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乒乓球事件發生按傳統的體制內運行規則：管理者自行任免下屬屬于正常行使職權，管理者用不用某個下屬都是其合法權力，中國人才多用誰都可能正確，誰也不能居功自傲，管理者決策錯了業績不好自然有更大的領導問責，管理者要扁平化、要垂直管理、要用自己信任的人是無可厚非。市場從來不是萬能的，體制內的行政管理一直都存在只是程度大小而已，所謂行政管理本就不是發生在平等主體之間的事情，管理本身就要求分工與授權，管理者一定的職權范圍出于公心自行決策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正如劉作為總教練自行選擇隊員參賽，無論比賽結果如何責任均由其自行承擔。中國歷來強調個人事小集體為大的思維，有其文化基因與合理性，隊員罷賽將行政管理的內部問題暴露給外部逼迫管理者妥協，本身是違法政治規矩與體制內權力運行機制的。但在該事件上我們不應只看到這一點，請大家先來看看事情整個發展過程：
2017年3月，體育總局乒羽中心在官網上公布了包括總教練在內21個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員競聘辦法和條件，其中總教練崗位除開基本的身體、年齡、管理經驗外，要求本人是且培養出世界冠軍或奧運冠軍的硬性條件，堪稱中國體育教練競標最嚴標準。乒羽中心已經公布了本次競聘顧問組成員和教練員競聘委會名單，其中后者由乒羽中心主任劉曉農牽頭。3月30-31日，競聘會議在遼寧鞍山舉行。
4月6日，國家乒乓球隊舉行的教練員競聘會競聘結果公布：劉國梁留任總教練。乒羽中心曾表示，東京奧運周期的首次教練員聘任期限為兩年。
6月20日，來自中國乒乓球協會的消息：國家乒乓球隊管理模式將進行改革，不再有總、主教練崗位設置，改設男子、女子兩個國家隊教練組，一手抓競技訓練，一手抓隊伍管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減少管理層級，推動國家隊實現“扁平化”管理，提高訓練備戰效率和效益。同時，為積極充分調動和發揮人才優勢，進一步突出和強化協會功能，經中國乒乓球協會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劉國梁擔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
中國乒乓球公開賽上，中國男乒的3名成員先后棄賽，一眾中國男乒的成員、教練齊刷刷的在微博刷起了：這一刻我們無心戀戰……指引想念您劉國梁！而在比賽現場的觀眾席上也傳來整齊的口號聲：劉國梁。記者采訪蔡振華對此的回應依然是相當官方：“具體細節，應該去問現在的乒羽中心。”
6月23日，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就國際乒聯中國公開賽中國男子乒乓球隊3名運動員、2名教練員擅自棄賽表態：“6月23日，在成都舉行的2017國際乒聯世界巡回賽中國公開賽上，中國乒乓球男隊的2名教練員、3名運動員擅自棄賽，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表示，在重要國際賽事中不辭而別、擅自棄賽，完全置運動員的職業道德和操守于不顧，置國家榮譽和利益于不顧，不尊重觀眾、不尊重對手，這種行為極其錯誤，我們堅決反對。我們要求運動隊、運動員任何時候都要將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放在首位，過硬的思想作風、嚴格的紀律要求與運動水平同樣重要。國家體育總局已責成中國乒乓球協會查清事實、嚴肅處理。”
6月24日，晚間，中乒協發聲明：“今年5月29日，孔令輝因涉訟被暫停中國女子乒乓球隊主教練工作之后，中國乒乓球協會組織力量對事件原委進行了認真調查，隨著工作的深入逐漸暴露出乒乓球隊管理上的各種深層次問題。由于原總教練劉國梁主要精力放在男隊工作上，為更有效地加強隊伍建設，減少管理層級，提高奧運備戰效率，中國乒乓球協會決定對國家乒乓球隊管理模式進行改革，不再設總、主教練，改為分設男、女兩個教練組。鑒于劉國梁對中國乒乓球隊的貢獻和個人能力，協會提出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希望他在更高的平臺上繼續發揮隊伍管理、訓練、比賽等方面的專業特長，同時為協會改革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協會為此專門與劉本人進行了溝通。協會提出國家隊管理模式改革方案后，社會輿論給予了高度關注，提出了很多意見和建議。我們感謝對乒乓球項目的熱愛和關心，并將積極考慮大家的意見建議，不斷完善、做好國家隊各項工作。6月23日，在成都舉行的國際乒聯中國乒乓球公開賽男子單打16進8的比賽中，中國乒乓球隊運動員馬龍、許昕、樊振東及主管教練秦志戩、馬琳，在未經中國乒協批準的情況下擅自放棄參賽，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對此，中國乒乓球協會深感震驚和痛心。中國乒乓球協會將對此事件暴露的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加強隊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強化思想作風建設，打造一支紀律嚴明、作風過硬、頑強拼搏、為國爭光的隊伍。