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根據真實事件改編，一經上映，贏得票房與口碑雙豐收。如此貼近底層群眾的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在近年來并不多見，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氛圍中凸現了影片的銳利。
可能是為了方便通過影片審查，影片中把慢粒白血病患者買不起藥歸結于醫藥公司漫天要價，把格列寧賣到了4萬元一瓶。影片中瑞士諾瓦公司西裝革履的醫藥代表一出現在門口，大批患者舉著“抗議天價藥”的橫幅沖上去大聲抗議。實際上一個新的藥品從研發到上市需要經過十幾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周期，醫藥公司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如果不能收回研發成本和賺取利潤，醫藥公司就沒有研發新藥的動力。格列寧的原型藥格列衛在各個國家定價都非常昂貴，但是健全的醫保制度免去了患者的后顧之憂，患者免費或者只需出很少的錢就可以拿到藥。
慢粒白血病患者買不起天價藥的真正原因是我國不健全的醫保制度，偏重于公務人員的保障，而對普通老百姓的醫保藥品覆蓋廣度、報銷比例都偏低。格列寧的原型格列衛每盒售價為2.5萬元左右，格列衛廠家諾華公司有買3贈9的計劃，一年費用降到7萬元，患者家庭需要支付不低于7萬的藥費，對于農村普通家庭來說，長期的每年支出7萬元，仍然是不可承擔之重。國內目前只有兩家制藥公司可以制作這種仿藥，價格是一千多塊錢一盒，一年的藥費在四萬多。衛生部門以前沒有把格列衛列入醫保，后來影片原型人物陸勇的事件經過報道后，震驚了全國，衛生部門終于把格列衛列入了醫保范圍，但是這并沒有全面普及，在很多省份這一藥物并未列入醫保，無法報銷，很多農村、偏遠地區并沒有覆蓋到。
張長林“院士”是非常典型的傳銷人士，穿著白大褂很有專家范兒，在專門騙老年人的保健品的大會上高喊“我們3000只要2000”，賣的假藥冠名德國格列寧，迎合部分國人崇洋媚外的心理，禮儀小姐穿著大紅旗袍、佩戴“德國格列寧”綬帶，很有90年代的風格，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而在場的老年人在牧師揭穿假藥后，居然還去哄搶假藥，真讓人恨鐵不成鋼。就是這樣一位利欲熏心、不擇手段的張長林被警察審訊時竟然堅決不透露程勇的名字，讓人大跌眼鏡，我想也許是張長林之前向程勇敲詐20萬，程勇卻給了30萬，需要講點江湖義氣吧，也許是看透了“窮病”，身處局中，有點敬佩程勇的吧。
片中的呂受益是一位佝僂著肩背，走路顫顫巍巍，謹小慎微，又藏著小心眼的白血病人，但是只要看到自己搖籃中的孩子，還是不自覺地露出微笑。他對程勇說：“孩子出生前6個月發現自己得了病，想死的心都有，但是孩子生了以后自己想活下來，如果孩子結婚的早，我應該能活到當爺爺。”那種安詳幸福的表情讓人不勝唏噓。影片中呂受益被斷藥后病情加重，格列寧已經不能起到治療作用，他的妻子堅決主張做骨髓移植手術，他知道妻子可以為了他去欠一屁股債，為了不拖累妻兒，他臨走之前看了一眼他的妻子和兒子，笑了一下，步履蹣跚地走向廁所自殺。
黃毛彭浩是一位愛憎分明的人，沒有錢，為了朋友去搶程勇的格列寧。被程勇逮住后，為了還債，才當了程勇的跟班，當還清債務，程勇叫他上去領取格列寧和紅包的時候，靦腆地不敢上前。當程勇宣布把購藥渠道轉讓給張長林后，彭浩喝完酒，用手捏碎杯子，鮮血淋漓地離開。呂受益去世以后，彭浩沒有到呂受益家里吊喪，而是坐在樓梯上吃著呂受益生前喜歡的桔子，默默地懷念他。程勇重新開始賣藥以后，找上門請彭浩幫他做事，彭浩直接叫他滾。當彭浩知道程勇以原價500元賣藥給白血病患者后，沒有賺取一分錢，又不聲不響到碼頭搬藥品。
兩人在碼頭聊天，電影畫面一改之前的灰暗色調，在夕陽西下的暖色背景下，給了一個遠遠的特寫。程勇勸彭浩回家，彭浩說家里人都以為他不在了。彭浩理了發下定決心回家，買了上海到凱里的火車票，凱里是貴州東南的一個小城，外出打工的人比較多，顯示了導演在細節上的考究。當程勇看到彭浩剃成板寸頭的樣子，一臉錯愕，我感覺理發后彭浩看起來一點性格都沒有了，變成了遵紀守法的五好青年。為了不讓程勇被警察當場抓個現形，彭浩自作主張駕著車遠去，替程勇掩護，在逃避警車的追逐中撞上大車去世。
程勇的小舅子曹斌不是一位“政治正確”的警察，在現實中并不多見，對于局長的命令消極應付，最后直接撂挑子，對局長說“我能力有限”，公安局的工作講究“令行禁止、雷厲風行”，局長對曹斌說“法大于情這樣的事情你見得還少嗎”。對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不能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搪塞，作為警察，面對明知無辜的人不得不執行命令，但是你有把槍口提高一厘米的義務。
影片的結尾當程勇被法院判刑5年，從法院押送監獄的路上站滿了密密麻麻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押送的警察特意吩咐司機開慢一點，患者紛紛脫去口罩表達對程勇的敬意，即使脫去口罩對患者來說意味著身處有菌環境。程勇恍惚間仿佛看到了已經死去的呂受益和黃毛也站在人群中，再也忍不住轉過身來，看到這一場景我的眼睛濕潤了。圍觀即是力量，圍觀即是支持，表達對不公正事件的無聲抗議，盡管圍觀在我們國家仍然是一項奢侈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