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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與徐繼畬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吁改制 ，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同治中興”期間，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名臣更是把科技現代化搞得有聲有色。

甲午海戰開戰之前，北洋艦隊海軍士兵們意氣風發、群情激昂，他們投戎從軍，加入了全中國最先進最現代化的軍隊，保家衛國成為大清海上的鋼鐵防線。

可是北洋艦隊高級將領都心有戚戚焉，他們太清楚腐爛朝野之下的北洋海軍面臨多嚴峻的現實，所以他們下定必死之決心，要以身殉國。

一場中日甲午戰爭，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軍打得幾乎全軍覆沒。

1895年2月，北洋艦隊幾艘殘艦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海軍提督丁汝昌與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預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

“丁提督你久經沙場、英明神武，你一定知道北洋艦隊戰敗的真正原因吧？我們日本三十年前怎么樣丁提督也應該很了解，但是我們勵精圖治，改換新政，現在的日本早就不是當初的日本。而大清呢？大清如果還是和現在一樣的政治制度，大清必敗，北洋必敗！”

收到這封勸降書，十天之后，丁汝昌就自殺了。

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于事 。

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 （1894 —1898 ）之間 ，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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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戊戌變法，必須講到兩個重要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

康有為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家中有四壁圖書，堂叔家還有座“二萬卷書樓”，古今典籍應有盡有。康有為本人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飽讀詩書，下筆成篇，熟知朝政時事。

但是這么一個神童，考秀才考了三次才中，考舉人六考六敗。沒想到時來運轉，中舉兩年后，連科及第，中了進士。所以這科舉制度好像確實不靠譜啊。

其實科舉制度也是有其套路所在的。秀才、舉人的考試主要是看文采和考試技巧，康同學確實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但是考前總不看考試寶典，不好好押題，有學問無文采，所以怎么都考不上。

到了會試，需要學問和真知灼見，所以康同學一舉拿下，雀屏中選。

康有為在科舉失利的那些年，師從大儒，熟讀詩書，精專儒佛道學，加上從南到北趕考求學，見多識廣。

日子久了，老康頗具盛名，遠近學子都慕名拜訪。這之中有個學生叫梁啟超。

梁啟超是12歲“進學”，17歲中舉的小神童。有一天梁舉人和康秀才從詩詞歌賦聊到人生哲學，學識淵博但是被科舉調戲得有點兒慘的康有為憤怒地指出，現在學的這些沒用的玩意兒簡直是垃圾。

梁神童雖然科舉學霸一路開掛，但是還是覺得老康說得有道理，于是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康秀才一看梁舉人都投到自己門下，那必須正式掛牌講學啊！這就是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干部養成所。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致有兩大類：“西學”和 “中學”。

康有為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閱讀。但是康有為不諳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

所以康有為關于“西學”的認知其實非常有限，但是很多知識已經是當時大多數人聞所未聞的了。

“中學”方面，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后，2000年來都是假的，直到今天才有康圣人來恢復圣教真義，所以康有為是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這就是他的江湖地位，也是他的驕傲甚至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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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被科舉虐得不輕，老康越想越覺得這些官場制度科舉取士統統都沒有道理，再加上他在香港、天津等租界的見聞，增強了他要改革開放的信心，于是老康投書向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討論國事。

不知道是權貴“愛才”、“禮賢下士”的追求，還是風水布局星座運勢不錯，康有為在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后，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翁同龢，“父子宰相 ，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之后，“狀元及第”，名副其實的學霸學神，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當朝宰相，與李鴻章平分朝政。

抱上這樣一條大腿，康有為的名聲也越來越響，膽子越來越大，一不做二不休開始向皇上上書。

給皇帝上書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誰知道會不會觸犯龍顏？所以翁同龢也沒敢遞交，但是這篇借“天有異象”勸皇上變法維新的大字報依然轟動朝野，康有為水漲船高名氣也越來越大。

甲午戰爭，王師潰敗，噩耗頻傳，1895年《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時值新科進士等待發榜之時，數千舉人群情激憤，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 “萬言書 ”三章，呼吁 “拒和”“遷都”“變法”，這就是名垂史冊的“公車上書”。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那就更不成了，所以“公車上書”很快就偃旗息鼓，考中進士的沉浸于金榜題名，沒考中的要嘛復讀要嘛找工作，大清國的地還是照割，款也照賠。

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其中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

強學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朝野上下對強學會都青眼有加，幾乎整個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和政治力量都支持強學會。

可是康有為鋒芒太露、氣勢囂張，自恃才高，四處樹敵，其猖狂態度不僅得罪了當時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張之洞，連翁同龢都直言“康祖詒狂甚”。這樣的情況下，強學會可想而知，被迫解散，失敗了。

就戊戌變法來說，康、梁不過是高級顧問，真正主人公是清光緒皇帝。

光緒皇帝載湉是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的胞侄、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和慈禧妹妹的兒子，慈禧是他的親姨媽。

載湉四歲即位，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國之君”。

光緒皇帝親政之后，軍機大權實際上依然握在慈禧手中。面對日本的狼子野心和挑釁滋事，深諳大清實力和外交的李鴻章和恭親王主和，而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光緒，在狀元老師翁同龢的慫恿下，一力主戰。

慈禧“恐洋”不“恐日”，覺得日本居然敢叫板？這是缺教訓了吧？打！結果甲午一戰，全軍盡歿。

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50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帝后兩派各趨極端，朝廷走向兩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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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向慈禧申訴他不能做亡國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權改革，他寧愿“遜位”云云。早就不想光緒繼續在位的慈禧對此不屑一顧，西太后的對策是不動聲色地布下陷阱，讓光緒和他的新黨去“胡鬧幾個月”。

康梁變法，質變而形不變。他們怕保守派顧慮失權失位而反對新政，就向皇帝建議表面上保留一切高官厚祿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職權；

然在同一時間，則重用小臣主持實政來推動改革。例如裁汰冗員、撤銷無職衙門、廢八股、試策論、開學堂、練新軍、裁厘廢漕、滿漢平等、滿族人民自謀生計等等“新政”。

戊戌變法前后103天，光緒帝去了12次頤和園，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懇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訓斥，盡人皆知。

新政最大的問題在于急于求成，同時施行和步驟有它本身的困難，很多條款一廂情愿，高高在上，完全不接地氣。

與此同時，光緒帝的一舉一動都在慈禧太后的嚴密監視之下。翁同龢被罷官和趕出政治圈，整個京津和華北地區全是慈禧的人，光緒除掉少數扈從太監之外，安全措施都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無所有。

這時恭親王已死，干涉無人。太后臉色一變，振振有辭，訓斥新政“天下共憤”，光緒感覺到大禍臨頭、皇位難保了，為著保位保命，密詔康有為及四章京“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康有為在英國人幫助下，逃離京畿。

維新派寄希望于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袁世凱看起來是個新派人物，實際上他與太后的心腹榮祿勾結得很緊。

審時度勢權衡再三，兩天后袁世凱回到天津，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泄漏。

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結局大家估計也都知道：慈禧自園還宮，正式臨朝“訓政”，并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隨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復舊法。

這就是“戊戌政變”。

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這六人未經審訊就在北京菜市口被殺。

譚嗣同，本來有逃走的機會，但是譚嗣同對勸他逃走的朋友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豪杰御史楊深秀守正不阿、輕生重義。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并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

戊戌六君子，是理想主義的書生，從結局看，他們都失敗了。但是他們都是英雄，因為弱者和強者之間唯一的差別，只在信念是否堅定。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決策大權，完全掌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