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于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好勝者，幸不憚盡言。(《陸集》21頁)這是淳熙三年，陸九淵寫給陸家親戚浙江諸暨王厚之(順伯)先生信內的話。可見，陸子在“鵝湖之會”后，沒有像朱熹那樣及時反躬“自省”悟自己“支離繁瑣”之病；他只檢討自己年輕氣盛，態度不好，即所謂“追惟(nong)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陸集306頁《祭呂伯恭文)想起過去鵝湖會上，我心粗氣浮，以致像參商二星那樣，雙方不能合在一起；從“義”來說，我是有做得不對之處。陸九淵性格如此：自信心忒強，光明磊落，認理不認人。他既未認識到自己有什么“盡廢講學”“不讀書”不格物”不要傳注”等等所謂“錯誤”；也不去打聽對方最近言行、或喜或憂，更不會做些小動作，到處造些對己有利的輿論。七九哥子壽回家后也許埋怨過他，批評過他，說他“不恭和”“不謙虛”“盛氣凌人”…不聽取理壇大師的“正確”意見，但他依然“持論甚堅”。出于對兄長“禮讓三分”，雖說不分辯；實則對鵝湖爭辯的幾折大議論，自認“愚見所到”，并無悔改之意。
因而使子壽得出：“轉步未曾移身”的印象。看來，子靜尚不成熟。雖說他想什么說什么，但缺少朱熹的風度和城府。 陸氏一生是最不畏權威的。他不是“執己好勝”。正由于他的極自信，終身追求“真我”的主體意識，說真話，做“刀鋸鼎鑊底學問”，無絲毫媚骨。三十五歲之后，他從不多談“敬”字，只談“執事敬”；對程頤 (伊川)的“主一無適”的“敬論”，朱熹的“持敬說”全都不屑一顧。
《大學》里有“敬”的概念。 朱熹承接程頤的“敬”字粹言，高度重視“敬字工夫”。他說：
敬字工夫，乃圣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腳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
敬之一字，真圣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因嘆敬字工夫之妙，圣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已以敬。
先立乎其大者，持敬。
只敬，則心便一。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以上，均引自《朱子語類》卷十二207—210頁)
“持敬”是程朱理學教人的“涵養工夫”。朱熹對此高度重視對“敬”提到“圣門第一義”、“立腳去處”“圣門之綱領”、“立大就是持敬”、“一心即敬，敬則心一”、敬是自作主宰”如此等等的高度。元晦先生為何如此重視“敬”字呢？其底，讀者自明。有了這個“敬”字圣賢就是凡人無可倫比的萬世師表；儒學(包括朱學)就是絕對權威；“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圭臬；現存的封建秩序、倫理、法規就是永恒不變的天秩、天序、天倫、天討。在鞏固和發展封建統治方面，陸子和朱子的目的并無二致，但在具體道路上卻各有岐義。至于儒學的“敬”立乎大只是“敬”，心一就是“敬”，自作主宰也是“敬”等等，“敬字工夫”，是與“易簡工夫”根本對立的，陸氏能同意嗎？更不用談“敬是圣門“第一義”、“立腳處”了，這是因為“陸學”的綱領是“心”之“會。陸九淵很少談“敬”字，其“底”即在此。以《易為思想武器，他的敬觀”原則是：
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陸集》412頁)
這里涉及到以“禮”治國事。《淮南子·齊俗》有段精彩的論述：
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思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怦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是故圣人廢而不用也。
“禮”與“敬”是有關連的，但實際上是一種文明的表現，就像“仁”樣，是人與人之間恩德的表現。因此，禮儀是為人情而設，與感情契合才不過份，感情和仁愛要在容顏上自然流露才是真實的。禮不要超過實際的敬愛，仁不要逾越恩德的分寸，這就是治國以及處理人際關系之道……古人并不是不知道制訂繁瑣的尊卑、上下、喜哀的禮節……只要明白生死之分，處理奢儉適度就夠了。亂世則不同，說的和做的相違背，感情和外表不一致，禮節花樣繁多，音樂雜亂而又靡淫。崇尚厚葬害苦了活人，長期守喪束縛了人們的手腳。因而導致世風污濁，誹謗朝廷的事時有發生。為此，圣明君主是廢除它的。陸九淵處于亂世，他對繁瑣的“禮”，迷信的“敬”是從心里厭惡的，更不用說那些不符合他“心學”體系的“敬”了！
他怎樣說“敬”呢？
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后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陸集》414頁)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其職，所學大進，方是?:執事敬。(《陸集428頁)
你看，陸子和朱子截然不同，他的眼睛是向下的。他提倡“業精神，尊敬“好學之士”，反對繁瑣的禮儀。至于用“敬”字來束縛人的思想，捆住人的手腳的高深理論，他更不屑為之。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教的。因此，“槐堂諸儒”往往不拘禮節，招來“傲慢無禮”之嫌。
