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湘案”發生的背后

（1）

國民黨的“編遣”會議，從一月五日就開到一月二十五日，終于結束了。盡管閻錫山和馮玉祥都先后逃離了會場，但并不影響它的進程。

在一月二十五日這天，會議終于閉幕。

這二十多天的重要成就，就是由國民黨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編遣委員會，以承擔全國軍隊實行“編遣”的全面事務。會議選出了委員會的委員和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當屬蔣介石一人，而下面的委員就有二十二人，他們是由各集團軍總司令、前敵總指揮和參謀總長、訓練總監部總監、行政院長、內務部長、軍政部長、財政部長、交通部長和七個中央委員組成。

具體是蔣介石、朱培德、馮玉祥、鹿鐘麟、閻錫山、商震、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何應欽、譚延闿、趙戴文、宋子文、孫科、王伯群，以及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胡漢民、李煜瀛、戴季陶、王寵惠這些人。

其中的趙戴文是代替閻錫山出任內務部長的，而馮玉祥卻還兼著軍政部長一職。

委員會的職權范圍是，擬定全國兵額、編制和餉章，劃分衛戍區域；擬定全國軍費，規定現有各部隊官兵裁留標準，規定接管現有各軍隊之程序；厘定各軍官佐任免、調補各項辦法，點驗及校閱全國現有之海陸空軍；籌辦編余官兵之分遣、安置事宜，以及編遣經費之經理事項等。

經過一個月的時間，終于拿出了一個較為完備的“編遣方案”，然后交國民政府進行實施。

在擬定方案時，委員會雖采納了閻錫山所提出的方案，但也兼顧到了馮玉祥的情緒，并沒有把事情做絕，而是讓他多編了三個師，而閻錫山卻成了暴發戶，居然比馮玉祥只少一個師。

也許這是蔣介石對他的“嘉獎”，也許這里面還存有玄機，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他心里清楚。從后來所發生的事情看，蔣介石之所以這樣做，有他自己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把矛盾全解決了，還得留下一些隱患，讓他們去斗，他好從中余利。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二十一次國府會議，明令限期實施軍隊“編遣”，其命令如下：

（一）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各總指揮部限三月十五日一律撤銷；

（二）各編遣辦事處限三月十六日成立；

（三）全國兵工廠限四月一日一律停工。

同時，國民政府還任命了各“編遣區辦事處”負責人名單：

中央編遣區辦事處主任委員? 何應欽

委員? 劉汝明? 尹扶一

第一編遣區辦事處主任委員? 朱培德

委員? 佟麟閣? 孔繁蔚? 林拔萃

第二編遣區辦事處主任委員? 鹿鐘麟

副主任委員? 石敬亭

委員? 李興中? 吳中柱? 臺壽民

第三編遺區辦事處主任委員? 周玳

副主任委員? 辜仁發

委員? 楊澄源? 李竟容? 王鎮準? 雷壽榮

第四編遣區辦事處主任委員? 白崇禧

副主任委員? 胡宗鐸

委員? 何健? 夏威? 王風清? 田中玉

第五編遣區辦事處? 由張維清、楊勁支共同負責

海軍編遣區辦事處主任委員? 楊樹莊

（楊未到任前，由陳季良代理）

委員? 陳季良? 陳紹寬? 曾以鼎

（2）

根據編遣會議的“裁軍”方案，南京國民政府共編制了六十三個師，約七十萬人。現把各軍事集團統一編制的番號及師長姓名羅列如下——

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共編制二十個師，即：

第一師，師長劉峙；第二師，師長顧祝同；第三師，師長錢大均；第四師，師長繆培南；第五師，師長熊式輝；第六師，師長方策；第七師，師長王均；第八師，師長朱紹良；第九師，師長蔣鼎文；第十師，師長方鼎英；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第十三師，師長夏斗寅；第十八師，師長魯滌平；第四十六師，師長陳調元；第四十八師，師長徐源泉；第四十九師，師長任應歧；第五十師，師長譚道源；第五十四師，師長魏益三；第五十八師，師長陳耀漢。

馮玉祥的西北軍系統，共編制十四個師：

第二十師，師長韓復榘；第二十一師，師長梁冠英；第二十二師，師長吉鴻昌；第二十三師，師長馮治安；第二十四師，師長石友三；第二十五師，師長張自忠；第二十六師，師長田金凱；第二十七師，師長張維璽；第二十八師，師長宋哲元；第二十九師，師長程希賢；第三十師，師長劉汝明；第三十一師，師長孫連仲；第四十四師，師長阮玄武；第四十五師，師長方振武。

閻錫山的晉軍系統，共編制了十三個師：

第三十二師，師長李培基；第三十三師，師長孫楚；第三十四師，師長徐永昌；第三十五師，師長楊效歐；第三十六師，師長李生達；第三十七師，師長王靖國；第三十八師，師長李服膺；第三十九師，師長趙承綬；第四十師，師長關福安；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會詔；第四十二師，師長馮鵬翥；第四十三師，師長傅作義；第四十七師，師長鄭俊彥。

