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臘月，北風呼嘯，天氣陰冷。我挑著水桶來到村里水井邊，準備挑水。
水井位于一座大水塘的堤壩下方，井面有四米寬，三米深，井水充足，清甜可口，村里人都愛來這里挑水喝。
每日早晚，是村民挑水的高峰期，井邊也成了村民碰頭見面最多的場所之一。
忽然，一位身穿雪白毛衣女子也來挑水，我仔細一看原來是小年。小年比我小三歲，小學畢業后就是沒有繼續上學，在父母安排下學會了縫紉技術，與哥哥一起在廣州制衣廠打工。
我熱情地與平日很少見的小年打招呼，“小年回來過年啦，你這套衣服真好看！”。可是，她的回應卻話里帶刺，“大城市的衣服當然好咯，哪像有人穿得土里土氣”。聽了這話，我心里不爽，但還是耐著性子問了一句，廣州制衣廠收入高吧？她正眼也沒看我這邊，說道，“不高，哪比得上吃商品糧的工資高？”。我一聽就知道，她在譏諷我這個鄉中學教員工資待遇差。索性不理她，挑起水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靜。我想，無論怎樣我也是大學畢業，擔任鄉中學老師就這么被人輕慢？這次經歷，把我這個自認為文化人的優越感完全粉碎了。
思來想去，還是經濟原因作祟。雖然我學歷更高，在鄉里教書的工資卻遠低于廣州工廠妹，她的炫耀不是沒有道理。
看來，以后還是大城市更有發展，得往城里走，我自思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