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觀《曾國藩家書》，曾國藩對自己弟弟們非常嚴厲的批評大約有三處。
一是1860年10月間對九弟曾國荃的批評。其時曾國藩授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當外敵入侵北京，咸豐帝命曾國藩北上勤王，曾國藩致信九弟，問其是否愿意同去。其弟在回信中談了自己對當朝大臣們的看法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勸曾國藩仍以消滅太平天國為重而暫不北上，這引起了曾國藩的勃然大怒：
“初九夜所接弟信，滿紙驕矜之氣，且多悖謬之語。天下之事變多矣，義理義深矣，人情難知，天道亦難測，而吾弟為此一手遮天之辭、狂妄無稽之語，不知果何所本？……
分兵北上以應詔，此乃臣子必盡之分。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于友，謂之義。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與其不入援而同歸于盡，先后不過數(shù)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詒譏于百世……
……弟只管安慶戰(zhàn)守事宜，外間之事不可放言高論毫無忌憚。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馀'。弟本聞不多，而疑則全不闕，言則尤不慎。捕風捉影，扣槃捫燭，遂欲硬斷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此次復信，責弟信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復信耳”
這封信不惜以中斷兄弟情分來強烈批評曾國荃，或謂切責之深也。
二是1860年11月對四弟曾國潢的批評。當時，其四弟想在老家湘鄉(xiāng)黃金堂買田起屋，他回信說：
“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在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不安。特此預告賢弟，切莫玉成黃金堂買田起屋。弟若聽我，我便感激爾；弟若不聽我，我便恨爾。但亦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斷不怕沒飯吃。若大局難挽，劫數(shù)難逃，則田產(chǎn)愈多，指摘愈眾，銀錢愈多，搶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黃金堂如添置田產(chǎn)，余即以公牘捐于湘鄉(xiāng)賓興堂，望賢弟千萬無陷我于惡”
這段批評的語氣雖然沒有上封信那么嚴厲，但內中蘊含的要求卻絲毫不亞于前者。
第三次仍是批評其四弟的，時間是1861年。當時，曾國藩把對曾家后輩子女的教育大業(yè)完全交給了四弟曾國潢，然而，隨著曾國藩與曾國荃在外的官越做越大，曾國潢自然而然地在來往的書信中表現(xiàn)出了一些驕氣。曾國藩敏銳地感知了這一點，深知這對子女們的教育是很不利的，因此，在信中明白無誤地對四弟進行了規(guī)勸和引導：
“弟于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虛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fā)人之覆，皆驕矣。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一切當，己為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別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侄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之短，好發(fā)人之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輩事事警改。”
從這三封信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雖然居高位享厚祿，但他對自家兄弟和子侄的教育卻一刻也沒有放松，這恐怕也是曾家長盛不衰的法寶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