李宗仁的桂軍系統，共編制了十一個師：

第十四師，師長張定璠；第十五師，師長夏威；第十六師，師長胡宗鐸；第十七師，師長陶鈞；第十九師，師長何健；第五十一師，師長李品仙；第五十二師，師長葉琪；第五十三師，師長劉興；第五十五師，師長程汝懷；第五十六師，師長張義純；第五十七師，師長楊騰輝。

李濟深的粵軍系統，共編制五個師：

第五十九師，師長余漢謀；第六十師，師長蔡廷鍇；第六十一師，師長蔣光鼐；第六十二師，師長香翰屏；第六十三師，師長李揚敬。

以上各師的師長，在中央軍系統中，從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起，就陸續任命了。所以，我們在看到八月以后與紅軍作戰的國民黨軍中大都是以“師、旅”為單位進行作戰，就是這個原因。其實，它也就是把以前的“軍”改稱為“師”，把以前的“師”改稱為“旅”，團以下，根本就沒變。這是“掩人耳目”的做法，是蔣介石拿來去哄那些軍閥們的把戲。

（3）

國民黨南京政府在一月下旬剛開完編遣會，作為桂系軍閥的勢力基地武漢三鎮，馬上就成了蔣介石的憂患對象。原因很簡單，目前桂系的勢力，從一九二六年六月走出廣西，只兩年時間，就蔓延到了整個兩湖、安徽，其前鋒已到了河北的天津以東。

這個勢頭的延展，著實讓蔣介石望而生畏。因為這樣下去，再加上廣東的李濟深，以后半個中國都是他們的了，那他姓蔣的就白忙活了。所以，他不得不佩服楊永泰的那句話，“桂系要靠軍事來解決” 。否則，你就拿它沒辦法。

現在，經過“編遣”會議，南京國民政府允許桂系整編后保留為十一個師，但這里邊不一定全是桂系的人馬，除了以前唐生智的那四個軍被編成了四個師外，剩下的，還有從北洋軍那里收編過來的，而他們自己的軍隊，即以前第七軍的老底子，就只有夏威、胡宗鐸、陶鈞、楊騰輝這四個人所屬的師了。

但是，如果把廣東李濟深所編的五個師加進來，再攏住唐生智留下的這四個師，桂系的威脅卻是巨大的，它不是十一個師，而是十六個師，這比馮玉祥還多兩個師，比閻錫山還多三個師，能不讓蔣介石感到憂慮嗎？更其重要的是，他們所占領的地方，全是中國的富庶地區，是屬于錢糧都不愁的中國第一流地區，那里有豐富的戰爭資源，如果打起來，他蔣介石未必就能取勝。

所以，這能不讓蔣介石感到擔心嗎？

怎么辦呢？他只有去找自己的高級幕僚楊永泰，看他有什么方略能制衡這個桂系。他不是說，桂系要靠軍事來解決嗎？想必他在說這句話之前，可能早就考慮好了。

穿著一身白色西裝的楊永泰，在一間封閉的密室里，終于又與蔣介石見面了。

今天，他依然是梳著背頭，戴著眼鏡，與光著頭的蔣介石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中國的軍人已開始留光頭了，那應該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西方傳進來的吧。這是因為戰爭已從冷兵器時代完全轉變成了火器時代，其理由很簡單，就是方便戰場救護，以免受傷后由于頭發的遮擋而阻礙藥物的最佳治療。所以，那時的軍人還不只是蔣介石一人留著光頭，應該說，凡是軍人都留著了光頭。

此時，蔣介石對楊永泰說：“李宗仁他們的勢力在見日劇漲，你看用一個什么辦法讓他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你考慮過嗎？”

“這個，我是考慮過的，但是需要時間。我說過，對付他們要靠軍事，但要想徹底贏他們，單靠軍事是不行的，還得用外交。”楊永泰略加思索后說。

“外交？難道說我還得派代表去和他們談判，說你們放下槍吧，不然我就要打你們了！”蔣介石詼諧地問道。

“蔣先生，不是這樣的外交，是另一種。”楊永泰不稱“蔣總司令”，而叫“蔣先生”，這說明他蘊含深意，在間接提醒蔣介石要善于動腦筋。

他繼續說道：“你看那蒼天大樹，枝繁葉茂的，很多年都如此。但有一天，它卻枯黃了，可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了第二年，就再也沒發出綠葉，這大概是死定了。你知道它是怎么死的？原來它的根已逐漸的爛掉，再也吸收不了地下的水分。以后，我們就用這個辦法去對付桂系。”

“好吧，你說，該如何具體去做！”在楊永泰面前，蔣介石只得“謙虛”一般，而且不得不謙虛。

這樣，楊永泰就給他出了一個“四步走”的策略 ，其具體部署為：

第一步，叫“掘坑”。就是用“重金”把原唐生智在白崇禧手下的三個軍長廖磊、葉琪和李品仙給收買過來，讓他們在關鍵時從白崇禧的后院點上一把火，到時候這“小諸葛”再有多大能耐也讓他玩不轉。這叫釜底抽薪，讓那個騰起的焰火堅持不了多久就會自行熄滅。

