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兩國之間具有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史。這次能應東方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到日本進行參觀考察與學術交流，深感愉快和榮幸。我是學習研究清史的，邀請方的朋友，希望我能講一個大家喜聞樂見的題目，恭敬不如從命，我就選擇了“清初三大歷史疑案”這個題目，主要是想就“太后下嫁”、“順治出家”和“雍正繼位”這幾件事的歷史真相及學術界的論爭情況做些評介。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義傳說與奇聞軼事，而關于清代宮廷中的傳說故事尤多。除上面提到的“三大疑案”外，還有什么“四大奇案”等。不過有些事顯然是后人有意的編造，荒誕離奇，根本經不起推敲。但我們要講的“三大疑案”，都不論是耶，非耶，都事出有因，有一定依據。所以，從清初當時，直到現在，始終是眾口異詞，聚訟紛紜。特別是近年來在中國大陸推出的不少關于清代宮廷的影視劇，如《孝莊秘史》、《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劇中對這幾件事都有生動渲染，常有些觀眾和讀者提出，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作為清史研究工作者，也有責任和義務依據有關歷史文獻做必要的說明和澄清。
歷史事件是由歷史人物的活動構成的，我們就從這三大疑案的主要當事人講起吧。
一、歷史上的孝莊、順治和雍正
孝莊、順治與雍正是三大疑案中的主要當事人，他們不僅都實有其人，而且都是清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從他們一生的活動經歷中，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分析問題的依據，故有必要對這三個人物作簡要介紹。
（一）孝莊——一位經歷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孝莊（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即“太后下嫁”中的太后。據史料記載她是蒙古科爾沁人，博爾濟特氐。后金天命十年（1625）嫁于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稱帝，封其為永寧宮莊妃。其子福臨即帝位后，被尊為皇太后，其孫玄燁嗣帝位，又尊為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極之妃，而皇太極之謚號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孫又都是皇帝，故她便由妃稱后，死謚“孝莊文皇后”。
孝莊，天質姿麗，聰慧能干，且有謀略。其一生經歷了清初三朝更迭。早在皇太極執政時，“贊助內政，越既有年”[1]。當皇太極病逝時，她方32歲，由于當時“諸王兄弟相爭為亂，窺伺神器”[2]。其中最有力的爭奪者為睿親王多爾袞與肅親王豪格。在斗爭甚為激烈的情況下，經她與皇太極之孝端皇后之多方斡旋，才使多爾袞謀位之欲未能得逞，終由其子福臨繼位。此后，她又全力輔佐福臨，由于多爾袞位高權重，謀位之心不死，時刻威脅著福臨的地位。為此，她又對多爾袞施展謀略，軟硬兼施，既籠絡，又控制，從而挫敗了多爾袞的野心，鞏固了福臨的帝位。順治十八年（1661）順治病終后，年方八歲的玄燁繼位，是為康熙。孝莊又輔佐康熙，授以治國安邦方略，當時的許多重大決策都與她的籌謀擘畫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日后回憶說：“憶自弱齡，早失怙恃，趨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養教誨，以致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后，斷不能有今日成立。”[3]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莊病逝，享年75歲，其臨死前對康熙說：“太宗（皇太極）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不可為我輕動。況我心戀汝皇父及汝，不忍遠去，務于孝陵近地擇吉安厝，則我心無憾矣！”[4]意即不必與其夫合葬。康熙遵旨將其靈柩暫置停于遵化清東陵。直到雍正時，才將其正式安葬于今河北遵化的東陵（稱昭西陵）。
孝莊在其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中，于清初的統治集團中，可謂是一個位高權重、一言九鼎的歷史人物，其為清朝的建立與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不愧是一位經歷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二）順治——清朝君臨全國的第一代皇帝
