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最讓人稱道的，我認為是其對兄弟們和后輩子侄們教育的重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尊師、貴師，以前我也有所論及，這里不再一一贅述。
其二是擇師。1843年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要給弟弟們擇師：“?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脩銀，男于八月付回……”。1849年，其任禮部侍郎后，為其子女擇師：“龐省三在我家教書，光景甚好”。1852年他在給同事信中談及自家侄、甥的老師：“弟家請魏蔭亭教書，即召亭之弟。學生共三人：舍侄甲五、胞姊之子臨三、胞妹之子昆八……蔭亭極善教書，弟生平所見教讀者，殆無其故……”。后來，隨著曾國藩的官越做越大，他擇師的標準也越來越高，1865年他為兒子、女婿請的老師是內閣中書吳汝綸之父吳元甲（號育泉）：“明年寓中請師。頃桐城吳汝綸來此，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號育泉者至金陵教書，為紀鴻及陳婿之師……”
其三是擇書，要想讀書，能不能買得起書是一回事，曾家當然能買得起書，不過，在曾國藩看來，比有書更重要的是擇書。1859年5月他給長子紀澤寫信：“……?鄉間苦于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己百倍于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道出了擇書的重要性。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這個觀點仍時時引人深思。
其四是注重學習方法的傳授。1859年9月，曾紀澤寫信向父親匯報自己前段時間的學習情況，曾國藩在回信中一方面對其學習情況進行了評價，另一方面著重結合其學習情況向其傳授各種方法：
“……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爾問?《五箴》末句‘敢告走馬’。凡箴以《虞箴》為最古……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仆耳。……余之‘敢告走馬’，即此類也。……”“爾問看注疏之法……”。“爾問作字換筆之法……?”
曾國藩很早就說過：“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后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因此，他在兄弟子女的教育上花了相當大的工夫。皇天不負有心人，曾家后人的出色表現，的確可以告慰曾國藩的在天之靈。
賢哉，曾國藩！
賢哉，詩書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