第二步，叫“梳葉”。在桂系控制的范圍內實行分化瓦解。沒有矛盾的，先給他們制造矛盾，然后再利用矛盾。這主要是針對于湖南長沙的局勢。那里的情況很復雜，以前有三種勢力統治過，現在也是他們的余部，但都在聽桂系指揮。自從程潛被扣押后，剩下的就只有魯滌平和何鍵了，他們是分屬于譚延闿和唐生智的。

第三步，叫“剔枝”。就是必須要把李濟深給控制起來，讓他那五個師在關鍵時只是一盤散沙，起不了多大作用。

第四步，叫“斷根”。最后再把桂系內部給它又進行分化。在剩下的七個師中，程汝懷、張義純這兩個師是被收編的北洋軍，暫且不去管它，因為這些師是誰勝就跟誰，關鍵是桂系那五個鐵桿師，他們的師長分別張定璠、夏威、胡宗鐸、陶鈞和楊騰輝，但是他們并非鐵板一塊，除了以前第七軍的老底子，還有其他的廣西部隊，只要把這五個師一分化，這“桂系集團”就好對付了。

這樣看來，楊永泰早就在編織一張網，一張天大的網，真可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只是當這張網還沒有成形時，它應該是隱蔽的，不顯山不露水，就是身在其中的人，也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4）

說到桂系，在“編遣”會議未召開之前，李宗仁對蔣介石通知他來參加會議，也不是很積極的。他是在看別人的行動。別人在做，他也跟著行動，別人不做，他也就不動。這個別人，應該是馮玉祥和閻錫山，此外還有李濟深。

說到他與李濟深的關系，倒不是一般人認為的“他們都是廣西人，是同穿一條褲子”那么簡單。當然，從一些事實來看，也的確有這方面的意味，特別是在對付共產黨的南昌暴動南下軍隊的問題上，那個李濟深與黃紹竑就配合得那么密切，以致使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軍”一敗涂地。

但是，更需要搞懂的是，他們為什么偏要連在一起，而且還那么緊密？真正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都是廣西人，而是出于整個地區戰略上的需要。

從地圖看，廣西和廣東是連在一起的，從李濟深的家鄉蒼梧縣經西江一直可以坐船到廣州。

這條江發源于云南曲靖的烏蒙山余脈馬雄山東麓，然后從貴州進入廣西，再到廣東，從上游開始叫南盤江，接下來叫右江、邕江、郁江、潯江，到了蒼梧就進入了廣東，然后才稱為西江。沿途的名稱倒是不少，其實也就是一條河流，但其支流卻是繁多，構成了一個龐大復雜的水域網，這就是廣西南部與廣東西部，

這就預示著從廣西到廣東，根本就沒有什么屏障可言，如果兩個地方不互相聯合，那就只能對立，一對立就兩敗俱傷，這是愚蠢的人干出來的事情。從近百年的歷史來看，以前也有過這方面的教訓，所以作為一個有頭腦的政治家，他都要考慮到“聯合”這個可以“雙贏”的效果，而李宗仁、李濟深這些精英加梟雄，是決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的。

所以，在“編遣”軍隊的問題上，“二李”的利益幾乎是一致的，而李濟深比李宗仁大六歲，卻反而還要看李宗仁如何行事，他就跟著效仿。

為什么呢？因為桂系的軍隊比他多呀！所以有什么大的問題，都要一起協商，共同解決，這就形成了“同穿一條褲子”的說法。

說到這里，我們不妨也來了解一下李濟深這個人。把他的“反共”立場拋開，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其實這個人還是很不錯的，他為人忠厚，做事也很沉穩，而且很有分寸。在國民黨中，他是屬于那種比較溫和的中間派，如果沒把他往絕路上逼，他是不會對任何人翻臉的，是屬于那種對什么人都可以接納而且還能和平相處的人。這可以從他與汪精衛和張發奎、蔣介石之間的接觸中，我們可以看出。

但是如今桂系與蔣介石的關系已處于劍拔弩張的地步，李濟深又怎么應付呢？或者說他應該支持誰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在桂系與蔣介石之間，以前是沒有矛盾的，而且在蔣發動“四·一二”政變時，李宗仁、白崇禧，還包括李濟深，都是他的竭力支持者。但是自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馬上就感到桂系對他是一種威脅。如果不是他們中的白崇禧和他手下的何應欽聯合“逼宮” ，他又何必走到這一步呢？

這就預示著以后的局面，有桂系的存在，他蔣介石就沒好日子過。挖掘思想的最深處，他們為什么要“逼宮”？那是因為他蔣介石有薄弱的環節，他們是從這個環節看出了他的軟弱，而這個軟弱是不配擔任那個總司令職位的，就這么簡單。或者說，他們從骨子里就瞧不起他蔣中正指揮無能，所以要他“下野”，把位子讓給別人。

