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在宋仁宗景祐三年，四川省眉山縣境內的一座彭老山突然變得荒瘠起來，當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多年以后人們才明白，原來這一年一位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大師、全才誕生了，他就是蘇軾。
公元1056年，蘇洵帶著軾轍兩兄弟參加科舉考試。蘇軾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就是遇到了歐陽修這個主考官。當時的北宋文壇盛行內容空虛、矯揉造作之風，歐陽修對此深惡痛絕，而蘇軾不受當時文風影響，發表自己的見解。歐陽修讀過后又驚又喜，打算把此文章取為第一，但因為當時科舉實行糊名制，他覺得這樣好的文章除了自己的學生曾鞏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寫出來了，為了避嫌忍痛割愛取為第二。當拆去糊名才知作者原是蘇軾，稱贊說“讀軾書，不覺汗出”、“更三十年無人道著我也”。歐陽修多次高度稱贊蘇軾，使得蘇軾一時間名滿天下。公元1061年蘇軾又參加了制科考試，高中，被授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的官職，蘇軾的政治生涯正式開始。
宋仁宗駕崩后，神宗即位，朝堂政權交替。面對積貧積弱的王朝，血氣方剛的神宗決心銳意改革。當時的朝廷官員分為兩派，以富弼、司馬光等與元老大臣為首的反變法派和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雖有大臣反對，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刀闊斧的變法開始了。王安石在理財和整軍兩方面頒布了許多新法，其中的青苗法讓老百姓怨聲載道。對于王安石變法的激進做法，蘇軾是反對的。神宗皇帝在讀過蘇軾寫的關于反對改革科舉法的內容后，神宗召見了他。神宗問他當今政令有那些過失，即使是自己的過錯，也不妨坦率指出。多年來蘇軾一直在等待這一刻的到來，他沒有猶豫，答道：“臣以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稟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近人太銳。愿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后應之。”聽完蘇軾的回答神宗說自己會仔細想想。這事很快傳到了王安石的耳中，他自然很不高興。
朝堂蘇軾是待不下去了，他請求外任，攜一家老小前往杭州。在杭州期間，他寫了很多詩，將心中所感所想全都寫了出來。可是要知道在湖光山色、天堂般的杭州，蘇軾也不能日日吟詩高歌，因為在監獄里還有一萬多名囚犯，因無力還債、販賣私鹽正待審判，有蝗災還沒有解決。蘇軾這樣一個“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人，他寫的詩里難免對當權者多有不滿。這在以后給他招惹了災禍。杭州任滿后，蘇軾被調往湖州任職。在古代不管皇帝把你調往哪里，官員都是要上表謝恩的，蘇軾就寫了一篇到任謝恩表。正是這篇謝表讓那些小人找到了報復的機會，他們從中找出幾句話，說他蔑視朝廷并開始彈劾他，還找出他之前寫的一些詩來作為證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蘇軾被捕入獄，關進了御史臺的大牢里。御史臺因院里的柏樹上經常落有烏鴉又被稱為烏臺，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從八月二十日到十月中旬，將近兩個月的審訊，使蘇軾在精神和肉體上都經受了難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當時關押在隔壁牢房的一名大臣蘇頌寫下了“垢辱通宵不忍聞”的詩句。
所幸在好友和仁宗皇后的多方努力下，在被關押了一百多天后，蘇軾終于走出了御史臺的大牢。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蘇軾被貶，謫居黃州。作為罪官，他“不得簽署公事”，也沒有薪俸，可還有一大家子要養活。他的老友馬正卿想方設法，四處奔走終于從有關部門獲得許可，批給蘇軾一塊廢棄的軍營地，用于耕種。此地在黃州城東的山坡上，于是蘇軾便自號東坡居士。至此蘇東坡誕生了。
黃州的蘇東坡超然曠達、自得其樂，作為一名農夫，他“漸喜不為人識”。在黃州他過的是神仙般的日子，莊稼已經種上，沒有了朝廷的斗爭，也沒有了金錢的煩心。蘇軾的農夫生活讓當權者感動不快，五年后一紙詔令，蘇軾再一次打點行裝，帶上一家老小動身前往黃州，重又踏上漂泊之旅。在動身途中，蘇軾兩次上述書請求乞居常州，等了幾個月后終于得到回復批準了他的請求，蘇軾欣慨不已。
正當蘇軾感念神宗恩澤的時候，不幸的消息從天而降。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年僅十歲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本就反對變法，于是開始起用司馬光。三月司馬光應詔拜門下侍郎（副宰相），次年出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宰相）。此時的北宋朝政風云變幻，變法派與反變法派勢均力敵。而蘇軾正在過著自己悠然的田園生活，心甘情愿地置身于政治的漩渦之外。可是這樣的好日子是何其短也！六月下旬，蘇軾接到朝廷詔令: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全家人欣喜若狂，可蘇軾難免有一些惆悵。一家人又開始打點行裝，準備遠行。剛到登州卻又接到朝廷以禮部侍郎召還的詔令。到任不到十天，又接到詔令遷為起居舍人。不到三月，又一道特詔：詔令蘇軾免試任中書舍人，九月再次榮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次年八月又兼任了經筵侍讀。就這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蘇軾扶搖直上，聲望與日俱增。
