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這是我10年前的舊作。今年時值恢復高考40周年，特此重發，以作紀念，兼為懷舊。）

三十年過得這么快！真沒想到！

三十年前，我還是宜昌市飲食公司的一個21歲的小辦事員。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剛剛傳來時，我并沒認為這和我有什么關系。原因有三：一是我的父親是右派。為此我母親和我父親離了婚，一人帶著我們三兄妹生活多年。1977年右派尚未平反，僅政審這一關，就讓我沒了上大學的念頭。二是我僅有初中未畢業的學歷。這要多說幾句：1971年我上初三時，宜昌市商業系統委托宜昌商校到宜昌各中學畢業班中招工，在商校培訓半年后就可參加工作。為了逃避今后上山下鄉的“知青”命運，我報了名。我的班主任知道后，急急地來勸阻我。她說：“張勇，你學習成績這么好，應該讀高中”。成績好不假，尤其是語文、政治課，我從來都是班上的第一名。可成績好在那個年月有什么用？我問道：“陳老師，就是讀了高中，我這種家庭情況，能上大學嗎？”老師無語；我又問：“我上了高中，不還是要下農村嗎？”老師又無語。在母親的支持下，我放棄了學業，在商校培訓半年后，到一家國營餐館當了一個小伙夫，其時我尚不滿16歲。我的工作是炸油條做包子，半夜2點鐘就要上班，一直干到上午10點。對于一個“童工”來說，真苦！不過苦日子沒過多久。3個月后，在飲食公司召開的一次反多吃多占大批判會上，我代表本餐館的發言引起了公司“一把手”的注意：咦，下面還有這樣有水平的小秀才！三天之后，我被調到公司，當了“干部”，專門寫材料。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已當了公司5年多“筆桿子”了。此時，作為一個只有初中未畢業學歷者，我沒想到去問津高考。三是我當時已經有了“鐵飯碗”，而且是坐辦公室的“管理人員”，覺得就這樣也可以了；加上那時對文憑沒有后來強調得那么厲害，高考當時對我的吸引力不大。

我后來轉而決定參加高考，其原因小得不值一說：我所在的飲食公司開始只有一個具有高中學歷的女青年報名高考，她感覺很孤單，又怕人家笑話她，就老是勸我也報名，好像有人作伴就理直氣壯一些。我經不住勸，也就報了名，心想考就考吧，就算好玩似的，反正考不上也沒啥損失。不過既然報了名，還是要認真準備。文科的四門考試中，語文、政治、史地這三門我倒不怵，這是我的強項，平時也一直在這一類書中摸爬滾打，自信此三項絕對具有高中畢業生的水平，稍加補習，即可對付。我最害怕的是數學，高考考的是高中數學，可我一天也沒學過這玩意兒，拿著高中數學課本簡直無從下 手。當時宜昌一些高中的老師義務開辦了多個高考數學補習班，我去聽了幾次，聽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在我脫產補習的半個月中，我在數學上花了約百分之八十的時間，而最后考試的效果卻是最差的。

我至今仍記得30年前高考的時間，這對我個人是歷史性時刻，這對中國是歷史性時刻：1977年12月6日和7日。我是抱著非常輕松的心態走進考場的。正所謂考亦可，不考亦可；考上亦可，考不上亦可。由于考生眾多，當時聽說錄取比例是50：1。我所在的那個考場教室正好50名考生，我環視著教室想，按比例這中間只有一人能錄取，會是我嗎？想著想著便偷偷笑了。由于心態如此輕松，又由于6日上午首門考試正是我的強項——語文，所以下筆特別順，尤其是作文《學雷鋒的故事》，寫起來似有神助，文思如泉，一氣呵成。下午考史地，這也是我平生所愛，答題也很順。可次日上午考數學時，我就抓瞎了。所有考題中，我只看得懂一道5分的小題（好像是因式分解一類），其它考題，別說做了，認都不認得！于是只好把那道5分小題做了，此后便無事可做。按規定半小時內不得離開考場，便只得盯著天花板干等。監考老師看全場就我一人在休閑，便走過來問：昨天你不是答得很順暢嗎？今天怎么不做題了？我笑指考卷說，我不認得它。說得老師也忍俊不禁。半小時總算熬到了，我一拍屁股離開了考場。所以我估計我的數學考試成績是0——5分。當天下午考政治，又是一個字：順！

