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論述誠其意的時候，為什么一口氣引用了三段《尚書》中的話？
古代給繼任的執政者最核心的告誡是什么？為什么說國代帝王對繼承人的告誡和今天老百姓的俗話說居然內涵一致？
什么法則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
在論述“誠其意”的問題上，曾子他老人家連著引用了好幾段《詩經》，引用了衛武公、周文王、周武王的例子，來提醒我們，要誠其意，要誠于中，形于外。
但是他還覺得不夠勁，接著又引用了《尚書》中的三句話，來告誡我們，提醒我們修正自己心念動機的重要性。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先來看“克明德”三個字，這是《尚書·周書·康誥》篇中的文字，《周書·康誥》是周成王對康叔于殷，管制殷遺民時的誥文。
就是告誡康叔，到殷地去治理殷商遺民的時候，要效法祖父周文王，努力達到明德的境界，能夠發揚人性當中光明的品德，也要爭取做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能做到沒世不忘。
再來看“顧諟天之明命”，這句話出自《尚書》的《商書·大甲》篇。
《商書·大甲》記載的是四朝的元老伊尹，流放商朝的第四君叫大甲，為什么要流放他？是因為他表現得不夠好。
這個太甲是商湯的嫡長孫，四朝元老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了三年，三年以后太甲能夠改過自新，伊尹又把太甲接回來復位。
復位的時候，給他的告誡，被記載了下來。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就是要學習先祖，時時不忘檢討自己的起心動念，讓自己的動機發心必須符合天命，也就是天道。
讓自己的私欲必須要服從于天道，從而能夠讓自己與生俱來的那個光明的德行，得以顯現和發揚。這樣的話，才能夠取得上天的庇護和百姓的擁護與尊重。
再來看“克明峻德”，這四個字出自《尚書·虞書·堯典》，《虞書·堯典》主要是記載堯帝，能夠發揚天性中最美好的德性，從而能夠睦九族，昭明百姓，協和萬邦。
引用這么多的例子，無外乎還是想告訴我們，那些真正的能夠做到治國平天下的人，一定是要讓自己的起心動念和天道相符。
平天下的人是天子，天子就必須要遵守天命，不能夠有過多的個人欲望，要按照上天的法則來治理天下。
其實，曾子引用這三句話，也就是想用最有成就、最有智慧、最有德行的三位大人中的大人，他們的境界和他們的修為來告訴我們：
第一，我們每個人的內在，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光明德行，這個德行是與上天大道相應的。
第二，如果我們能夠發現并發揚這一光明的德性，我們做事的用心和動機就會端正，就會符合天意，就容易得到天助，贏得天下人的認可、擁護甚至是愛戴。
第三，這實際上也是在告訴我們，要想突破我們與生俱來的習氣和小人的心態，讓內在美好的品德顯現，首先必須有端正自己發心的功夫，要多去親近和造福更多的天下人。
能夠造福的人越多，給百姓帶來的福利越大，我們個人的德行才有可能越大，從而從小人變成大人。
那反過來說，想要成為讓天下人擁護尊敬的大人，先要為大量的天下人帶來大的利益、大的快樂。
如果心里不能時時刻刻的裝著天下人，在做事的時候，不能處處造福天下人，你怎么可能讓天下人接受你？認同你？擁護你？愛戴你？
大家想想看，這本質上不還是“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亙古不變的法則嗎？
你想成為大人，你想有大業、大壽、大為、大名，首先要有大德，有大德就是要有大的擔當。
你給普通的小民，帶去越多的安全感和獲得感，你才有可能從他們那里獲得足夠的尊重感，和你個人的成就感。
這其實和我們今天普通老百姓講的一句俗話很接近：人心換人心，五兩換半斤。
其實大人之所以稱為大人，是他們和普通天下的人，達到了以心換心的境界。
而以心換心，不就是誠其意嗎？不就是誠于中，形于外嗎？
曾子為何引用湯之盤銘康誥以及詩經？
曾子在論述誠其意的時候為什么一口氣引用了三段經典，而且每段話中都有一個“新”字？
為什么已經成為天下之主了，商湯還要日日洗心？
為什么周已經擁有了全天下，卻還要強調“維新”和“作新民”？
對今天的老板和官員有何啟發？
曾子在《大學》中論述“誠其意”的時候，引述完《尚書》的幾段文字之后，繼續引用湯之《盤銘》、《尚書·康誥》和《詩經》中的話，我們來看。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先來看一看，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商湯是因為夏桀殘暴不道，他為了拯救天下蒼生而起兵革命的，結果是放逐了夏桀，建立了新朝，商。
由這一句我們可以看出來，商湯作為圣王，他的克己之嚴，他是把警示自己的話，刻在了自己洗手或者洗澡的器皿上。
人不僅每天要洗手、洗臉和洗澡，更重要的是能夠堅持日日洗心。
也就是說能夠天天反省，發現內心深處那些不合天理的私欲，并且要早早地把它們鏟除掉。
商湯把警告自己的話刻在臉盆上，或者是澡盆上，就是每天在洗臉和洗澡的同時也能夠洗心。
雖然已經成為天下之主，但是他仍然害怕被私欲所掌控，放松警惕。
盡管他已經有了無人可比的功業和智慧，但是仍然堅持日日洗心，而這個洗心就是誠意，就是正心，就是發現和發揚內在的光明德性。
可見，商湯之所以有大成就，受天下人的擁護和尊敬，關鍵就在于他能夠置天下人的安危禍福于自己的私利至上。
