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廣》，《詩經·國風·周南》里排在第九篇的詩歌。在歷來注家的解讀中，對該詩的詩歌主題爭議較大，大致形成“神女遺佩說”、“文王德化說”、“樵夫歌唱說”三種主流觀點。
非主流觀點更是若干，如關乎“成婦之禮”、“留馬、返馬之禮”的婚俗說；關于楚人先祖季連、穴熊“逆水求女”的搶奪婚俗說；立足“游”字貶義的告誡周族子弟說等。
雖然各家說法差異較大，各執一詞，但不難看出他們的共通點，即都認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詩歌核心。只不過對于為什么“不可求”的解釋不一樣罷了。對此，他們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游女”的身份及所處的文化背景之上。
一、 主流觀點評述
（一）、神女遺佩說
首先看“神女遺佩說”。它的典型代表是《魯》、《齊》、《韓》三家詩。這三家解說《詩經》的學派，同屬今文經學。他們對《漢廣》的注解屬于一種富于意趣的附麗，他們將詩篇本意和漢水女神結合起來的做法，比較傳奇。
根據清代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所言，三家詩所敘述的“神女遺佩”故事大同小異，基本劇情如下：漢水女神為二女。一日出游于漢江之湄，路遇鄭交甫。交甫心悅之，借橘柚之事求其佩，受而懷之。去十步，佩遺。顧二女，不見。
這故事是不是聽起來很熟？仿佛在哪兒聽到過。沒錯，這種濃郁的熟悉感來源于文學作品中“神女原型”的廣泛運用。這早在屈原的《九歌》中就有明確的篇章，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還有宋玉《高唐賦》和《神女賦》中所繪的巫山神女之事；以及曹植《洛神賦》中的洛水之神宓妃等。
三家詩以漢江女神故事注解《漢廣》，可能基于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借女神之不可求得來證“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說服力強。畢竟，若將游女定為漢水之神，那么憑借著神靈的虛幻莫測之能，不可求思的說法便極其可靠。這也和詩篇的大部分內容側重說“不可為”相契合。
第二，借女神之不可求得來比喻心上人之不可求思。換句話說，這是一首男子單戀詩，詩中的游女是現實中人，因種種原因所限不可求思，如漢水女神一般，遙不可及。
第三，漢江流域為楚地，楚地信巫奉鬼、重視神明，將游女注解為漢水女神，更符合當地的民風民俗，這應該是直接受《楚辭》等文學作品中“神女原型”的影響。
當然，“神女遺佩”這種注解過于虛無縹緲，主打現實主義風格的《詩經》不應當有此浪漫主義的亂入。所以，這種說法并未得到多少后學者的擁戴，信奉者寥寥。但這至少說明漢儒解讀《詩經》的路子頗廣，具備很好的發散思維。
按孔子所說，《詩》本來就是“可以興”的東西，漢朝的董仲舒也說“詩無達詁”，可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那么，發散式解《詩》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文化德化說
接下來看“文王德化說”。實際上，這是古文經學一脈對《漢廣》詩的主流解讀，發源于《毛詩序》，以后諸家多有拓展，如《鄭箋》、《詩集傳》等。
其中，《毛詩序》認為：《漢廣》詩是文王之道對南國施加有利影響的表現。其解詩的邏輯是：正因為有周文王廣及天下的德化教育，才有漢江流域男女知禮節、守禮義之舉，才有男子對心儀游女的“無思犯禮，求而不得”。
《鄭箋》的說法是：在商紂王時期，淫逸之風遍及天下，維江漢流域最早接受文王之化。朱熹《詩集傳》則結合前兩家，指出：文王之化先行于江漢之間，移風易俗，故游女端莊靜一，不復前日之可求，《漢廣》對此再三詠嘆之。
