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九十年代那樣，充滿了各種思想和價值的碰撞，構成變動不居的紛繁表象下終結和新生的不斷層疊與無限消解。各種雜沓浩繁的亂象紛紛涌來，體現在文學上，就是這一階段的文學作品較之前后，顯出一種明顯“性亢奮”的征象，也即對于性描寫之鋪排渲染，這種群體性的文學面貌是獨屬于九十年代的，呈現出明顯的年代感和階段性。而目前專業領域對九十年代文學的各種歸納、分析與命名中，對這一現象尚缺少有效的總結和與之匹配的溯源式分析。

現象的產生。上世紀末，以衛慧、綿綿為代表，以酗酒、亂交、頹廢為標簽，通過身體寫作來宣泄青春叛逆的美女作家作品，代表了大都市光怪陸離的那一部分，本是一種極端現象而非主流，但輿論的高聚光而成一時的社會學現象。如果進行溯源，會發現這種現象并非僅發生在世紀末，也不僅表現在這些以頹廢青春書寫的群體，而是早有端倪且來源深廣。如果說八十年代張潔小說對于人類情感的重申和探討，張賢亮將性愛作為一種權利在小說中探問和思考，仍保持了理想主義的偏于精神特質，到了九十年代，很多作家對于性描寫的鋪排渲染，就呈現為一種群體性征候。先后持續十多年的這股文學風潮一反之前國內文學之雅馴面貌，且以世紀末以身體寫作為標簽的美女作家群走上輿論巔峰而告終結。若對這一時期文學的風潮賦以人格化描述，可稱為新時期以來文學創作上的青春期現象，即著力于性描寫的夸大渲染，對于人的欲望之表達如一只關不住的野獸沖出牢籠，這不僅出現在王小波這樣無視禁忌的自由派身上，更體現在素以“思無邪”為特征的嚴肅作家如賈平凹、陳忠實、鐵凝、張抗抗等優秀作家的筆下。《白鹿原》開篇即是白嘉軒跟七任妻子的性事特寫——通觀《白鹿原》全書，這個噱頭般的開端對全書的整體架構、人物塑造和情節發展其實可有可無，拿掉這個開頭，對全書沒有影響……這種風尚首先體現在小說領域，繼之波及新世紀早期的詩歌、散文等，成為一種整體性的時代風潮。

對于道德禁錮的反抗。回望人類歷史會發現，愈是壓抑人性的時代，人類的欲望沒有消失，相反，好奇、窺視欲、性犯罪和性變態反而發生反彈。越是性壓抑者，越是恥感深重的病態心理，越是充滿夸張的想象，而在文字中鋪排渲染。王小波曾述及，在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上等人說話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連褲子這個字眼都不說，更不要說屁股和大腿，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聯想……結果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出現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說，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讀物。”這類情色文藝作品的產生，原因等等不一，或迎合低級趣味，或體現為一種反叛，如中世紀意大利的薄伽丘之《十日談》，19世紀末象征主義唯美派作家皮埃爾·路易創作的《阿芙洛狄特》等情色小說（曾受到蘇珊桑塔格贊賞）。二十世紀初勞倫斯的小說，八十年代翻譯到國內，曾引起業界關于書寫道德嘩然駭之的爭議。李健吾在翻譯左拉的過程中也發現，左拉前半生作品，自然主義性描寫之興趣，恰恰在于彼時的生活孤寂壓抑。當左拉后來過上正常的生活，作品中對于性的處置也回到一個合規的尺度。而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追求所謂“絕對自由”的生活，以吸毒、酗酒、偷竊、同性戀為典型行為模式，掀起頹廢的潮流表達對二戰后美國國內形勢的反抗。其中的代表作如杰克·克魯亞克《在路上》、艾倫·金斯堡《嚎叫》、威廉·博羅斯《裸體午餐》等。

在整個人類的文學史上，古希臘神話以其戲劇方式塑造出各種愛欲糾纏的神話人物和故事，而在東方以“思無邪”為審美定位的《詩經》編纂中，亦保留了《野有死麕》對男女歡好的歌詠，從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古老壁畫與雕塑中，更可見生殖崇拜乃早期人類藝術的共性，由此散發出原始而又天真的勃勃生機，一直構成人類文藝史中巨大的魅力。人類社會對于性的禁錮，源于宗教和道德的提出，隨著人類走出童年期，政治和宗教開始啟動統治要求和道德標準。