順治，名愛新覺羅·福臨，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1638年3月)，卒于清順治十八年正月（1661年2月），乃皇太極第九子，也是清朝入主中原、君臨全國的第一代皇帝。
值崇德八年（1638）皇太極突然病死，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皇位爭奪之斗。經過相互斗爭權衡，各方達成妥協后，才由年僅六歲的福臨繼位，并由他的兩位叔父濟爾哈朗與多爾袞輔政。1644年9月福臨進入北京，改元順治。然朝政仍由多爾袞把持。多爾袞居功自傲，獨斷專行，根本不把順治放在眼里。順治七年多爾袞病逝，翌年順治帝親政。不久，即以多爾袞擅權作威、謀逆篡位等罪名，將之削爵奪封。爾后，在其母孝莊太后的輔佐下，竭力擺脫滿族權貴的干預，一度勵精圖治，重用漢官，整頓吏治，獎勵墾荒，經略西南，攻占云貴，逐漸實行了對全國的統治。但順治在個性方面，比較暴躁，感情脆弱，多愁善感，喜怒無常。他又篤于宗教信仰，最初信奉天主教，尊稱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瑪法”（即“爺爺”之意），凡事必向之詢問，敬重有加。從順治十四年起，他又轉而信奉佛教，先后將南北高僧玉林琇等召入宮中，論經說法。順治十七年其寵妃董鄂氏病逝，使之感情遭受沉重打擊，頓時萬念俱灰，萌生厭世之念，并削發受戒。后經孝莊太后與玉林琇竭力勸阻，才又蓄發隨俗。此后，便一蹶不振，身體日加虛弱，終于染上天花。當自知死期已至時，召親信朝臣草擬遺詔，以罪己詔的形式，歷數執政中的罪過，宣布由其8歲的兒子玄燁繼位，并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病逝，終年24歲。隨后，遺體火化，骨灰葬于遵化清東陵，廟號世祖，謚章皇帝。
但也有傳說，順治并沒有死，而是走出皇宮，云游至五臺山，皈依了佛門。
（三）雍正——上承康熙下啟乾隆的清代入關后的第三代君主。
雍正名胤禎，乃康熙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號雍正。生母烏雅氏，生胤禎時尚是普通宮女，第二年被封為德嬪，康熙之第十四子胤禵亦為她所生。胤禎六歲即入南書房讀書，學習勤奮，對滿、漢語及滿、漢文化均有堅實基礎。康熙三十七年被封為貝勒，康熙四十八年晉封為雍親王，康熙六十一年繼承皇位。當時他已經四十余歲，儼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繼位之后，力圖改變康熙晚年的敝端，厲行改革，清理財政，追繳虧空，懲治貪官，加強中央集權，設立軍機處，并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還平定了青海、西藏等地的一些叛亂等等。他勤于政事，堅毅果斷，嚴厲苛刻，功于心計，是有所作為的一代帝王，上承康熙，下啟乾隆，形成了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不過，他在康熙晚年的儲位爭奪中，也深深卷入了斗爭的旋渦，并在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中，最后取得皇位。特別是其執政后，殘酷打擊政敵，先后幽死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又處死親近死黨年羹堯、禁死隆科多，落得個生性暴戾、殘酷苛毒的罵名，以致使人們對他皇位的合法性引起質疑，究竟是矯詔篡立，抑或是正常繼位，幾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二、對“三大疑案”的逐一辨析
在簡要介紹了三個歷史人物之后，我們再就“三大疑案”究竟是耶？非耶？透過學術界的爭論，來逐一進行辨析。
（一）“太后下嫁”說的由來及其論爭
所謂“太后下嫁”是指孝莊太后下嫁其小叔睿親王多爾袞。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觀》、《清史演義》及《清宮軼聞》中多有記載，且繪聲繪色，十分逼真。但這些文人騷客的描寫，與信史相證，常破綻百出，雖不足為據，然也并非全是空穴來風。此事最早引起史家關注的文字是明遺民張煌言的《建夷宮詞》十首，其中一首說：“上壽觴為合巹尊，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5]。張煌言是明末清初人，此詞寫于順治七年，以當時人寫當時之事，似有所據。何況多爾袞恰于順治五年已被稱“皇父攝政王”，而慈寧宮又確是孝莊太后的寢宮。詞中說的慈寧宮里張燈結彩，喜氣盈盈地舉行太后的婚禮，顯然是指孝莊太后下嫁于多爾袞之事。據此，有些清史學者便認為“張煌言是清初人，與多爾袞同時，所說當有所本”，再結合其它材料，便斷言“太后下嫁這件事是可以相信確有其事的”[6]。