由此看來，“文王德化說”的核心要素是“禮”，具體囊括了周王朝時期所施行的一系列禮儀制度和禮樂精神。正是受這些周禮的影響，漢江流域的游女們一改之前自由奔放的民風，修得端莊淑靜，從而使該地的男子在面對心愛的游女時，因不能冒犯禮教，故求女不得。實際上，這是《漢廣》詩的道德主題。
聯系《毛詩序》對《詩經》其他篇目的解讀，可以看出：國風的《周南》、《召南》自成一個教化體系。如《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說《葛覃》：“后妃之本”；說《卷耳》：“后妃之志”；說《樛木》：“后妃逮下”；說《螽斯》：“后妃子孫眾多”；說《桃夭》：“后妃之所致”；說《兔罝》：“后妃之化”；說《芣苢》：“后妃之美”；至《漢廣》，則由后妃之德轉為“文王之道”……
如此這般，煞有介事，簡直像是道德家精心編撰的教化講義體系，且后來者多宗之。所以，古文經學家解讀《詩經》，免不了要穿鑿附會。只有這樣，才能使預先設定好的教化框架不亂，最終成為面向廣泛大眾的教化普及工具。
實際上，就漢朝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以“人倫教化”為中心的體系，是應著東漢時期“名教”興起的產物。
（三）、樵夫歌唱說
時光流轉，到了清代，不同的解《詩》思路生根發芽。最為人矚目的是方玉潤的《詩經原始》，它從整體上一反舊規陳矩，沿著文學角度注解《詩經》，可說是離“經”叛“道”。但是，這恰恰就是今世之人贊賞最多之處。
方玉潤認為，《漢廣》是一首“樵唱”詩，詩中的“刈楚”、“刈蔞”、“錯薪”即是證據。而且，南方多高山，樵夫進山打柴，多有唱山歌的風俗。此外，《漢廣》詩的具體詞句，儼然也是采樵活動的摹寫。所以，這首詩大抵是樵夫歌唱對游女的愛慕，以及求而不得。
這種說法，突破了傳統經學“譎諫主題”和“道德主題”的束縛，不再強調詩歌的“美政刺政”、“教化民眾”之功，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影響較大。但不得不說，方氏沿襲詩歌文本解讀《詩經》的方法，基本拋棄了詩歌的創作背景，忽略了歷史文化內涵的發掘，有些片面了。
那為何這種解讀反而更受歡迎呢？這就涉及到文學理論層面的知識了。常言說，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對文學作品的欣賞過程，本身就是讀者對該作品的再創造過程。由于不同讀者所具備的價值觀、知識水平、思維能力、審美能力等不同，對同一作品的認識和理解自然不同。上升到群體層面，處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價值觀、知識水平、思維能力、審美能力等也是不一樣的，那他們理解《詩經》的角度自然也不一樣。
換句話說，解讀《詩經》角度的差異在于解讀者本身思想的差異。這種差異，跨越時空存在。但在同一歷史時期，總有一類思想占據主流地位，因而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在一定時期內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從縱向看，即不同歷史時期，對同一作品的理解差異便異常顯著了。
明白了這些，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清代方玉潤的《詩經原始》更受歡迎。因為，這是更接近于我們的時代，思想的差距遠沒有自漢朝到今天那么大。所以，我們不容易接受漢儒以來的經學解讀，甚至屢屢嘗試推翻它。但方氏基于文學視角的解讀，我們則偏愛一些，哪怕它有著明顯的缺陷。
二、 非主流觀點評述
近些年，研究《漢廣》詩的論文文獻不少，尤其是對詩歌主題的研討。其中，大多數都是對前述三種主流觀點的延伸，落腳點主要還是游女的身份及“不可求思”的原因。
總結說來，比較常見的游女身份有：出游的女子、貞潔的女子、漢水女神。具體到出游的女子，還有婚否的討論、家庭背景的討論等。各種猜測論證的目的，都是找出此游女“不可求”的原因。比如：游女已婚、身份懸殊、游女貞潔、神人相隔之類。說到底，還是跳不出“禮制”的范疇。
