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美國為了對日本更好的進行管制，授命人類學家露絲·肯尼迪克特對日本和日本民族進行分析和研究，《菊與刀》便是這位作家交出來的答卷。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美國能讓日本在二戰中投降，《菊與刀》功不可沒。
我們常常說，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日本當年從大唐回去之后，從一個原始部落變成了copy版的 大唐，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也算得上是一次“盛世”。從這次以后，在日本人的心里總覺得欠了點中國什么，我們知道日本人最看重的是“情義”二字，他們總得對中國做出點什么報答吧，然后他們就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我得出這個結論并沒有開玩笑，而是根據《菊與刀》認識日本人在對待“情義”時的各種表現。在我們普通人的思維里，我們一般是這樣：A欠了B的人情，那么A就要報答B。
在報答別人恩情上，我們常常會用真心予以回報，畢竟他在我乞討的時候給了我一晚飯吃啊。但日本人不這樣，他們最看重“情義”，但卻不愿意報答“情義”。原因是他們認為在報答的時候，A的地位低到了塵埃里，而B卻高高在上，寧愿剖腹也不投降的日本人對這種地位差距太大的交流是無法接受的，而無法接受的結果便產生了矛盾。
所以實際上，在侵華戰爭中，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對他們認為的對中國的“報答”。在二戰以前，很多的國家都看輕這不起眼一方小島，認為它不過是中國的復制品罷了，然而就是這樣不平等的看法“激怒”了日本人，讓日本人在對中國的“情義”上越來越失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理解為，日本為了所謂“報答”中國的“情義”，解救于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而建立“平等和諧的東亞新秩序”絕對不是他們口中的借口，而是真正的信念，他們認為這是“報答”中國“情義”的最好方式。
《菊與刀》的時代已經過去很久，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還活在《菊與刀》里，但《菊與刀》的成功可以讓我們借鑒出許多，比如《棒子和泡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