我們堅信，中國乒乓球隊具有深厚傳統和堅強實力，必將不斷取得新的優異成績，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6月24日更晚時，中國乒乓球隊對中國男乒隊員和教練在中國公開賽上的棄賽行為，發布了一則公開致歉信：“在2017年6月23日晚舉行的國際乒聯世界巡回賽中國乒乓球公開賽（成都）男子單打16進8的比賽中，中國乒乓球隊教練員秦志戩、馬琳，運動員馬龍、許昕、樊振東在不完全了解國家乒乓球隊管理模式調整具體內容的情況下，意氣用事，擅自退賽，對于此次事件帶來的影響，我們深刻地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辜負了社會各界對中國乒乓球隊的厚愛，損害了中國乒乓球隊秉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頑強拼搏、為國爭光的良好社會形象。該事件的發生，暴露了我隊在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對此，我們十分痛心并深感自責。我們誠懇地接受社會各界的批評，并真誠地向廣大球迷和觀眾道歉。中國乒乓球隊將從此事件中汲取教訓，深刻反思，在努力爭取優異運動成績的同時，切實加強隊伍的思想作風建設，傳承和弘揚中國乒乓球隊艱苦創業、頑強拼搏、為國爭光的精神。祖國利益高于一切。中國乒乓球隊將以實際行動和優異的成績回報祖國和所有關心和愛護球隊發展、支持中國體育事業的廣大群眾。”
近日，本人在度假中但該事件刷屏讓我不能獨處，公眾討論的方向完全沒有遵循法治思維，各方只是一味批評體制、領導、隊員、月半、球迷，我猶豫再三寫下本文幫助大家思考，我們先細看各方言論大概分為以下幾種：
1、劉居功自傲導致總局對球隊失控，出現孔令輝涉賭事件，故應該追責改革。
2、總局領導間對于乒乓球運動改革方向政見不同。
3、罷賽隊員格局不夠，政治不成熟。
但大部分人都在贊賞罷賽隊員血性，同情劉的遭遇，痛斥官場權力斗爭的黑暗，惋惜罷賽行為的政治錯誤。但作為律師卻發現全社會對于該事件的討論與謾罵都缺乏法治思維！在依法治國的今天全民對于一個社會公共事件的討論整體缺乏法律邏輯是多么的可怕，說明十八界三、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的精神仍未被整個社會徹底貫徹，我國法治之路還任重道遠。
一、宣布解除職務的主體錯誤
我們梳理上述事件沿革發現這樣的脈絡：中心聘任劉為總教練2年；中乒協撤銷總教練崗位劉被免職，其常務理事會討論決定劉為副主席；隊員罷賽；網民謾罵討論；總局批評、中乒協聲明、球隊道歉，可以明確劉是中心聘請的總教練，中心（司局級）是國家體育總局直屬事業單位，同時又是中國乒乓球協會、中國羽毛球協會的常設辦事機構，并擁有對乒乓球運動項目全面管理的職能。顯然國家乒乓球教練組是中心的下屬機構，有媒體報道教練組相當于縣處級單位，那么劉的身份就有疑問了？是行政編制或事業編制，還是無編制的聘用人員！還有媒體說劉在北京紅山口八一體工隊被授予大校軍銜，他一直屬于體工隊的人而借調到乒羽中心工作。好吧大家也許傻傻分不清：有編制、聘用人員、借調有什么區別？
簡單的說劉若為公務員則依據《公務員法》第90、91條規定對解職事宜申訴或復核，但復核、申訴期間不停止人事處理的執行；若為事業編制則分為參公管理與非參公管理身份，前者按公務員法辦理，后者則屬于勞動人事爭議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6條規定，對解職事宜應先勞動人事仲裁再不服可訴訟程序辦理；若為借調則區分不同身份按不同程序來處理。不論是什么身份適用什么程序，對于劉被解職的決定已被執行了，哪怕有爭議也不影響實際執行。從這個角度來說隊員罷賽去對抗顯然是不對的，更是幫助劉選擇了錯誤的救濟途徑。
但中心聘用的總教練乒協可以宣布解除職務嗎？一個是事業單位一個是人民團體，更重要的是劉是與中心建立的合同關系呀（無論是行政合同還是民事合同關系），喔，中心是乒協的常設機構，這是什么鬼？這與國辦《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的精神不符呀，好吧因特殊行業容許你們按《以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和單項體育協會改革試點為突破口，深化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規定慢一點實施！但即使中心現在仍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狀況，也應該懂得在不同事宜運用不同的主體的名義辦事吧？現在這個解職宣布行為效力存疑呀！順便問句：中心有沒有按照中央深改組《關于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意見》規定聘請法律顧問審查決策合法性！若沒有領導是要擔責的喲。
二、程序違法
中乒協是干嘛的？按百度上公布《章程》第1條規定：“中國乒乓球協會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全國性群眾體育組織，簡稱“中國乒協”。”，及第6條規定：……擬定有關乒乓球教練員、運動員管理制度、競賽制度，報請國家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后實施……”，可見中乒協沒有權力解除總教練職務！