當年的規定是考試之前填報志愿，考畢分數過關后體檢政審。填報志愿時，由于沒想到一個初中生會真的考上大學，于是玩兒似地由著性子胡填一氣：第一志愿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二志愿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三志愿復旦大學新聞系，第四志愿武漢大學中文系，第五志愿武漢大學圖書館系，第六志愿南京大學中文系，第七志愿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第八志愿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在“是否服從分配”一欄中，填的是“不服從分配”。考完了，也就把高考這事扔在一邊了，該干嘛干嘛。過了一段時間，我接到體檢通知。這說明我的分數過關了！直到這時，高考才在我心中真正掀動波瀾，我才第一次感覺我離大學這樣近。后來我才知道，我的語文考試是宜昌市第一名。史地和政治也考得很好。以文史政三門之優長抬數學一門之奇短，把總分抬過了分數線。體檢之后，心里頭就老掛著這事了。不久我到武漢出差，鬼使神差地去了趟華師。我有一位朋友在此當工農兵學員，我過去多次來漢，卻從未去找過他，這次卻想到去造訪他了；因為我隱隱約約覺得，我將和這所學校有點什么關系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入大學校園。當時大學很少，在我們宜昌只有一所醫專，我也從未進去過。朋友帶著我在華師校園里逛，我從來沒想到大學會如此之大，從東頭到西頭竟相當于宜昌的好幾站路。而圖書館給我的震動更大，那么寬大的閱覽廳，那么多的書刊，那么多人在埋頭讀書，靜得只聽到窗外的鳥語和松風。對于剛度過十年文革十年文化沙漠的我們，世上還有比這更美好的地方么？此時，高玉寶喊出過的四個字也在我心里喊起來：“我要讀書！”說來也怪，回家后的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恰恰夢到我被華師錄取了。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個在現實中兌現了的夢。

從這時起，我進入了難熬的等待之中。我等到了！這一天我永遠記得：1978年3月3日。一個萬物復蘇的春日。上午，我們單位的門房師傅一聲叫喚：“張勇，有你的掛號信。”從來沒有人給我寄掛號信，這會不會是……？我的心一下狂跳起來，一把從老師傅手中奪過信來，果然是它！信封的落款是：華中師范學院政治部。撕開一看，是紅紅綠綠的入學通知書、學校簡介、入學須知等等。我成了一個大學生了？我成了一個大學生了！興奮中夾著恍惚，我完成了生命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拐點。

（上圖：當時規定工齡滿5年可以帶薪上大學。我幸運地成為帶薪讀書者。）

這個信封和其中的《入學須知》，我保存至今；同時還保存著當年的準考證。它們和此前我半歲時父母給我照的第一張照片，和此后我的大學畢業證書一起，成為我的生命符號。這個信封對我命運的改變，在后來的歲月中才越來越顯現出來。三十年前我工作的那個國營企業如今早已不復存在，當年的同事也都下崗了，每月只拿幾百元的生活費，而我，如今是月薪6000多元的高級編輯、副總編輯。當時當然不可能想到這么遠，那時只一個想法：我又可以讀書了！在華師那美麗的校園和安靜的圖書館中，有我的一席之地了！

我收到錄取通知書說明政治環境正在寬松起來，父親的“右派問題”沒有成為我政審的難關。我是在入學之后，才寫信告訴我父親這一消息。我還記得信的第一句話：“爸爸：我此時是坐在大學教室里給您寫信……”。父親的回信更是激動萬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兒子還有機會上大學！……”。他更沒有想到的是：一年多后，他獲得了平反，恢復了黨籍和行政級別。再后來，父母復婚，全家團圓。恢復高考，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的變革，而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是中國人一種命運的結束和另一種命運的開始。一個全新的中國，從這時開始起步。

時隔我離開初中校園6年多，22歲的我又重新成為一個學子。大學的第一堂課，當老師走進教室，值日生一聲：“起立！”大家齊喊：“老師好！”老師回應：“同學們好！”之時，我的眼睛一下濕潤了。當學生的感覺，真好！