向來圣賢看重社會道德的建設。在古希臘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談到故事的講述（也即文學、詩歌）對于民眾的影響，要保持好的社會道德，得讓孩子和年輕人得到正面健康的文學影響，所以建議在當時的詩歌（故事）中，修改或者去掉希臘諸神間縱情聲色的故事，甚至驅逐詩人，也就是著力于打造一個清潔的道德環境。東方的孔儒文化更有“非禮勿視”的道德規約，貫徹中華大地兩千余年，發展到極限就是北宋的程朱理學之“存天理、滅人欲”。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發表深澻洞見：“到處彌漫著義務觀念之中國，其個人便幾乎沒有地位。此時個人失沒于倫理之中，殆將永不被發現。……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而西方的宗教統治，更筑森嚴壁壘于漫長的中世紀。無論東方西方，一元論的意識形態之下，禁欲主義的氛圍規范著人們的日常生活。

直到八十年代，崛起于中華大地的人文啟蒙，帶來對于人的價值和權利的確立，同時國人在家看性愛錄像仍屬于違法犯罪，文革中對于人類情感生活的污名化，更讓人們整體表現出一種以性為恥的心理。也正因此，文革時期地下手抄色情讀物廣泛流傳，在封建思想趨于極端的明清一代，許多香艷小說一時風行，且很多出自正統文人之手。所以九十年代呈現出的文學集體性亢奮，首先是對長期以來禁欲主義的一種反作用。試問當下還有誰去手抄傳播文革時期的那些讀物？

信仰的顛覆與價值的迷失。可以這樣說，二十世紀的革命首先是對普通民眾價值發掘激揚，然后訓導其成為忠誠信徒的革命，這種革命到達八十年代迎來挑戰，九十年代開始走向瓦解。瓦解的渠道一是精神層面，改革開放帶來的美式自由主義思潮對集體主義發生質疑和個人價值予以確認，八十年代高歌猛進的人文覺醒對當時主流話語形成解構；同時國際社會格局動蕩，尤其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帶來社會主義革命正義論的信仰危機，深刻動搖了持續多年的固有意識形態，對接受規訓的民眾單一價值觀形成劇烈沖擊。二是經濟或者說現實生活層面，沿海城市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向并在全國鋪開，1995年出臺新《勞動法》（我國第二部《勞動法》），帶來原有城鄉關系的重大變革與舊有用工模式的破碎，國家資本體系向市場經濟轉向導致社會整體的趨利化傾向，堪稱繼五四、改開后又一輪嚴重的價值觀念沖擊，古典傳統價值觀和新民主革命話語體系連番消解，九十年代作為一個世紀的時間終結，更是百年精神建構的全面終結。舊的再次打破，而新的直至今天并未得到建立。以至于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上海文學界即展開人文主義精神大討論，對時人的精神價值傾向表達出學院派知識分子的深刻憂慮，而同時以王蒙為代表的京派文學界則表達了對于世俗價值回歸的歡呼。

曠新年曾指出，“理想主義氣息完全潰敗，自由主義和中產夢想重新到來……它飄蕩在時代的上方，以一種媚俗的狂歡的姿勢。西方國家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前衛藝術在東方這片禮義廉恥土地上的復燃，從高蹈走向了煙火世俗。”彼時文學寫作中的性描寫泛濫，既是人道主義的原因也是結果，是對人的價值進行確認，同時也是對于市場獵奇心理的迎合。很多著名作家的大作里大面積赤裸裸性描寫，與地攤文學低俗滿眼的印刷品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一個時代的歡騰景象。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者面臨的一邊是社會整體趨利性的時代氛圍，一切都市場化，物質主義在古老的中華大地忽然乘上一趟高速發展的列車，每個人都擠在這趟車上或這條船上被帶動目睹周邊的劇變，人們紛紛睜開觀看奇相的眼睛，同時各種文學雜志和出版社都面臨鐵飯碗打破后自謀生路的機遇或者艱難，市場經濟全然鋪開后的文學產品既是精神食糧也全部商品化——盡管民國一代啟蒙者也走書店市場路線，但文學作品徹底淪為商品化從九十年代開始。彼時體制內文學事業旱澇保收的優勢喪失，文學雜志和出版社都需要自立生計，也就必然導致在走向市場的同時對更大面積民眾的趣味進行迎合。這種整體氛圍的帶動之下，很多嚴肅作家也忽然之間放棄了正襟危坐的面貌。傳統的道德價值受到威脅，持續大半個世紀的理想主義也宣告終結，當一種風尚成為時代的整體面貌，身在其中的個人似乎也不必負擔自己的道德責任，于是束縛手腳的禁錮頃刻散去，之前延續大半個世紀的社會層面的“性禁錮”，到九十年代變成某種程度上“泛性論”的狂歡。