且按照其《章程》第17、18條:“……委員會是會員代表大會的執行機構，在閉會期間領導本協會開展日常工作，對會員代表大會負責。……其職責包括：……二、選舉和罷免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第21條:“本協會設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由委員會選舉產生，在委員會閉會期間行使第十八條第一、三、五、六、七、八、九項的職權，對委員會負責。”規定，其常務委員會無權選舉副主席，必須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天呀，這個副主席任命也不合法，月半同志這也太………
這樣說來，好像總局、中心、中乒協、隊員都犯了基本的法律適用錯誤！一個把全中國、全世界鬧得水響的事情，存在如此多的法律硬傷，作為法律人的心太傷了！
三、劉可能的維權路徑
假設劉要通過爭議解決的方式維權，哪就涉及體育爭議仲裁的問題，我可以幫助其YY一下。所謂體育爭議，就是與體育有關的爭議（sports-related disputes），或者說與體育活動有關的爭議。根據其性質，體育爭議大別為兩類：一類是與體育有關的商事爭議，如與體育有關的贊助合同爭議、電視轉播權合同爭議；另一類是與體育有關的紀律性或者技術性爭議，或者說涉及體育組織的決定的爭議，如涉及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爭議、運動員參賽資格的爭議。有學者將體育爭議分為如下4類：
第1類是與體育有關的純商業性爭議，如贊助體育比賽、租借體育場地而產生的爭議。
第2類是體育組織和其成員之間的爭議，如職業體育俱樂部同與其簽約的運動員之間的爭議。
第3類是體育組織之間以及體育組織上下級機構之間就權力問題、處罰問題等產生的爭議，如兩個體育協會對同一體育項目都主張有管轄權的爭議、上級體育組織對下級體育組織處罰的爭議。
第4類是體育組織對有關運動員因歸違規違紀予以處罰而產生的爭議，如運動員因服用興奮劑而被體育組織禁賽引起的爭議。
根據體育爭議是在體育組織內部解決還是在外部解決，體育爭議的解決機制可以分為體育組織內部解決機制和體育組織外部解決機制，前者如通過體育組織內部設立的紀律委員會、上訴委員會、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等解決體育爭議；后者如通過體育組織外部的調解組織、仲裁機構和法院解決體育爭議。本文第一點已論述劉可以選擇依據國內的救濟途徑解決爭議事項；還可以到專門的體育仲裁院去解決爭議，我國《體育法》第33條：“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的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規定，但是國務院至今并未頒布任何有關體育仲裁制度的法規，因此目前國內體育仲裁的專門立法尚為空白。那么國際體育仲裁機構能否管轄了？
這個事關鍵是否具有國際體育仲裁院管轄的仲裁協議，體育仲裁協議有兩大類：一類是普通的仲裁協議，同我們通常講的商事仲裁協議沒有什么區別，可以是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也可以是獨立的仲裁協議書，可以事先達成也可以在爭議發生后達成；另一類是具有體育行業特色的仲裁協議。這類仲裁協議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有關體育組織的章程或者規章規定將有關體育爭議提交仲裁解決，而一個團體擬成為該體育組織的成員，或者參加該體育組織主辦的體育運動的運動員和其他相關人員必須接受其章程或者規章，從而推定他們相互之間有仲裁協議。到2002年隨著國際足聯接受體育仲裁院的管轄，所有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都承認了體育仲裁院對與它們有關體育爭議的管轄權。所以要是這個總教練是個老外，他可能會選擇通過國際體育仲裁機制解決工作合同的問題。
雖然2年任期未到被解職， 劉應該具有大局意識的人不會選擇這個途徑，畢竟是內部矛盾嘛！當然我們也不知道當時的聘用合同怎么寫的來著，所以就不yy了。
綜上，從國際經驗看教練的聘用更多是個商事合同問題，應當尊重合同約定，且乒乓球運動項目有點特殊：全民關注、管辦不分、傳統優勢項目、國際影響大、有其行業規則，若一定要通過行政方式推動改革怎么辦？提前醞釀、充分溝通、做好預案，最重要的是請律師、請律師、請律師依法辦！否則會激發民意、國際關注、甚至發生國際仲裁爭議，好可怕。所以大家不要再同情劉、不要再贊嘆罷賽了、不要再罵領導了，要在更高層次反思若不依法治國的危害。借此機會全社會應該幫助總局厘清行政怎么依法行政、協會具體干什么，兩者的關系怎么定位，協會怎么運行。最重要一點法律顧問應該怎么事前介入幫助權力的運行與決策，促進實現依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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