主張確有“太后下嫁”之事的還有另外一個論據：其一，多爾袞被尊為“皇父攝政王”，此事不僅記載于《清實錄》與蔣良騏的《東華錄》中，也流傳到許多檔冊、文告中，甚至《朝鮮李朝實錄》中亦有“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字樣。這些都間接透露出多爾袞已為“太上”與“太后”相對稱，證明由“叔父”改稱為“父”，顯然與母后下嫁有關；其二，據蔣良騏《東華錄》記載，關于詔告多爾袞的罪狀中有“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豈非暗指多爾袞迫使太后與之為婚一事；其三，孝莊病逝后，遺囑康熙不要將其與皇太極合葬，是否因其有再嫁多爾袞的難言之隱；其四，滿族作為北方的少數民族，素有兄終弟及、弟娶兄婦之舊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違倫理道德。何況，多爾袞于順治七年曾逼死肅親王豪格，之后又納其福晉為妻，這也是明載于當時的諭旨和奏疏中。豪格是多爾袞的親侄，他可以納侄媳為妻，又何不能妻以兄嫂呢？
但是，“太后下嫁”說卻未能取得學術界的公認，清史大師孟森先生曾撰有《太后下嫁考實》一文，對有關“太后下嫁”說的依據，予以一一駁難。他認為張煌言是故明之臣，對清朝懷有敵意，所作詩詞難免有誹謗之語，況且“詩之為物，尤可興到揮灑，不負傳言之責”；再者，順治稱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寓有古代國君稱老臣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以為“太后下嫁”之依據；至于所謂“到皇室內院”，不見得專指孝莊太后，疑多爾袞另有亂宮之舉；此外，孝莊不愿與皇太極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極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與夫君合葬，這在古代與此后都不乏實例。孟先生還認為既然“皇父攝政王”之稱是公開事實，而倘若有“太后下嫁”之事，卻為何不見于清代宮書檔案呢？與孟森先生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學家鄭天挺教授也曾撰《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一文，文中說：“多爾袞以親王攝政稱皇父，……疑皇父之稱與‘叔父攝政王’、‘叔王’均同為清初親貴之爵秩，而非倫常之通稱”，似與“太后下嫁”無關。總之，孟森等認為，不能只憑張煌言的詩，以孤證論定有“太后下嫁”一事，而其它證據多系推測。
然而，孟森、鄭天挺的說法也未能成為定論，胡適先生在讀過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實》后，遂致書詰難，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的理由”，“終嫌皇父之稱似不能視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無論是1949年之前，還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仍不斷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說，如已故清史專家商鴻逵教授就曾在《清孝莊文皇后小記》一文中說：“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政治手段來看，值此明清爭奪天下之際，能息止滿洲內部的矛盾斗爭”，將其視作“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7]。也有的學者在在原有論據之外，又補充了新的依據。他們根據四川師范學院圖書館收藏之《皇父攝政王起居注》書后原收藏者所寫之跋語“清季，宣統改元，內閣庫垣圯。時家君方任閣讀，奉朝命撿庫藏。既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之詔，遂以聞于朝，迄今猶藏諸故宮博物院”，并據此認為“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證據”[8]。遺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發現和公布上述“跋語”中所說的“太后下嫁攝政王詔”。倘確有此詔書，則“太后下嫁”即成定論，否則仍是一樁未了之歷史疑案。