到底是作家的趨時帶動了彼時的文學風氣，還是社會風氣帶動作家們獲得更放松的表達？當資本主義進行全球征服的時候，浪漫主義開始起義并獨立，在自己的藝術王國上空高高飄揚起追求美的旗幟。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是反工業化、反世俗化、反現代性的第一聲鳴鏑，也包含了對革命的污名化，對固有價值缺少權衡和反思的否定。張承志在《南國探訪》中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古怪的時代。”“豪富和赤貧，饜足和饑饉，腦滿腸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樓和貧民窟——總之，一切對立和差別、正義和背義，都將在這個隆隆來臨的時代并立共存。”這種佻達或者說人的自我解放也成為與所謂“現代化”的主流價值一拍即合的潮流。

但社會是循環往復的，當道德淪喪的時候，人們會呼喚一種清新道德的出現，會出來圣賢提倡秩序的建立；當道德成為桎梏形成壓抑，就會有一些與之相反的情形出現。當理性主義啟蒙籠罩一切，人們倡導宗教對現實的超越；當有神論引領人們走向理性的荒謬，唯物主義又進行艱難的重建或糾偏。這就是人類的歷史規律，在戰亂與和平之間擺蕩，在唯心和唯物之間來回，在落伍守舊和革命新生之間循環往復，在建立信仰和打破偶像之間更新換代。這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節奏和規律，而九十年代的文學性亢奮一旦時過境遷也如同一種流行性感冒，在社會上迅速蔓延，在經過十多年的喧囂如同狂風卷勁草，直到進入新世紀，這種群體化風潮才逐漸淡化并消弭，就如一個過了騷動青春期的人，一切又進入常態化。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一個破的世紀，新世紀廿年有余至今沒有新的人文價值的建立。比如道德，尤其公共道德，成為主動的義務而不是由上而下的響應號召；一種個人作為主體，然后團結服務的社會風尚而不是集體主義下的被迫服從（事實上，疫情三年對于同胞服務之道德義務一度在中華大地上覺醒）；倡導義務的自覺性，以提升父母認知為主的家庭教育；在遍地喧嘩中提升偉大人格的感召而不是低俗市井之聲在網絡上呈淹沒之勢；讓宗教不是作為迷信和對來世得救的私心渴盼而是作為個體向內的私人律令。古代的貴族成為最好的貴族是秉承一種貴族的責任，精神，與節操，一種對精神生活和自律性的慣習，而不是當下有錢人愈加自私自利的物質奢華與道德冷漠。

涉及到文學寫作，則是從二十世紀末的精神廢墟突圍而出，培養出一種無私的偉大的精神，承接著古先賢又面向著未來的偉大中國之精神，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的浩然之氣，老莊的淡然清逸，墨子的以天下為己任，孫子的上兵伐謀最下攻城（至今俄烏戰爭和巴以戰爭仍志在殺傷遍地的攻城）……讓這些寶貴的閃光的中華人文遺產在當下深刻而犀利的摧毀后之重建。這是核心的精神力量，所有歷史上偉大的作家往往都不是完人，而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但無論有多少缺點，偉大的作家一定都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它可以攜帶著種種牛皮癬一樣的道德瘡疤，但在這一切的底下，一定會有一個面向著未來的軒然自立又動蕩波折的靈魂，有明曉真正的是非黑白，且不屈從于世俗乃至實利的勇氣。在專業上，汲取所有以往人類文學的探索經驗而集其大成，不管是十九世紀的還是二十世紀的經驗（比如現實主義加現代主義的意識流，魔幻現實這些），在繼承大部分優異經驗的基礎上開宗立派……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全都是飄在云端的癡人說夢，但一百年前的魯迅就是繼承以往所有傳統文化的經驗，又吸納域外文學的現代性因素而正式開啟漢語的現代性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