現在蔣介石的做法，就是要讓桂系看一看，究竟誰厲害，誰無能。換句話說，如果他蔣介石不把桂系的勢力扼制住，將來完全有可能再把他逼“下野”，而且還會讓他永遠“下野”。

這樣，他們的這根“鏈子”就算結上了，而且在以后的幾十年中就一直沒解開過。

再說李宗仁，“逼蔣下野”他是成功了，而且還在南京主持了一個“寧漢合流”后統一的國民黨局面，并建立了南京特別委員會。這段時間，應該是他充分展示個人才能的時候，但是路途并不平坦，先是與孫傳芳在龍潭進行大戰，后來又發動“寧漢戰爭”與唐生智對峙，最后終于把這一系列的麻煩事給解決掉了，結果這個蔣中正卻回來了，經過他的一系列鼓搗，這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就像變戲法似的又回到他那兒去了。這說明李宗仁也有薄弱的環節，但他的薄弱不是戰場指揮無能，而是沒有蔣介石那么多的心眼和手段。

當然，李宗仁也不是吃素的，在關鍵的時候，他也能抓住機會除掉“異己”。比如他扣押程潛，就是借助蔣介石來動員他去參加“北伐”這個機會，那時他已洞悉到蔣介石還非動用他這二十萬的戰略預備隊，于是就順便解決了曾經對他有用而現在卻成了他的絆腳石的程潛，使蔣介石也不敢說什么，還得支持他。

總得來說，李濟深是一個章法不亂、綿里藏針的人，而李宗仁卻是一個胸懷大志、不甘示弱的人。這兩個人的聯合在無形之中卻成了互補，這就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氣勢，讓蔣介石一想起來就坐臥不安。

（5）

“編遣”命令剛下達兩天，就到了一九二九年的三月，這時蔣介石就要躊鑄滿志地進行下一步的工作了，這個工作就是他們全黨都在關注的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大會，有一項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會。去年八月，不是有人把要到“三大”召開時才能取消這個分會作為反對蔣介石的意見嗎？現在就到了“三大”，宣布取消，看還有人會說什么？

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湖南那邊又出大事了。

原來，二月二十日這天，駐扎在武漢到長沙一線的桂系軍隊夏威第十五師和葉琪第五十二師卻進兵長沙，把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所部第十八師包圍，在何鍵指揮的第十九師解圍下，魯滌平帶著他的第十八師已逃到江西境內。同時，以李宗仁為首的武漢政治會議居然宣布，撤銷魯滌平湖南省主席職務，由何鍵代理。

當蔣介石聽到這個消息后，肺都氣炸了。這李宗仁也太囂張了吧，他怎么能這樣呢？在去年八月舉行的二屆五中全會不是已明確規定，各地方政治分會不得擅自發布命令，這魯滌平還是一省之主席，任命和撤職也不是他武漢政治分會的事，怎么他就敢擅自做主呢？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此時，蔣介石心里在獰笑，還暗自嘀咕道：“既然你不仁，我也就不義了。本來是想收拾你的，但苦于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借口。現在好了，你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不正好幫了我一把嗎？”

關于桂系的這一行動，對于蔣介石來說，確實是個征討他們的好理由。他本來就是要找他們的茬的，這下好了，他們反倒送上門來了。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或者叫“眾里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原來，在二月上旬，由湘贛兩省發動的“圍剿”井岡山紅軍的戰事已基本結束，可在戰場上卻留下了大量的槍支彈藥需要運走，按理說，江西的就歸江西，湖南的就歸湖南，但是卻被蔣介石的一聲命令全部運給湖南的魯滌平去處理。這樣，這些軍火就從蓮花境內經萍鄉通過株萍鐵路源源不斷地運回了長沙，由省主席魯滌平收歸庫存，這件事馬上就引起了兩省“會剿”代總指揮、第十九師師長何鍵的不滿。

何鍵是今年一月“圍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前線總指揮，但此時卻沒有得到這批武器，而是讓沒有去參加“會剿”的魯滌平第十八師無功受祿，心里自然憤憤不平，于是就在打主意看如何“整治”一下這個在湖南的譚延闿的代理人。想來想去，他終于有了辦法。

他決定把這件事添油加醋地去報告給武漢，看李宗仁他們是如何反應。

于是，他馬上發電報給武漢方面說，蔣某人在秘密運武器給魯滌平，像是要動武了。還說，他親自抓到了一批運武器的。

此時，第十九師師長胡宗鐸在武漢坐鎮，上一次就聽何鍵說過這種事，但據他說是聽部下的傳聞，所以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一次可不同了，是他親自看見的，還抓了一批運武器的。

胡宗鐸一看，馬上就慌了，決定來個不請示的先下手為強，這樣驅逐魯滌平的“魯案”或者叫“湘案”，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6）