（二）“順治出家”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關于“順治出家”之說，作為清初一大歷史疑案，自清初以來，就成為人們街談巷議、耳熟能詳的傳說。此事最早見之于清初吳梅村的《清涼寺贊佛詩》。吳梅村的詩多記載清初史事，向有詩史之稱。他寫的此詩共四首，長達一百余句。一些文人學者在疏證詮釋該詩時，認為詩句多迷離恍惚，詭譎多變，但卻明顯是影射“順治出家”之事。如詩句中說：“王母攜雙成，緣蓋云中來”，“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句中的“千里草”為董；“雙成”乃用《漢武帝內傳》王母侍女董雙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順治之愛妃董鄂妃。另外詩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輪臺悔”，是暗指順治下罪己詔。另外詩中的“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是喻意順治未死。還有詩中說的“戒言秣我馬，遨游凌八極；八極何茫茫，日往清涼山”，是指順治遜位出宮，云游至五臺山，在清涼寺出家為僧。吳詩之所以用影射手法，乃因吳梅村身歷滄桑，恐為時忌，不得不將順治出家事，用隱晦手法記入詩內。
繼吳梅村《清涼寺贊佛詩》之后，在有關的清代稗史中，便將順治出家一事演繹得既具體又神秘，如說順治躭于佛法，視帝位如敝履，沒有終于帝位，而是在董鄂妃病逝后，棄政出宮，扶緇云游，在五臺山上之清涼寺皈依了佛門。一些野史中還說，日后康熙之所以多次陪孝莊太皇太后巡幸五臺山，虔禮諸寺，其意在于拜謁順治。甚至說光緒庚子年，兩宮相狩，途經晉北，地方官員在接待中，臨時從五臺山借來御用器具，都宛如宮廷之物，實是順治的遺物。
針對上述各種順治出家的傳說，孟森先生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之二《世視出家事實考》中，以大量翔實的史實考證，順治雖然皈佛，但其確死于天花，終于帝位，并未離宮出家。孟森所持的主要論據是王熙自撰的《年譜》。王熙是順治時的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又是順治的寵臣。順治臨終前的遺詔就是面諭他草擬的。他在自撰《年譜》中，詳細記載了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這幾日順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舉止，而這幾日恰是順治病死前的最后一周，如《年譜》云：“辛丑三十四歲，元旦因不行慶賀禮，黎明入內，恭請圣安，吾入養心殿，賜坐、賜茶而退。翌日，入內請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養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講論移時。初六日，三鼓，奉詔入養心殿，諭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即就榻前書寫，……遂勉強拭淚吞聲，就御榻前書就詔書首段。隨奏明恐過勞圣體，容臣奉過面諭，詳細擬就進呈。遂出至乾清門下西園屏內撰擬。凡三次進覽，三蒙欽定，日入時始完。至夜，圣駕賓天，血泣哀慟。初八日，又同內閣擬上章皇帝尊謚，又同內閣擬今上皇帝年號，又為輔政大臣撰誓文。王熙作為順治寵臣，且在順治病死的前后一周內始終侍奉于左右，其《年譜》翔實逼真地記述了順治由病危至死亡前后的活動，說明順治是患痘病終于養心殿，并未有遜位出宮之事。這是令人信服的確證。且孟森并不以此孤證自足，他還舉出當時在宮中擔任詞臣的張宸的《青琱集》為證。《青琱集》中記：“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賓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憫忠寺，觀內珰吳良庸祝發。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神對聯盡出。一中貴問各大臣耳語，甚倉惶。初七日，釋刑獄諸囚一空。傳諭民間勿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接著張宸又記述了順治的整個治喪過程。張宸與王熙一樣，都是順治病逝前后的親身經歷者、目睹人，都說順治是死于天花，這些事實都確鑿無疑地證明順治并未離宮出走皈入佛門。
既然順治并未出家，那么，為什么又會有順治出家不脛而走的傳說呢？此則事出有因。正如史學大師陳垣先生所說：“一般傳說之順治出家問題，如認其果有其事，固屬不可，若謂其絕無根據，似亦不妥。故吾人可說：‘順治實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9]。據有關佛教典籍記載，如《憨璞語錄》、《續指月錄》、《玉林年譜》、《北游錄》等書記載，從順治十四年起，順治便與南北名僧朩陳忞、玉林琇、憨璞聰、茆溪森等密切交往。順治曾封玉林琇為“國師”，還請玉林琇為自己取法名“行癡”，號“癡道人”，且執弟子禮。他還請茆溪森為自己化度剃發。《續指月錄》曰：“玉林到京，聞森首座為上凈發，即命眾聚薪燒森。上聞，遂許蓄發，乃此”。[10]這些史實說明順治原本已決心出家，經勸阻方罷。吳梅村的《清涼寺贊佛詩》與各種野史、演義關于順治出家的傳說，似都緣于順治好佛的事實，而后加以演繹附會而成。這已是目前清史界較為一致的看法。
