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愚公移山”精神隱喻整個移民過程的克服困難，那么《重構移民敘事，從“移山”到“開鑿遂道”》，在這部分寫有兩個內容，一個是前面介紹的“政策建議，制度化通道的數學優化”;另一個就是移民“文化行動、韌性共同體與新家園的構建”，現以跨國主義實踐，即《虛擬社群的“分布式移山”》，展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變遷與人類流動的重要議題，這當然涉及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傳播學等多學科交叉領域。下面僅從理論框架，實踐路徑和現實意義三個層面來分析：

這里把中國文化中的“生存”二字解釋一下，“生存”不是我們生活中常說的“活著就是生存”，從遣詞造句來講，“生存”二字中，生的反義詞是死，存是在“一橫的天之下，人有子”。因此，“生存”二字從生物學上說，是人體基因的傳承，從文化意義上說，是上行下效精神的傳承，從生命的意義上說，是思想靈魂孝道的傳承。對于跨國主義實踐的華裔移民，大都深諳其造字原理，這是在調研華裔移民生活中的新認識。

在跨國主義實踐前，這個群體要對世界各地的民族特點(如歐洲人的祖先包括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這些民族大都為游牧民族，因此，就具有游牧民族人的特點)，文化習俗，地理氣候和政治環境考量，再從自身擁有的資本和適應性考慮，進行理智的判斷，做到有準備，去構建好跨國主義實踐中的新家園。

站在理論框架上看，幾個核心概念的內在關聯，第一就是跨國主義實踐，指個體或群體跨越國家邊界形成的持續性社會聯系，通過經濟，文化，政治等多維互動，構建超越地理限制的流動網絡。例如移民社群通過匯款，技術轉移和文化傳播與母國保持緊密聯系，形成“雙重歸屬”。總之，出入兩國都會根據這類移民群體的具體行動，做出政策性的回應。第二就是文化行動，強調文化作為能動性工具，在跨國語境中重塑身份認同，抵抗文化同質化，并創造新的意義系統。例如離散群體通過藝術，語言復興或節慶活動維系文化記憶，同時融入移居當地的文化元素，形成混合性文化。第三就是韌性的共同體，指移民群體在面對外部沖擊(如政治沖突，經濟危機，文化排斥)時，通過內部協作，資源共享和適應性策略維持穩定并實現轉型的能力。韌性不僅強調“生存”(這就是前面先解釋生存二字的原因)，更注重“創新性適應”。例如，難民社群通過互助網絡和數學技術重建社會資本。第四就是新家園的構建，超越傳統“故土”的概念，通過情感連接，空間重構和制度創新，在流動中創造動態的歸屬感。新家園可能是虛擬的社區，跨國社會空間或多層文化認同的交織點，這是一個根系生命群體漸弱，流動生命漸旺的過程。笫五就是上面這四個概念的邏輯關聯，跨國主義實踐為文化行動提供了場域，文化行動賦能共同體韌性，而韌性共同體的協作最終導向新家園的符號化與實體化的構建。四者共同構成全球化時代應對離散，流動與不確定性的系統性方案。

站在跨國主義實踐路徑看，從個體能動性到集體賦權，是一個無奈謀生的過程，首先文化作為抵抗與融合的媒介，從案例來分析，美國墨西哥移民通過“奇卡諾藝術運動”，融合本土符號與當代藝術，既抗議種族歧視，又重構墨西哥裔美國人的文化身份;從策略來分析，利用數字平臺，傳播小眾群體文化，突破地理限制，形成跨國文化共鳴。其次是韌性共同體的組織模式，先談經濟韌性，移民社群建立循環信貸協會(如華人“標會”)，跨國小微企業網絡，降低外部徑濟風險;再說社會韌性，LGBTQ＋難民通過跨國NG0聯盟爭取權益，同時借助線上社群提供心理支持;最后即是生態韌性，太平洋島國氣候移民通過傳統生態知識與現代技術結合，在遷居地重建可持續社區。再就是新家園的空間生產，一方面是物理空間，柏林“新克爾恩區”通過多元文化市集(中國姑娘展示過武術)，移民咖啡館形成“超本地化超全球性”社區;另一方面是虛擬空間，非洲離散群體利用#Afrofutorism標簽在社交媒體上，構建烏托邦式文化想象;再就是制度創新，加拿大“城市公民權”政策，允許非永久居民參與地方治理，增強移民歸屬感。

站在跨國主義實踐的現實意義與未來挑戰看，一方面是對民族國家范式的沖擊，跨國主義實踐挑戰了以領土為基礎的公民身份制度，促使國家調整移民政策(如雙重國籍承認)，并重新思考“主權”與“邊界”的彈性;另一方面是文化多樣性與全球正義，文化行動既能對抗文化霸權，又能陷入本質主義陷井(如固化刻板印象)，需要警惕“韌性”概念被新自由主義收編，淪為要求邊緣群體“自我負責”的話語，從而給自己埋下不可收失的陷井;再就是技術賦權與數字鴻溝，雖然數字技術促進了跨國聯結，但基礎設施并不平等導致弱勢群體(如東南亞勞工)被排除在“新家園”敘事之外。

站在跨國主義實踐的未來方向看，一方面是發展“批判性跨國主義”，關注權力關系下的不平等結構，這需要移民群體自身在移居地的努力，更有待國際主義精神的張揚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另一方面是推動“去殖民化的家園構建”，例如澳大利亞原住民通過“鄉野復興運動”，將土地權與文化修復結合。

跨國主義實踐與新家園構建的本質，是人類在流動中，尋找生命意義與安全的永恒命題，文化行動與韌性共同體不僅是生存策略，更是對全球化矛盾(流動/固化，同質化/差異化)的創新性回應。未來的研究需要關注南方國家的視角，并探討如何將微觀實踐轉化為制度性變革，最終實現“扎根于流動中的歸屬”，即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走水行船”漁家命運，現在來說就是飄泊，這當然不能僅用中華文化價值觀來解釋，而如果用游牧民族的文化看，即是馬背騎士征服世界的體驗，這里只是視角和審美不同而已。

最后，貿易戰對跨國主義實踐的影響，貿易戰自2018年爆發以來，不僅重塑了全球經濟的格局，也對跨國主義實踐和家園構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貿易戰帶來的政治經濟摩擦，政策壁壘和文化對抗，直接沖擊新家園的構建和身份認同(這是前面介紹在跨國主義實踐前，要對世界各地的民族特點，文化習俗，地理氣候和政治環境考量的原因)。那么這一群體的“跨國主義家園的適應性策略”就應時而生，通過獲取多重國籍，利用第三方國家居留權(新加坡，加拿大等)或數字貨幣等工具，增強流動性以應對政策風險;虛擬社群的替代性聯結，虛擬社群不僅能提供情感支持，還能衍生出跨境電商，遠程協作等跨國主義實踐中，新家園的經濟模式。

貿易戰揭示了全球化時代深層次的矛盾，體現在國家主權與跨國流動的沖突，經濟效率與安全邏輯的博弈。跨國主義家園的構建在貿易戰中并未消失，而是以更碎片化，區域化的形式存在，跨國群體將會進一步依賴國際組織，企業，NG0和數字技術，重構超越傳統地緣政治的聯結網絡。然而，這一過程也將使跨國主義實踐，持續面臨民族主義回潮和技術管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