七九哥陸子壽與劉淳叟二上鵝湖，在觀音寺與朱熹相會，子壽和元晦先生談興正濃，淳叟卻躲在墻旮旯里閉目靜坐，朱熹非常惱火，當場罵他沒有禮貌。《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2912頁黃義剛記錄如下：
《辨奸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每當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指：鵝湖觀音寺之會)，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后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案：兩宋期間儒者盛行靜坐，何況“憚悅之風遍布士林，朱門、陸門均如此。不過，朱熹口頭常教戒學生莫去學禪、道靜坐。陸九淵則是龍虎山學來的“因是子靜坐法”。1919年，毛澤東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中說：“靜坐之法，為朱陸之徒咸尊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朱陸的氣功主張。因此，毛澤東認為：“朱陸是靜坐之法始祖”。劉淳叟是不禮貌的，朱熹覺得他“大不敬”是有理的。但他話中有話，說淳叟“怪”，“不近人情”，又扯上《辨奸論》，骨子里“非陸”，是屬“醉翁之意”。“槐堂諸儒”中某些人也確實如此，是“道”教的影響所致、還是陸九淵“教之過”呢？它應當是時代之產物。
陸子壽回槐堂之后，是否說及此事？子靜聽了又如何？無文字可考。但，陸九淵一生不“主敬”卻是他“心學”之靈魂。
生活的喜劇是很多的，往往使人猝不勝防。同年十二月，貴溪縣令吳博古先生蓋了一個書屋，名曰《敬齋》，并邀請陸九淵撰“記”。子靜覺得適其時也，正好以“心學”說“敬”，展示了他對儒學“敬”字的現實理解，并從側面回答朱熹。為了使今日的普通讀者易懂，特附原于“本章注釋”，并譯《敬齋記》全文如下：
通過自身的修養，達到對家庭、國家、天下的治理一沒有對心一點的古代人，是沒有失掉他的“本心”罷了。現在做縣官的人，難道希望自己的“本心”還比不上古人這種“本心”嗎？也許是由于潮流的礙而沉溺于世俗，上面說的這種“本心”在如今的官場差不多看不到也不可考了！對手下的官吏放縱，以致胡作非為，卻不嚴肅整還說要依靠他們為朝廷辦事呢。百姓生活窮困，卻不想辦法使他們從窮困中復蘇過來，還說為公家向百姓索取就是要取足呢。有錢有的人，即使奸佞違法也不懲治；貧窮老弱的人，即使公正耿直也不信任。這種壞風氣已經習以為常了。天子有體恤百姓責備下面不勤政的詔書，他在接詔拜讀的時候，絲毫也不動心，還說：怎么是我個人的責任呢？奸佞胥吏放縱不予懲治，窮困的百姓不使復蘇，不治奸邪，不信正直，天子憂國憂民的心又不向老百姓宣揚，難道這就是為官的“本心”嗎？或者說世俗的潮流使他們這樣嗎？驗
人的“本心”走得并不太遠，只要平心坐下來，靜靜地思慮，也許會有所悵觸。難道他的心不會深深感到內疚嗎？等到他和同利的人相互得逞，就像波浪一樣相互推動，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現在的時尚，譏笑公正的言論，仇視正直的儒士，那末，他的“本心”就快要泯滅了！人和禽獸比較，相差多遠呢？主要是人有一顆“本心”。“愚民失掉了他的本心，賢人保存他的本心”。如果人的“本心幾乎都泯滅了，我會因此害怕啊！天地鬼神是不可誣騙的，愚夫愚婦是不可以相欺的。人心如果幾乎泯滅，我會因此更害怕啊！冬春相交的季節，黃鐘大呂的美妙音樂響起在大內，能夠生長的東西沒有不萌芽的；再加上春天的音律大簇(cu)夾鐘齊奏，即使是瓦石壓頂，層層鐵屋掩蔽，萬物還是要欣欣向榮的。人的“本心”如果能得到美樂的滋養，它的存在和發展之勢誰能遏制呢？
貴溪縣是隸屬信州府的一個大縣，綿延超過百里，人口眾多，公務繁雜。浙江諸暨吳公在這里做縣官，胥吏被嚴肅整治，然而大小政務沒有辦不好的；百姓從困窮中復蘇，然而吳公從來不會自以為足。奸邪的人得到懲治，正直的人得到信任，民眾無有不高興的。然而，吳公還是小心謹慎從政，生怕自己不能宣揚貫徹天子體恤民情的原意，這莫非就是他從“本心”出發，不被世俗潮流所陷溺的緣故吧？正因為這樣，吳公一來貴溪，就修建學校，聘請有道德有學問的儒做老師，并且待之以禮，非常恭敬他們。我陸某多次受他禮遇恩惠，以至不敢再接受他的深情厚意。現在，他在貴溪縣城的東面建造一所書屋，取名叫《敬齋》，再三請我為他寫篇記敘文。像他這樣渴求大“道”的精神，誰能比得上呢。
我曾聽過父兄長輩師友論“道”，沒有超過“本心”的。從令人喜歡的“善”，到表現出偉大的“圣”，以至神妙不可知的高境界(注是我們人的“本心”啊！本心的功能，好比生氣勃勃的苗兒，得到了黃鐘大呂之氣，就能生長；即使瓦石也不能壓制它，層層鐵屋也不能蔽它。如果這樣，從自己個人修養到發揚光大，化育萬民的力量是極大的；因為“敬”重了“人”的根本，它的影響就不僅僅止于一個縣了雖說如此，又不可不高度注意人心變壞的害處。心的有好有壞，決定于接觸利欲之初；譬如小苗，一個勁地澆灌而不去除草，根系搖動，枝蔓瘋長，為雜草遮蓋，再好的苗兒也會枯萎，結不出果實來。明顯的雜草容易拔掉，潛形的偽裝難以覺察，從事于“敬”業的人尤其需要明察，不可不細心辨別，期望吳公謹慎從事。陸某雖說不聰敏，但愿吳公做出政績。為了敬愛的人，我愿意隨時答應他再次的邀請。
吳公名博古，字敏叔。
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官陸九記。
廣大讀者今天讀了這篇《敬齋記》譯文，再對照陸子原文，有何感想呢？八百多年前的文章，仍有助于今天的“反貪倡廉”。雖是以心學說“敬”，從字里行間，我們只覺得充溢著一股正氣，哪有“禪”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