（三）雍正究係“矯詔篡立”還是“合法繼位”？仍需進一步研究考實
在清初三大歷史疑案中，關于雍正繼位問題最為復雜。他究竟是“矯詔篡立”，抑或是“合法繼位”？從清代當時直到目前，一直是中外學術界感到困惑，經多方研究考證，仍未取得令人信服結論的棘手問題。
問題源始于康熙晚年的皇位傳承。康熙作為中國古代功昭千秋的封建帝王，但晚年在皇位傳承問題上，卻留下了慘痛的歷史悲劇。他一生于文治武功外，后妃成群，兒女眾多，共生有35個兒子和20個女兒，僅長大成人的兒子就有20個。為防止諸皇子覬覦皇位，相互爭斗，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便按照中國漢族帝室立嫡立長禮法，確立了孝誠皇后所生之子胤礽（排序為皇二子）為皇太子。胤礽自幼就聰明俊秀，勤奮好學。成年后，更是博覽群書，能文能武，深得康熙寵愛。但因長期不能繼承皇位，逐漸形成了康熙的皇權與皇太子繼位之間的矛盾與斗爭。胤礽周圍的親信為追求個人的利祿名位，也趨奉門下，結黨營私，密謀策劃，妄圖使康熙早些讓位，以使皇太子登堂入室。他們甚至揚言“古今天下，豈有四十年太子乎？”康熙覺察到問題的尖銳，又絕不讓步，遂于康熙四十年憤然下詔將皇太子廢除，諭中說：“今觀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惟肆惡虐眾，暴戾淫亂，……專擅威權，鳩聚黨羽，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甚至說“令朕未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似此之人，豈可付以祖宗宏業”[11]。皇太子被廢后，諸皇子認為有機可乘，都躍躍欲試，爭奪更加激烈，幾致你死我活。為此，康熙又于四十八年，出人意料地將廢太子復立。但太子迫不及待地欲搶班繼位的習性并未改變，迫使康熙又于五十一年將皇太子再予廢除。諭旨中說：“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業，斷不可托付此人”，不僅將其廢除，且令永被禁錮。但這一舉措，不僅未能平息皇位之爭，反使斗爭更加白熱化。諸如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等，都是舍我其誰的激烈爭奪者。然而，在傳位問題上弄得心力交瘁的康熙，直到去世前，在公開場合從未再議皇位傳誰的問題。不料，康熙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因“偶冒風寒”到病情惡化，于當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病逝。隨后，即由胤禛（即雍正）的舅舅，時任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的隆科多宣布了康熙的遺詔：“皇四子胤禎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隆科多宣布的遺詔，使諸皇子大感突然，特別是胤禩、胤禟及出兵西北的胤禵，均認為康熙生前屬意的是胤禵，而非胤禛。由隆科多宣布的遺詔，顯經胤禛與隆科多篡改。雍正繼位乃屬矯詔篡立。不久，從宮廷到民間紛紛傳出雍正是通過“謀父”、“逼母”、“屠兄”、“弒弟”等手段，才登上皇位的。而雍正及其親信，卻信誓旦旦，再三表示，遺詔確鑿無疑。特別是雍正還通過《大義覺迷錄》一書對政加給他的罪名，逐條予以駁斥，并廣布天下，致使宮廷內部的斗爭，弄得全國上下家諭戶曉。這愈發使雍正繼位的合法性疑竇叢生，成為清史學界的熱門話題。
清史學界關于雍正繼位的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為矯詔篡立；一為正常繼位說。
最早主張矯詔篡立說的是孟森。他著有《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的長文，認為康熙帝生前心目中有意立皇十四子胤禵。康熙死后，由于胤禎與隆科多密謀，將遺詔篡改，雍正之即位，實乃篡奪。并認為康熙之死，很有可能是被毒死[12]同。孟先生此文發表后，曾風靡一時，被視為權威之作。此后王鍾翰先生又撰寫了《清世宗奪嫡考實》，在孟文原有基本觀點基礎上，又對之進行補充和發展。王文史料翔實，論證嚴密，受到海內學界稱贊，肯定該文使“雍正奪位之跡無論如何不可掩蓋”[13]。近年來王鍾翰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康熙《遺詔》滿漢文原件，又撰有《清圣祖遺詔考辨》，指出所謂康熙《遺詔》，乃是康熙死后所為。此《遺詔》的發現，不僅不能證明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反而進一步暴露雍正的矯詔篡立。