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這片，我在田野里，一個人，另一座城市。記得在筆記本上看完，我已經淚流滿面。手拿相機的孩子們，只有在離開他們出生、成長的妓院時，才顯示出孩子氣的那一面。當導演在妓院里采訪他們時，?
他們說：我的生活是沒有希望的。
他們說：我知道有一天我也會和他們（父母）一樣，可我不想那樣。
他們說：我想離開這個地方，去上學，我想進大學。
他們說：我想成為攝影師。
他們說：這里的人只懂錢，你跟他們說什么都沒用。
這些話，由一個成人來說，也許沒有什么可驚奇的。但從性工作者十來歲的孩子嘴里說出來，你感覺你的心，被擰緊了。看似漫不經心說出來的話，銳利的尖刺一樣扎人。
那個給這些孩子的夢想開了一道窗的人，叫Zana Briski。她給予孩子們的，是一個小小的傻瓜相機。憑著這個小相機，孩子們發現了一個他們從未經歷、從未想到過的奇異世界。而正是憑著手中這個小小的玩意兒，他們中的個別最終也許會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
今晚重新看了一遍這部電影，再一次被它打動。稚氣未消的孩子每天都要面對親生父母“brat”“bitch”的責罵。其中一個孩子說：當我媽媽對我叫罵時，我也恨她。但我記住一件事，她是我的媽媽。當我長大，她會老去。我不想記憶里都是她的壞處。
苦難，是早熟的搖籃。這群過分成熟的孩子，被不可知的力量無情地拋入命運的深淵。
但這次重看，也給了我一些進一步思考的空間。我在想，其實這部電影最有趣的，是西方世界對東方的想象。妓院，貧民窟，失學的孩子，這些抓人的字眼，恰恰是Zana這部紀錄片能成功的元素，無一不符合西方白人中產對貧窮野蠻的東方文化的想象。不是說這些孩子不可憐，不是說他們的生存環境不逼人，而是，當Zana的攝影拯救計劃能在索斯比大行其道時，當許多紐約的有錢人為這些八桿子打不著的孩子們慷慨解囊時，我嗅到了一絲意圖不良的氣味。
春天我曾觀看過另一部關于第三世界貧民窟孩子的影片。原諒我退化的記憶，我甚至想不起來那電影的名字，只記得是關于柬埔寨/菲律賓一個河灘上搭建起來的貧民窟的“野孩子”們的紀錄片。比較起《生于妓院》，我更喜歡那部電影的視角和闡釋。那部電影沒有出現導演的臉和聲音，沒有一句翻譯，通篇都是搖滾和以此為背景的孩子們的日常生活。你看到他們在漂著垃圾的水里游泳、比賽、撈垃圾賣錢，唱著聽不懂歌詞的卡拉OK，模仿邁克爾杰克遜的舞姿，吃著廉價的冰激凌，隔著鐵絲網羨慕地偷看同齡的孩子在學校里上課，寒冷的凌晨，他們圍坐在垃圾站外用一個小鋁鍋煮食別人扔掉不要的雞骨頭充饑。但他們是那么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他們不向人乞討同情，也不指望一個來自第一世界的藝術家能改變他們的命運。比較《生于妓院》，我覺得后一部電影跳動著這些貧苦孩子的脈搏。而同場觀看的一個電影學教授卻與我爭辯，說這個電影可能會影響到觀眾對貧民窟孩子惡劣的生存狀態的正確認知，換句話說，他覺得這電影將貧苦浪漫化了。我卻以為，這樣一種representation恰恰是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觀照所缺乏的。第三世界不僅僅代表貧窮、苦難、殘酷的生存現狀，不是那個第一世界優越感需要找到的反襯。苦孩子也可能有溫馨的家、歡笑、思念、游戲、童年和愛。
給孩子們一個相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教會他們去發現，用鏡頭看到的世界，為何如此地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