關系。通過對歐洲歷史的分析研究,諾斯發現,“有些經濟體演化出了能促進第三方實施的發展的政治結構,還催生了象征著現代西方世界的復雜的制度結構。但即使是在西歐,也并不是所有的經濟體都以同樣的方式演化。有一些國家———如西班牙———就走入了死胡同,這是其政治-經濟政策所造成破產或抑制生產性制度創新的結果”。諾斯最后認為,正是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效應,使歐洲各國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條件的背景之下,經濟績效表現迥異,并使英國與西班牙走上了不同的歷史演化道路。

那么,為什么英國在近代史上的經濟績效表現會如此突出?在最后一章,諾斯再次強調指出,這主要是因為自13世紀初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到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時期的英國政治體系的根本性變革對英國的經濟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諾斯具體解釋道,光榮革命的結果是“… …議會的崇高地位、中央(議會的)控制財政事務、對皇權的限制、司法獨立(至少脫離王室而獨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應地建立起來了。這一系列變革的一個主要成果是增強了產權的保障”。結果,“產權保障以及公共與私人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導致了英國后來快速的經濟發展,還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終使英國雄霸世界”。在后來出版的《理解經濟變遷過程》一書中,諾斯又進一步從理論上總結道:“良序運作的市場需要政府,但并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這一點。必須存在一些限制政府攫掠市場的制度。因而,要解決這類發展問題,就需要設計一些政治制度,從而為良序運作的經濟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給奠定基礎,同時亦能限制政府及其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及其權威。”

這樣,通過對人類社會的制度概念及其構成以及制度變遷過程的思路清晰、邏輯嚴密、結構完美,且既有理論論證也有翔實史實材料印證的多視角、大范圍的分析,諾斯在這本不厚(只有十幾萬字)的“小冊子”中,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完整的制度分析及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