繼孟森、王鍾翰之后，一些海內外清史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如金承藝、許曾重、楊珍等[14]，都進一步闡發了雍正篡立說的觀點。他們的主要看法是康熙任命胤禵為西征撫遠大將軍，實是對他作為皇儲的安排和鍛煉；康熙之死并非自然為之，很可能是被毒死，應是隆科多或雍正毒害所致；皇位授受不明，將康熙遺詔改“十”為“于”之說并非不可能。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康熙第二次廢太子后，并未確定太子人選，皇三子、皇四子、皇十四子都有可能是他考慮的人選。皇四子之所以嗣位，是他與隆科多勾結，假造了皇四子繼位的“遺詔”[15]。著名清史專家戴逸先生在其主編的《簡明清史》第二冊中，對于雍正的繼位也指出：“綜觀各種材料后，雍正的繼承帝統存在著疑點和破綻，授受之際不清楚，辯解之間有矛盾”，“可能出于矯詔篡立”。最近，戴逸先生在《通記：貫穿清史的一條主線》的講話中明確說：“雍正上臺，我們不管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對此學術界分歧很大，我認為他是非法的”[16]。
與矯詔篡立說針鋒相對，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雍正是合法繼位，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馮爾康和楊啟樵。馮爾康認為，康熙廢太子后，欲在皇四子、皇十四子二人中選一人為皇儲，最終則確立了皇四子胤禛。康熙雖然任命皇十四子為征西撫遠大將軍，表明了對他的重視，卻不等于他就是皇太子，因為他當時的實爵還只是貝子，距皇太子之位甚遠；也不能說任他為撫遠大將軍，就是有意要讓他作皇儲的安排，倘若如此，就會在他立有大功，樹立了威信和地位后將他召回，但康熙直到病危時卻仍不將其召回，表明康熙對胤禵仍無立儲之意。另從康熙對皇四子的任用看，派他祭天，參與政事，處理皇室事務及平時對他較高的評價看，他在康熙的心目中比諸皇子都高[17]。也有學者明確肯定，皇四子胤禛就是康熙意中的皇位繼承人，而皇十四子則無這種可能，因為他與康熙深惡痛絕的皇八子胤禩關系密切，若傳位于十四子，大權必然落皇八子之手。康熙命皇十四子西征，意在分割皇八子同伙，并使他們造成錯覺，便于從容安排后事[18]。還有學者明確認為“雍正并非篡權，從康熙對他的寵愛、信任、破格封賞及賜園等事實，說明他就是康熙生前選定的繼位者[19]。馮爾康與楊啟樵還就“篡立”說的其它論點進行了反駁。他們認為康熙身邊警戒森嚴，害死他是不可能的。至于篡改遺詔，改“十”為“于”，從文書制度上分析是行不通的。關于雍正繼位后治罪弟兄，處死年羹堯與隆科多，是為了穩固皇權，與繼位問題并無直接關系[20]。
從以上對雍正繼位問題學術界不同觀點的評述看，兩種對立的看法，各有所依據，各有其道理，但之所以長期相持不下，也反映出“根據都不夠充分”[21]，還有必要繼續發掘新的史料，進一步作深入的考證和探索。不過，歷史上對統治地位的爭奪，涉及宮闈隱秘，斧聲燭影，千古難決，要做出一致的結論，也確非易事。還須說明的是，不管是持合法繼位說者，或者是持矯詔篡立說者，都并不抹煞雍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三、清朝宮廷“疑案”、“奇案”何其多？
除上述“三大疑案”外，廣泛流傳于民間的還有“四大奇案”，乃指除“太后下嫁”與“順治出家”外，還有所謂“雍正被刺”及“調包換子”。“雍正被刺”是說雍正皇帝未能善終，他是被明遺民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用飛劍割下腦袋。因雍正七年，興起過一場文字大獄，當時有湖南儒士曾靜派其學生張熙，到西安投書川陜總督岳鐘琪，勸其謀反。后經審訊，查清曾靜與張熙是受呂留良明“華夷之辨”的思想影響。為此，雍正將已死去多年的呂留良刨棺戳尸，并廣為株連。然在此過程中，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有幸逃脫，后在深山學武，練得高超劍術，立志為祖父報仇。后潛入宮內，刺殺了雍正，然此事純屬傳說，并無任何史料證實。另件奇案是說乾隆并非雍正所生，而是浙江海寧陳家之子。陳氏一家在清初都是高官厚祿，榮寵備至，且與皇室常有來往，恰巧雍王親生了一女，陳家生一子，且所生時辰相同，雍親王想兒子，即命陳家抱子入宮，用自己的女兒調換了陳家的兒了。此子即日后的乾隆。陳氏回家后才發現送還的不是自己的男孩，而是一名女嬰，卻又不敢表白，不得不隱秘其事。很多野史演義中，都將此事描繪得有聲有色，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清代皇室生育子女必報宗人府，定制十分嚴格，何況紫禁城門禁森嚴，怎么能抱子隨意出入呢？再者雍親王當時僅三十余歲，不僅已有兒子，且年富力強，有生育能力，何必要采取調包手段，換人家之子呢？所謂“調包換子”之說，顯系后人之編造。然而，類似的傳說在野史、演義中還有不少。為什么有關清代宮廷中的傳說如此眾多呢？我想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如下幾點：