可是好景不長，元祐元年十一月，元祐黨爭爆發，洛黨（河南派）和朔黨（河北派）聯合攻擊蘇軾。他不想再做無謂的爭辯，請求離朝外任，但沒有得到批準。置身于污濁的官場，讓他更加懷念自己作為“蘇東坡”的那段黃州的時光。接二連三的彈章使蘇軾難以安于朝中，經過一再請求，元祐四年，朝廷終于批準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杭州知州。重回杭州，蘇軾欣喜不已，治理了西湖，讓他難得的有過了一段相對舒適的時光。轉眼杭州任期已滿，朝廷詔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蘇軾對于朝中的斗爭仍然心有余悸，連寫三道辭免狀，沒有得到批準。無奈之下進京任職。但他的政敵始終不肯放過他，試圖再制造一次“烏臺詩案”，置他于死地。經過一系列明槍暗箭，蘇軾更加渴望歸鄉，歸隱林下。他請求外任，先后任職潁州、揚州，對仕宦更加厭倦，渴望桃花源式的田園生活。
元祐八年，高太后病逝，哲宗執掌朝政，政局又發生了大的翻覆。哲宗皇帝意欲改革，于是重用改革派大臣。但這批變法派大臣完全拋棄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體政策，卻以打擊“元祐黨人”作為主要目標，蘇軾當然是他們打擊的主要對象。四月誥命下達：蘇軾落兩職。蘇軾前腳剛走，一道誥命又下：再降為充左承儀郎。不久又一道誥命下達：“詔蘇軾合敘復日不得與敘復”，這道誥命取消了蘇軾敘官的資格。八月，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至此朝廷已是五改詔令，年過半百的蘇軾，拖著病軀，千里迢迢奔波于貶所之間。
經過長途跋涉，紹圣元年十月二日，六十歲的蘇軾終于抵達了貶所惠州。自翻越大庾嶺，蘇軾便進入了一個自己不熟悉的世界。嶺南氣候與北方迥異，當時屬蠻貊之邦，瘴癘之地，只有“罪大惡極”的官員才會被流放到這里。可環境的艱苦改變不了蘇軾的心境，就是在此地他寫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詩句。雖然惠州的蘇軾自己都是一個窘迫的人，可他還是盡自己所能為百姓著想：修建碓磨坊便利百姓、為普及插秧工具——秧馬，作《秧馬歌》、給親友寫信從內地購藥施舍當地百姓、雇人收埋路邊的骸骨，協助處理重大軍政事物、修建東江大橋和西新橋，還策劃籌建了廣州的自來水工程，做了一系列對百姓實實在在的好事。紹圣二年九月，朝廷大赦天下，但元祐諸臣卻不在赦免之列，并且終身不得北徙。這讓蘇軾決定在惠州買地，建屋定居。半年后，白鶴新居建成，他終于有了安居之所。
可好日子對蘇軾來說是那么的吝嗇。紹圣四年，一紙誥命將蘇軾貶往瓊州（今海南瓊山縣）別駕。在當時被貶海南被認為是僅次于死刑，由此可見政者的居心所在。六十三歲的蘇軾在六月渡海登島，四顧茫然。七月到達被中原人視為十去九不還的鬼門關——昌化軍貶所。此地當時還是沒有開發的蠻荒之地：食無肉、病無藥、居無所，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洗澡無浴室、更無書籍和筆墨紙張，再加上氣候炎熱潮濕、“燥濕之氣不能遠，蒸而為云，停而為水，莫不有毒”，生活條件可想而知。但蘇軾還是那個蘇軾，他看兒子和軍使下棋、與黎氏兄弟學儋州方言、與老秀才傾壺痛飲。執政者眼中的地獄，再一次成了蘇軾的天堂。但他們還不肯放過他，以按察嶺南為名，把對蘇軾父子有過幫助的官員全都處以輕重不同的處罰，還把蘇軾從官屋里驅趕出來，這下蘇軾真無容身之所了。蘇軾無處可居，只得在城南買地筑屋，當地的士人和百姓紛紛前來幫忙。在眾人的幫助下，終于建成了一所茅屋。蘇軾終究是改不了他為民分憂、于民同樂的作風。為了改變當地的不良風俗，請瓊州和尚幫忙宣傳，教他們內地的農耕牧業；作為一名文人，他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一名文化使者的角色，培養了海南有史以來第一名進士。
元符三年，朝廷政局又發生了大的變化。正月，哲宗崩逝，因沒有兒子，其弟趙佶即位，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簾聽政，形勢又向有利于元祐黨人的方向發展。二月大赦天下，二月底蘇軾得知消息。六月，蘇軾離開謫居三年的儋州。二十一日，蘇軾終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地。蘇軾在梧州與家人相會，正當帶領一家三十余口乘舟北赴永州時，十一月又接到朝廷誥命：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軍州任便居住。建中靖國元年，蘇軾北返到達大庾嶺。在宋代官員心中，大庾嶺有特殊的含義，若一旦貶官嶺南，就意味著政治生涯的結束，少有北還的希望。時隔七年，如今渡嶺北還，心中難免感慨萬千。當時士大夫已在政治上普遍看好蘇軾，而對于未來的進退，蘇軾表現出一種隨緣任運的心態。五月，蘇軾攜友前往金山，在金山寺里藏有李公麟所畫蘇軾畫像一幅，蘇軾自提一首六言絕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進入六月，天氣酷熱難當，六十六歲高齡的蘇軾身體已感不適。在海南時就已感染了瘴毒，再加上一年來長途跋涉，舟車勞頓，形神交瘁，他終于病倒了。轉眼到了七月，蘇軾已臥榻一月有余，十四日，病情極度惡化，蘇軾自知不起，十八日，將三個兒子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他說：“吾生無惡，死必不墜。”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溘然而逝，時年六十六歲。
消息傳遍全國，四方同悼，山河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