作為天下之主，在修理天下人之前，他能夠修理自己，愿意成就和造福天下人。也就是說，商湯已經能夠明其明德，甚至已經近于至善。
而商湯之所以在修為上、在功業上能有這樣的境界和成就，就是因為他能夠時時刻刻的做自我反省檢討，讓自己的起心動念符合天意，而不是私欲。
我們再來看曾子引用《尚書·康誥》中的“作新民”.這句話是《尚書·周書》中康誥篇的話。
周武王滅了商之后，把紂王的后裔武庚分到了衛地去做諸侯，沒有趕盡殺絕。
可是武庚，他不僅不念恩，反而聯合周武王的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進行叛亂。他們的叛亂，最后被周公給平定掉了。
平定過叛亂之后，派康叔到衛地上去治理衛地的百姓，康誥呢，就是康叔出發之前，周公對他的告誡。
希望他能夠繼承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美德，能夠帶領外地的殷商遺民自新，能夠振作起來，能夠做新朝的新民。在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上，都能夠有新氣象。
大家想想看，能夠不棄前朝的遺民，沒有去趕盡殺絕，而且還要帶領他們自新，本質上是不是在修正自己的動機？端正自己的態度？
這本質上不是誠意又是什么呢？而這一切，恰恰也是克明德的關鍵所在。
我們再來看《詩經》上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周，當初只不過是殷商時代的一個小國，但是因為他們能夠自強自新，所以才會在商紂王無道，禍國殃民的時候發動革命，這和當年的商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而商朝之所以能從當年有道的商湯，到后來無道的商紂，墮落就在于為政當權的人不能夠自省，不能夠自新，不能夠端正自己執政治國的動機。
漸漸地就背離了天道，失掉了人心，從而讓人欲占了上風，讓天命旁落于周。
所以說，周之所以取天下，因為他們能夠誠意自新，能夠進行自我反省和進步。
得到了天下以后仍然不敢自滿，仍然會提醒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這本質上仍然是誠意，仍然是在修正自己的起心動念。
其實，無論是日日新，作新民還是其命維新，都是在提醒要時時刻刻檢討自己的心念，洗掉心頭那些不符合天理的私欲，能夠引導和造福天下人，從而讓自我內在的明德能夠真正的明起來。
在不斷親民的過程中，讓自己近于至善，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人。
怎樣理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導讀:曾子在論述“誠其意”的時候，引用了經典《尚書》和詩經，結果得出“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這是為什么？
我們該怎樣理解曾子的說法？怎樣做才叫“無所不用其極”？
在論述“誠其意”的時候，曾子引用了《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引用了《康誥》上的：作新民，還引用了《詩經》上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告訴我們，修正自己，更新自己的重要性，然后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只有一句話：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無所不用其極，在今天的語言環境當中，往往會被理解為不擇手段，走極端，不留余地。
那么我們今天該怎樣理解曾子講的“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呢？為什么君子要無所不用其極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無所不用其極”這六個字一分為二。
先來看“無所不用”。
我們聯系上下文，就可以理解曾子這里講的“無所不用”，是說明一個真正的君子，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論面對何事，他都會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修正。
會調教自己的發心，讓自己的人心和天理相應，從而來讓自己自新和成長。
曾子這里提到的是君子，君子和小人是不同的。我們普通人沒有達到君子的高度，沒有君子的境界，平時眼睛總是盯著別人的缺點，手指也總是挑他人的毛病，指責別人。
只有境界達到君子的人，他們才有勇氣，有智慧來用刀，一刀一刀地雕刻自己。
而一個真正的君子，他的智慧與品格的形成絕非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點一滴功夫累加之后，才從量變到質變的。
也就是說，君子的修養，君子的自新，一定是時時刻刻的，一定是要大量累加的，不會一蹴而就的。
那我們又該怎樣理解“其極”二字呢？其實君子誠其意，正其心的目標，是明確而堅定的，是沒有猶豫、懷疑和動搖的，這是和我們普通人比較大的差別。
君子自我修正心念，他爭取日新的努力是沒有盡頭的，不會自滿，不會停步，他的目標就是止于至善。
而我們絕大多數普通人都沒有這個毅力，都沒有這個決心，很容易自滿的，稍微有一點點進步，一點點成就，就會沾沾自喜的。
而“其極”二字，我們還可以引申為，君子的學問和修養，是和自己待人接物合二為一的，他內心的思維和外在的行為，是可以相互驗證的.