說到何鍵，這個人在制造“馬日事變”的時候是多么的躊鑄滿志，那是因為后面有一個唐生智在給他撐腰，所以為了給那些“打土豪、分田地”打到自己頭上的泥腿子們一點顏色看看，他當時就毫無顧忌地策劃了搗毀機關、屠殺工農的“馬日事變”。

可是現在卻不同了，何鍵的靠山一個個都倒了，剩下的就只是幾個同僚，卻還被桂系打敗后進行了收編，這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恥辱，所以使一向心高氣傲的他，在有一段時間里簡直抬不起頭來。

為了要在湖南呆下去而不被白崇禧帶到前線，何鍵真是煞費苦心。那時，他只得硬著頭皮去抱程潛的大腿，因為程潛是南京特別委員會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看在他也是湖南人的情分上，再加上他本人也乖巧，所以就把他強行地留了下來。

可是好景不長，在去年五月，李宗仁卻以“莫須有”的罪名把程潛給扣押了。接著，程潛的第六軍又被魯滌平排擠由胡文斗帶走了，這何鍵頓時就有了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于是，一個不得不重新尋找“靠山”的想法，也就在他的頭腦中應運而生了。

在長沙的魯滌平，那是有靠山的，他就是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而他何鍵靠誰呢？靠蔣介石？他們并不熟識，也沒有人引見，何況遠水也解不了近渴。看來要想在長沙立住腳，就只有靠眼前這個“統治壓迫”他的桂系的力量了。再說，如果不投靠他們，說不定哪一天，他就是程潛第二。

所以，盡管他靠的程潛被桂系給扣押了，他不僅不能去為他的“恩師”報仇雪恨，而且還得低著頭彎下腰向這些“霸主”請安問好。這是權宜之計，沒辦法，不然就自身難保了。

就這樣，何鍵通過在保定軍官學校讀書時的同學、第十二軍軍長葉琪，攀上了在武漢坐鎮的桂系首領李宗仁的關系，并和下面的幾個軍長夏威、胡宗鐸、陶鈞等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7）

去年十二月五日，何鍵以報告“清鄉督辦公署結束、軍隊縮編及湘贛‘會剿’等事項”為由，前往漢口去向李宗仁匯報，同時還帶了一個軍事參觀團一同前往，以示向桂系軍隊的管理操練學習致敬，而實際卻是為了加強他們之間的感情聯絡。

在武漢，何鍵還與夏威、胡宗鐸、陶鈞等幾個軍長頻頻相會，促膝交談。兩周后，還被胡宗鐸帶著去北平謁見了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在北平，他們三人還一起去西山游覽，在八達嶺長城上，他們談到了“兩湖”問題。

何鍵向白崇禧透露：“根據下面的人報告，我們的蔣總司令在秘密運送槍支彈藥到長沙，但是我沒有得到這些武器，這說明他是全部交給了魯滌平。他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胡宗鐸說：“可能是對你不信任吧，蔣如果是對武漢用兵，還用得著繞那么大的彎子嗎？”

白崇禧卻說：“別小看了這個姓蔣的，在關鍵時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來的！”

當著何鍵的面，胡宗鐸對白崇禧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

“武漢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怎么個先發制人？此事不能輕舉妄動！”白崇禧沉思良久，然后說，“要先發制人，那就得找個充足的理由，不能師出無名。再說，我們一旦與蔣開戰，只能舍棄武漢而集中兵力于湖南，這里背靠兩廣，然后從湘入贛，再從浙江進攻上海，先奪取他的錢袋子，讓他的幾十萬軍隊沒吃沒喝的，就會不戰自潰。所以我們必須控制湖南。”

何鍵聽了這番話后，心里不寒而栗。原來這“小諸葛”還有這么一手，看來他們接納他只是把他當成了一個棋子，同時也說明他們對他在湖南的鎮守又顯得是多么的重要。

此時，何鍵才明白，原來這新桂系的野心卻不小，居然敢“天狗吃月亮”，這是他始料不及的。現在他終于明白了，他的老師程潛被扣押，肯定是不聽他們的。

在北平的西山，何鍵已知道了新桂系的秘密，也就算是正式上了他們的賊船，還領受了湖南如果有什么風吹草動，就要立即報告給他們的具體任務。

回到武漢后，為了把控湖南，胡宗鐸還對何鍵說，只要他愿意“扳倒”魯滌平，以后就讓他全部負責湖南的事。

據何鍵駐武漢辦事處主任胡燮槐的回憶，何鍵為此向胡宗鐸表示：“責任他愿意負，但職權有限，萬一力不從心，那怎么辦呢？”

胡宗鐸聽他這樣說，馬上向他表示：“魯詠安那邊的事，由我與煦蒼、翠微來共同對付，蕓樵兄可置身事外，暫作壁上觀，不過湖南內部問題，需要你回湘后，及早妥作安排。”

他說的詠安、煦蒼、翠微這三個人，就是魯滌平、夏威、葉琪。這是他們名之外的“字”號。

之后，何鍵返回湖南，于元旦那天去萍鄉就任了湘贛兩省“會剿”代總指揮，集中精力“圍剿”紅軍，擺出一副盡職盡責的樣子，一點也不過問湖南這邊的政事，以麻痹魯滌平對他的懷疑，而暗中卻在做“倒魯”的準備。