只有上了大學，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天外有天”。我從小學開始，寫作文從來就是第一，沒嘗過第二的滋味。“驕傲自滿”是老師每次對我的評語中必不可少的“缺點”。而進大學后，第一次寫作文我只得了個中等偏上的分數。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自己不行。恢復高考，百里挑一，使積壓了十年的美才、精英，一下聚集到了大學，珠玉滿堂，一時之盛。同學們的資質才具，讓我好比“山陰道上，目不暇接。”甫進大學，同學陳慧平對我的一通英語問話，就把我鎮得目瞪口呆；同學趙亞平剛18歲，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全本《杜鵑山》；同學俞志丹的書法，神韻俱佳；同學魏光焰，當時就開始寫小說，30年后她成了頗有成就的作家……。上大學之于我，是一只青蛙爬出了井底。從小學時就跟著我的“驕傲自滿”的缺點，在大學里不知不覺地消失了。

只有進了大學，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精神大餐”。王先霈老師講的文藝理論，丁成泉老師講的唐詩，邢福義老師講的語法，黃曼君老師講的現代文學，石聲淮老師講的先秦文學，黃清泉老師講的明清文學、周樂群老師講的外國文學……，對于精神饑渴了十年的我們，真是如食珍肴，如飲甘泉！還有那些大家名家的講座——陳荒煤、黃宗英、王瑤、張志公、呂叔湘、馮其庸、李德倫……，他們來到我們中間，親誨面授。如果不上大學，對于偏居小城的我，他們永遠只是如雷貫耳的名字。走進大學，我就是走上了一個精神的高地。從此我就在這樣的高地上遠望，看到了一片廣闊的天地。其中有那么多的知識之美、智慧之美！這一切打造著我的靈魂，將影響我的一生。在這樣的環境中，在這樣的高地上，我吸取知識的力度達到了我一生中的最高值。晨起讀書，晚飯后到圖書館搶座位，是我每天的生活常態。為了飯后去搶座位，我養成了吃快飯的習慣；至今，我吃一頓飯只需5到8分鐘，那怕沒事也是如此，為此常引來家人的批評。在一次期末考試前，我曾創造過一天背誦70首唐詩的本人最高紀錄。

四年的大學生活，用今天的物質生活標準看，是貧寒的；但這卻是我50多年生涯中最幸福的時期（不是“之一”，是“惟一”）。之前不曾有過這種幸福，從那之后也不曾有過，今后也不會有了。那校園、那教室、那寢室、那同學、那老師、那球場、那飯堂、那周末廣播中電影預告前的音樂、那新年之夜男多女少的舞會、那高低床間熄燈后的神侃、那桂子樹下辯論時的執著、那下課后圍著老師提問的渴求、那實習時初上講臺的忐忑、那宿舍前盛開的白玉蘭、那新雨后初綻的夾竹桃……，假如，我的生命中不曾有過這樣的四年，我能說我是幸福的嗎？因為有了這些，桂子山成了我永遠的精神家園。（下圖為當年在桂子山華師求學時的我和我的同學）

可惜這四年過得太快了！可憾這三十年過得太快了！年少時讀毛澤東詞“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覺得那是詩的夸張；如今再讀，覺得恰如其分。彈指一揮間，我已從風華正茂的青年，變成半百老夫。檢點未來，我生命里很難再有三十年了，更不可能有那樣的四年。唉，我的1977、我的1978、我的1979、我的1980、我的1981，我真想你們呀！可你們越走越遠了，走得我夠不著你們了，走得我望不見你們了！

2003年10月8日，母校華師大百年校慶，畢業了20多年的我們重逢于校園。同學相聚，只見彼此容顏大變，而神韻依舊。從這神韻中，我們彼此可以找到到逝去的校園青春。當夜，我輾轉不眠，起而作詩一首：

百年校慶——同學會

恍若同學少年時，

細相看處鬢有絲。

又聞桂香知春遠，

偶見荷殘嘆歲遲。

情真未因功名累，

志高無奈書生癡。

夢里回溯二十載，

依舊林中背唐詩。

三十年前，未知的大學校園曾經是我的夢；三十年后，遠去的大學校園依然是我的夢。不管是離開了校園二十載、三十載、還是四十載、五十載，在我的夢中，我會永遠是華師的一個學子，永遠在華師的桂林中背誦唐詩！

? ? ? ? ? ? ? ? ? ? ? ? ? 完稿于2007年 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