他絕對不會說一套做一套的，真正能夠做到理事不二，能夠讓天理融入自己的血液，日常的待人接物是自然而然的，不刻意的。
也就是說，曾子給我們的結論是，真的想成為一個君子，或者說一個合格的君子，必然是無時無刻不注重自我心念的修正，自我言行的修正。
而且要做到內外表里如一，努力去追求人格上的至善，沒有盡頭，不會滿足。
曾子為什么一口氣引用三句帶“止”字的《詩經》？
在論述誠其意的時候，曾子為什么一口氣引用了三段詩經，而且每段中都有“止”字？
孔子為什么感嘆人不如鳥？
孔子和曾子到底想讓我們把心念停留在哪里？應該向誰看齊？
在《大學》的書中，曾子他老人家一口氣，引用了三句帶“新”字的經典語錄之后。馬上又一口氣引用了三段《詩經》，而這三段《詩經》當中的話，都含有一個“止”字。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我們要問一下，曾子他老人家為什么要一口氣，引用三段帶有“止”字的《詩經》？
止，這個字很好理解，就是停下來、停留在、放在、居住在、不動不離。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出自《詩經·商頌·玄鳥》篇。意思是說天子管轄千里，民眾居于此。
引申一下，就是告訴我們，老百姓知道他們應該住在哪里！他們能夠住在哪里！老百姓都有屬于他們自己的住所。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出自《詩經·小雅·緡蠻》篇，意思是說，鳴叫的黃鳥停留在山麓。也就是說，連小鳥都知道應該棲息在哪里！能夠棲息在哪里！
而孔子的感慨是，連一只小鳥都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應該住在哪里，能夠住在哪里，難道我們很多人還不如一只小鳥嗎？
對于孔子的感慨，南懷瑾先生的解釋是，孔子感嘆亂世，統治者過度的役使老百姓，老百姓還不如一只鳥活得自在，永遠都生活在衣食無著的狀態當中。因此呢，要提醒統治者反省，停下來能夠讓老百姓休養生息。
在這一點上，我不完全認同南懷瑾先生，聯系一下上下文和《大學》通篇的含義，個人更愿意理解為：
孔子感嘆當時的執政者們，心沒有放在正地方，心已經不正了，意已經不誠了，已經偏離了上天對于一個執政者該守本分的要求。
用最最通俗的話來說，掌握權力的人，心沒有放在他最該放的地方。
他們內在的人欲已經戰勝了天理，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就背離了大道，也就不會按天理行事。當然，時代就會禮崩樂壞了。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為，當時的時代之所以禮崩樂壞，是因為掌握權利的人，心沒放對地方，心不正，意不誠。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出自《詩經·大雅·文王》篇。意思是說，德行深厚的文王啊，無時無刻不莊重謹慎，光明磊落。
周文王是天下君子、君王人格修養、功業成就的典范。他甚至是典范中的典范，樣板中的樣板。
人人尊重和仰視的周文王，最難得的就是他有一顆對所有人的敬畏之心，尊重每一個自己面對的對象，自己的一言一行極度地謹慎。
周文王于孔子時代，他老人家眼下那些已經心意不誠的人，對人不敬的執政者，心亂的連鳥都不如的人而言，周文王就是他們的鏡子。
曾子是想提示這些執政者們，應該自我反省，找到自己發心動機最該安放的位置，那個最恰當的地方，就是天理所在。
按照這個地方的要求去行事，便是遵禮，否則就是傷天害理。用今天的話講，應該學習周文王好榜樣，應該把自己的心放正。
其實曾子他老人家，不管是引用《詩經》的三句話也好，還是引用孔子的感嘆，都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心應該像小鳥一樣，知道自己應該放在哪里？能夠放在哪里？不能放錯地方。
把心放對地方，也就是心止住了，止就是停留，心應該停留在天理所在的地方，我們的心念應該和天理合而為一，這本質就是誠意和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