二月十三日，胡宗鐸、陶鈞、夏威三人在岳陽密謀，決定從夏威那里秘密調來兩個剛剛整編好的旅向長沙開進，名為加強防務，實則是準備與何鍵里應外合，把魯滌平趕走。

（8）

此時，蔣介石的收買計劃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他找來宋子文，要他繼續啟動劉興去收買在白崇禧那里的唐生智部下廖磊、葉琪和李品仙，同時還派人去武漢密見胡宗鐸，許諾只要他脫離桂系，就將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一職讓他來擔任 ，卻遭到了胡宗鐸的拒絕。

之后，蔣介石還不甘心，心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又派人去許諾，只要胡宗鐸保持中立， 可以讓他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職，但胡宗鐸依然不搭理他。

胡宗鐸不上這個套，蔣介石又在想別的辦法。這時楊永泰給他出主意，去找俞作柏，通過他去收買夏威手下的兩個師長，當然如果“編遣”下來，他們應該是兩個旅長，一個叫李明瑞，一個叫楊騰輝。

俞作柏是何許人？此人出生于廣西北流縣，在廣西的社會影響中僅次于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是屬于那個第四號的角色。他本是黃紹竑手下的一員大干將，在新桂系平定廣西的歷次戰役中，他幾乎都經歷過，還晉升到了團長。后來，李、黃二人經過談判實行合兵，他也就隨黃紹竑一起加入到了李宗仁的隊伍。

在大革命時期，俞作柏已當上了廣西省政府的農工廳廳長，并兼任了黃埔軍校南寧分校的校長。在此期間，他堅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與共產黨人相配合。在北伐開始時，與表弟李明瑞還有自己的弟弟俞作豫都積極支持工農運動，與共產黨人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但是，后來李宗仁、黃紹竑都參與了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把他這個“親共”分子給開除了黨籍，讓他在廣西呆不下去，只好到香港去避居。

為了爭取俞作柏去收買李明瑞和楊騰輝，蔣介石與他的高級幕僚楊永泰又進行密商，最后決定還是由楊永泰親自跑一趟，畢竟他對廣西的人和事都很熟悉。于是，楊永泰就拿著蔣介石的親筆信去香港會見俞作柏。

在香港逗留了幾天，楊永泰才終于在一家公寓里找到了俞作柏。原來此人個子不高，細眉大眼，說話慢聲細語，但眼神卻透著光。

兩人見面后，楊永泰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倆都是不安分的人，腳下的路是很多的，而你卻偏要呆在這個公寓里享清福，這是為什么呢？”

俞作柏一見楊永泰，就知道此人是屬于那種八面玲瓏的多面孔角色，論年齡，他比自己大九歲，所以也就不好譏諷他，只是想盡快知道他是來干什么的，只好問道：“老兄別來無恙，找我可能是火上房了吧？”

“被老弟猜對了一半，我是來給你賀喜的！”楊永泰笑著說。

“何來之喜？難道天上會掉餡餅？”

這時，楊永泰才拿出蔣介石的親筆信來。

俞作柏一看，信中承諾，如果他能“扳倒”李宗仁和白崇禧，國民黨中央將委任他為廣西省政府主席，省府委員由他自行決定。

這可是一個具有很大誘惑力的“交換條件”，讓一直處于逆境中的俞作伯終于覺得可以舒展一下了。但是，他一向是反感蔣介石的，所以憑什么相信他的話呢？再說，李、白二人那么大的勢力，怎么去扳倒？這不是在癡人說夢嗎？所以，他猶豫起來。

作為“人精”的楊永泰已看出了俞作柏此時的心思，就說了這么一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你我有著共同的命運，都是在人家碗里拔飯吃，又何必那么斤斤計較呢？還是先入為主，抓著一塊地盤再說吧！”

經楊永泰的三寸不爛之舌，終于使已幾乎絕望的俞作柏覺得自己又有了“翻梢”的機會，所以就欣然同意了。

這樣，收買夏威手下的李明瑞、楊騰輝的事，就算搞定了。為此，楊永泰許諾，將給俞作柏六十萬元，作為活動經費。

在香港，楊永泰又去見了另一個人。他就是東渡日本后回國的唐生智。去年十月，當蔣介石正在宣誓就職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之時，唐生智卻悄悄從日本回到了上海，不久又從上海去了青島。

劉興在去天津的路上，是親自到青島去見過唐生智的，而且還把一封唐生智寫的親筆信拿去給廖磊、葉琪、李品仙他們看。

今天，蔣介石也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唐生智，許諾只要他同意拉起舊部，中央將任命他為第五路軍總指揮。