此外，倒是也有一些別出心裁的解釋。比如，有些學者認為此游女的行為不合禮制，成詩《漢廣》實為勸誡周家子弟莫要“求思”；還有學者認為此游女是正在行三月“成婦之禮”的女子，因婚禮未成，故“不可求思”；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反映上古時代楚人特殊的族外搶婚習俗。
首先說游女不合禮制的解讀，其主要依據是對“游”字的含義剖析。有學者指出，“游”字包含“淫逸”這個貶義義項。而且楚地自上而下信巫奉鬼，重淫祀，至唐代仍然如此。在婚戀上，即便到了漢朝時期，一些楚地民族依舊沒有婚嫁禮法，男女交往仍帶著遠古樸素的色彩。
所以，對于重視禮教的周王朝子民來說，江漢流域的游女雖好，卻仍然“不可求思”。這也正好體現了《毛詩序》中所說的“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換句話說，這種解釋的立論根基是“無思犯禮”，屬于預先設定好的禮制框架，這與前述古文經學家的解釋思路基本一致。
其次說說周朝時期的“成婦之禮”、“留馬、返馬之禮”等婚俗與此詩的關系。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上古時代的貴族階層結婚，有一種特殊的禮儀制度——成婦之禮。即貴族之女出嫁時，男方親迎女方至男家后，不是立即舉行婚禮同居，而是要教導三個月。教成之后，還要在祖廟舉行祭告儀式，即“廟見之禮”，才算正式建立夫妻關系。
至于“留馬、返馬之禮”，則主要指男子迎娶女子時女方所乘車馬的“留返”問題。彼時，女子出嫁，使用女家車馬。到夫家后，女方將車馬暫留男家。如婚姻禮成之后，夫家遣使將所留之馬送返女家，僅留其車。
那這些婚俗跟《漢廣》詩有什么關系呢？有學者認為，詩歌中的“游女”，就是指出嫁女，核心依據是詩句“之子于歸”。這在《桃夭》篇中講過，是女子出嫁的意思。女子所嫁的對象，就是《漢廣》詩篇中的主人公。但他受限于三月“成婦之禮”，故而對游女“不可求思”。緊隨其后的“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就是“留馬、返馬之禮”的寫照。
從這個角度看，《漢廣》詩所要表達的內容就不再是自然的男女情愛，更在于男主人公嚴守禮法、無逾禮制的精神。也就是說，并非“游女不可得”，而是要遵循禮制而為。這就與《關雎》詩的自然求偶轉禮樂婚姻一脈相承了。不過說到底，這還是基于“禮制”框架下的拓展解讀。
最后，結合楚地婚俗說一說其他觀點。根據清華簡《楚居》記錄的楚人先祖傳說，楚地民族早期盛行過搶奪婚俗。比如楚人祖先季連與盤庚之女妣隹之間、穴熊和妣列之間成婚的故事。
因為《漢廣》所述，與《楚居》中兩位楚人先祖“循水求女”，最終與其成婚的情節相似，所以有學者認為《漢廣》為此類“搶婚習俗”的遺風。不僅如此，《詩經》中的《蒹葭》篇，基本的“求女”情節也是如此。還有源自楚地的《楚辭》當中，也有多個“求女原型”，如《離騷》中的三次“求女”；《湘君》、《湘夫人》中的“求神”等等。如此這般，若說它們之間毫無聯系，顯然不可能。
對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漢廣》詩產生于江漢流域，難免受到楚地族群記憶的影響，這種“求女原型”的反復出現，是楚地族群早期歷史記憶在后世文學作品中創造性地“再現”。
三、總結
綜上所述，對《漢廣》詩歌的主題理解，關鍵在于確認“游女”的身份，并結合《漢廣》詩創作的歷史文化背景等信息。但由于時間久遠，文獻資料匱乏，很難對這些問題做出定論。不過，歷來鉆研《詩經》者無數，各有各的講法才是常態，不應該拘泥于所謂定論。
我們學習《詩經》，研討《詩經》，主動梳理各家說法，其根本目的也不是要得出個什么真理或標準來，而是要在這些浩繁的言論中，理解《詩經》的時代價值。
要知道，即便是同一部經典，在不同的時代，也有它不同的使命和價值。因此，我們完全沒必要爭個你死我活。只要順應時代浪潮，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便好。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