其一，清朝乃由滿族居統治地位，滿族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有著與漢族不同的社會習俗，人們從有趣與好奇心理出發，根據某種習俗，編撰了各種引人入勝的傳說。
其二，在明清易代之際及辛亥革命時期，一方面受“華夷之辨”觀念支配，另方面出于反滿、排滿斗爭的需要，多有敵視與鄙棄滿族的心理，再加上宣傳的需要，編撰了各種對清廷丑化和夸大其詞的傳說。今天，從統一多民族國家之間的團結友愛出發，對各種傳說，應有科學分析。
第三，宮廷內部的政治權力之爭異常尖銳與復雜，加之宮闈之內又十分神秘與森嚴，發生在宮廷內的各種事件，經過口耳相傳，難免失實。
第四，清朝統治者或由于為尊者諱，或因政治風云變幻，常常篡改各種官書與檔案，甚至將有關材料銷毀，甚或偽造資料，使得許多事件真相被篡改，或被淹沒，造成一些傳說真假難辨，使一些傳說得以流傳。
鑒于以上原因，今人對于社會上流傳的佫種清代宮廷的傳說，應明析有關史料的真偽，予以科學地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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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俊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
[1] 《清圣祖實錄》卷一三二，第8頁。
[2] 《清圣祖實錄》卷十，第4頁。
[3] 《清圣祖圣訓》卷一，《圣孝》。
[4] 《清圣祖實錄》卷一三二，第19頁。
[5] 張煌言：《建夷宮詞》，《張蒼水集》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70頁。
[6] 王鐘翰：《“清宮四大奇事”是怎么回事》，《王鐘翰清史綱要》第二輯，中華書局，2004年，801-802頁。
[7] 商鴻逵：《明清史論著作合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1-232頁。
[8] 李鴻彬：《孝莊文皇后》，載《清代人物傳稿》第一卷 中華書局，1984年，第78頁。
[9] 陳垣木：《順治皇帝出家》，《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4頁。
[10] 參見陳垣：《湯若望與木了陳忞》，《陳垣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頁。
[11] 《清圣祖實錄》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12]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年。
[13] 葉公綽：《遐庵談藝錄》，轉引自《王鍾翰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頁。
[14] 金承藝：《從“胤禵”問題看清世宗奪位》臺北中央研究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五期；許曾重：《清世宗胤禛繼承皇位問題新探》《清史論叢》1992年第四輯；楊珍：《關于康熙朝儲位之爭及雍正繼位的幾個問題》《清史論叢》1985年第六輯。
[15] 參見陳先璽、杜家驥《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8-149頁
[16]戴逸：《通記：貫穿清史的一條主線》，《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討論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7頁。
[17] 馮爾康：《康熙朝的儲位之爭和胤禛的勝利》，《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18] 史松：《康熙朝后位繼承和雍正繼位》，《清史研究》第四輯。
[19] 閻學仁：《雍正并非篡權》，《河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20]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上對雍正繼位不同觀點的論述可參見陳生璽、杜家驥編《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21] 戴逸主編：《簡明清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