此時，楊永泰也許諾要給唐生智一百五十萬元的活動經費，讓他去天津“安撫”自己的部下。唐生智一聽，覺得風水輪流轉，終于又輪到他了，于是馬上表示，堅決服從中央的安排。

就這樣，蔣介石通過楊永泰，把俞作柏和唐生智以六十萬元和一百五十萬元的代價收買了過來，這就好像在新桂系的大廈下挖了一個很大很空的洞，只有一搖擺，必傾塌無疑！

（9）

二月十八日，當各編遣區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軍隊的編遣時，李宗仁在干嘛呢？他是軍事參議院院長，還兼任著編遣委員會的委員，在南京忙著呢。關于“倒魯”的事，他是同意的，但具體在哪一天，卻還沒有定。

這可以從他后來的回憶中看到。他說：“何鍵此時親赴武漢告密，說中央部署已定，對武漢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團軍似應采取自衛行動。”

所以，當何鍵報告從江西那邊運來大量槍支彈藥而被魯滌平“獨吞”了時，駐守在武漢的桂系骨干胡宗鐸卻慌了手腳，在倉促之下，決定先發制人，趕走魯滌平控制住湖南再說。

二月十九日，胡宗鐸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宣布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師師長魯滌平“把持稅收、‘剿匪’不力、重征鹽厘、有瀆軍紀”，特免去魯滌平湖南省主席一職，由何鍵繼任。

當晚，胡宗鐸電告何鍵：“漢口之約，今日實現。”

二十日早晨，何鍵得知桂軍李明瑞、楊騰輝兩旅突襲長沙的消息后，為避開他有重大嫌疑，他裝著十分關心的樣子打電話告訴魯滌平：“鄂方有軍車南開，該不會有什么異動吧，請給予重視！”

其實，從夏威那里調來的兩個旅早就在長沙附近，他們的旅長就是蔣介石要收買的李明瑞和楊騰輝。何鍵這么說，是用的障眼法，為的是欲蓋彌彰。

二十一日，李明瑞、楊騰輝率領兩個旅已抵達橋頭驛，這就算是兵臨城下了。

魯滌平一看，知道硬頂已經沒用了，于是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

當晚，在他的私宅里，魯滌平還召集了一些人開會，決定辭去省主席一職，請何鍵暫為代理。然后，帶著所部，逃往萍鄉，再奔南昌。

為了在魯滌平面前表現出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在他率部撤離長沙時，何鍵還公開出面進行掩護。

為了把這場戲演得很實在，雙方還打了起來。

（10）

“湘案”的發生，讓國民黨內一片嘩然。首先是蔣介石，氣得簡直要跳起來，他馬上以最高當局的身份發表對此事件的立場與態度，強烈譴責桂系軍隊“驅魯”的卑劣行為，說他們這樣做是嚴重違反二屆五中全會的決議中“不得以分會決議任免特定區域內之人員”和“無編遣委員會命令不得擅自調動部隊”的規定，另外還擅自撤換中央任命的大員，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其實，蔣介石心里是有數的。這個“湘案”的發生，正是他和楊永泰在設計“天網”的過程中，早就預料到的。現在，他看到桂系已“先發制人”，而且還敢做“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現在用兵來征討他們，也就名正言順了。

但是蔣介石對搞垮桂系，是有一整套計劃的，馬上出兵，未免倉促，而且勝算也不大，或者說，在各個環節還沒有做好準備之前，貿然出兵那是要失敗的。再說，這么大的事，中央不經過一個“了解定性”的過程，好像也說不過去。

于是，蔣介石就指派吳稚暉去請光復會的元老蔡元培一起去“調停”。表面上看，好像是對桂系有“調節緩和”的意思，而實際上卻是在爭取時間積極備戰。

“倒魯”事件發生后，李宗仁還不知道，是海軍艦隊司令陳紹寬在事發后的第二天才告訴給他的。

當李宗仁獲悉此消息后，自知理虧，馬上以“眼疾”為名，溜出南京，逃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家叫“宏恩”的醫院住起院來。

“湘案”發生后，剛從廣州到上海的李濟深馬上通電全國，譴責胡宗鐸、陶鈞、夏威的“不法越軌”行為，并給李宗仁建議，要他因管束部下不嚴，自請處分。

李濟深本來是打算到南京去協商“編遣”事宜的，但到上海時，正遇“湘案”發生，他考慮到自己再去南京可能有危險，于是就搬到法租界“融圃”同李宗仁住在一起，以便會商善后如何處理此事。

此時，蔡元培、吳稚暉已到了上海，專門拜訪了他們。蔡元培問李宗仁：“德鄰老弟，事情發生的很突然，事前你知道嗎？”

蔡元培已六十一歲，比李宗仁大二十三歲，他這么叫，也算是夠尊重李宗仁的了。

“二位前輩居然屈居尊駕來此過問，我可以坦誠相告，我一直在南京，真還不知道！”李宗仁坦然地說。

“既然不知道，那就寫個材料證明一下。這件事太大了，居然敢以你的名義發號施令，如果都去效仿，那還了得！”吳稚暉不冷不熱地說。他比蔡元培還大三歲，屬于蔣介石的鐵桿后盾，對桂系這種做法是極為反感的。

“既然二老都來說和，德鄰究竟是何意見？”李濟深在旁配合道。

李宗仁只好無可奈何地說：“我引咎自劾，以明責任。”

蔡元培聽了后，馬上說：“既然這樣，那就還有回旋的余地，我們也好回去復命。”

“任潮老弟，你也和我們一同回南京吧，看來這件事你還得幫助圓場！”吳稚暉對李濟深說。

李宗仁對李濟深此時去南京不太放心，他怕蔣介石把李濟深作為“同案”抓起來，所以他馬上說：“這里沒有李任潮什么事，他還是不去的好！”

吳稚暉也聽出李宗仁是對蔣介石不放心，于是馬上拍著胸脯說：“任潮老弟的安全我負責，我以人格擔保，他去是絕對不會有什么差錯的，相反的，還能幫你洗清冤屈！”

李宗仁聽后，這才同意李濟深跟他們一起去南京復命。

然后，他特意發了一封電報，向南京國民黨中央請求處分。

（11）

卻說那個表面做“好事”的何鍵，幫著胡宗鐸他們趕走了魯滌平，卻又在魯滌平大難臨頭時去幫著他逃離，致使魯滌平對他頓生好感，于是在臨走時，把省主席一職讓他來代理。但為了避嫌，何鍵不敢應承。

事變的當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湖南省的省府會議在長沙進行，省府委員們都推舉何鍵代理省主席一職，并發電報請他趕快返回省城。

二十二日，何鍵復電，以“剿匪任務，尚未終結，實難分身”為由婉拒。

接下來，胡宗鐸、陶鈞、夏威等，專門來長沙，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命令任命他為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職，并督促他宣誓就職。但圓滑的何鍵卻不來長沙，而是在長沙附近躲了起來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一接受這個“主席”一職，就不打自招，他是參與了他們的陰謀活動的。怎么辦呢？他只有等待，看南京方面是什么態度。

桂系的“倒魯”讓蔣介石在任命誰是湖南省主席的問題上，也遇到了難題。本來他是想把何鍵推舉為省主席的，但恰恰桂系又任命了他，這就不好辦了。桂系是“非法”任命，如果他再任命，豈不是承認了桂系的“非法”為合法了嗎？

根據法理，譴責桂系違背中央決議，無疑就等于說不承認對何鍵的任命。如果中央又任命何鍵，這豈不是在打自己的嘴巴？

但是想來想去，蔣介石還是覺得只有何鍵才是最合適的人選。首先，他是唐生智的舊部。唐生智的部下在白崇禧那里還有三個，他都在“安撫”，多一個何鍵不就更具有殺傷力嗎？

再說，為了求得湖南的穩定，他需要籠絡住這個何鍵，不讓新桂系的勢力再侵入，還必須選一個非桂系的人在那里支撐。

怎么辦呢？遇到這個“兩難”的問題，他只有去找高參楊永泰。

楊永泰的一番話，讓蔣介石幡然醒悟。他說：“如果不把何鍵拉到中央這邊來，他就會跑到桂系那邊去，而且是死心塌地，這個就使你多了一個勁敵，以后控制湖南可就難了，所以即使這個任命有點像在打自己的臉，還非打不可！”

經楊永泰這么一點撥，蔣介石終于轉憂為喜。這樣，為了分化何鍵與桂系的關系，再鑒于何鍵并沒有貿然接受桂系的任命，因此在二月二十七日這一天，蔣介石馬上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任命何鍵“暫行代理湖南省主席”。

他想通過“暫行代理”這幾個字來解決南京中央的面子問題，也考慮到了湖南的現實問題，就算是給何鍵一個機會，看他能不能把這個復雜的局勢給穩住。穩不住就滾蛋，穩住了，就可以取消“暫行代理”四個字。

何鍵在接到中央的電令后，終于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很慶幸自己沒有輕易去就職，這倒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因為前有狼后有虎，都是他惹不起的角色。現在既然他們兩方面的意見都一致，那就沒后顧之憂了。

在南京中央任命的那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七日，何鍵欣然地回到了長沙。然后在三月二日這天，他正式宣誓暫行代理省主席一職。此舉既是接受武漢方面的委任，又是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真是“兩面討好兩面風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根據蔡元培、吳稚暉、李濟深的報告，作出決議說，武漢政治分會改組湖南省政府一案，誠屬不合，應由該分會主席負責。對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張知本、胡宗鐸、張華輔予以免職，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議處。

對李宗仁沒有處分，可能是因為他“不知情”的緣故。更其重要的，是給他留了面子，以后好有個回旋的余地。

事情到此，“湘案”似已完全解決，但實際卻并非如此，因為復雜的事還在后面呢。

鑒于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馬上就要召開，也是在十三日這一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電令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各政治分會于本日停止辦公，結束裁減，并電告各省、市政府查照。

這也就完全承諾了各地方政治分會只保留到“三大”召開前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