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三年所有的遇見，存在即合理，發生跟我有關的一切，讓我有所悟。
學長，學姐，同學，朋友，老師，學習，健身，培訓，兼職，創業，榮譽，情感，痛苦，快樂，傷心，喜慶……這些，是你大學生活的過客（他們路過，留下，最后離開），正是因為這所有經歷，才有了你今天的成長。
三年大學生活，我體會到，真正的教育最終要回歸到對人性的探索。我們為什么要讀大學？我們的目標是什么？我們要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我們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 ? 從剛開始踏入校園，我們就被“學長學姐”告知，大學學不到深入的知識，大學就是用來享受的，大學不要過得太累，這就是典型的經驗主義，他們只是以他們自身的經驗來教導我們，應該這樣做，而有些人卻完全聽信于他們，到頭來還真是“快樂了四年！”
“大學老師”經常告訴我們，大學是對一種學習能力的培養，而非知識本身。但是，讀了幾年的大學，有多少人對學習能力有一個深刻的認知？不多，那為什么老師不一開始，就教我們這種學習能力呢？
“中國的教學體制”較為片面的追求文化知識型，結果把一個個學校辦成溫室溫床一樣，學生就象溫室里的苗圃，完全經不起社會環境的風吹雨打。是的，大部分學生的文化知識確實提高了，但是，絕大部分學生的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及社會各種能力，卻不斷地倒退，造成很多學生失去了起碼的生存和生活能力。
這就是我最近才想明白的一個問題:為什么大多數剛畢業大學生，好高騖遠，眼高手低，太累的工作不想做，太復雜的事情不會做，工資低的地方不想去？因為，大學四年時間，只是教會了書本上的理論知識，真正運用實踐起來的少之又少？各種能力更不用說。也許，換個角度來看，這不能完全歸咎于大學生本身，而是我們所處的教育體制，就存在這個弊端。 對于初出茅廬的高中畢業生來說，面對，學長學姐的經驗主義，老師的循規蹈矩的教學，教學體制本身存在的弊端，他們無法辨別，判斷這些潛在的問題。我覺得這些都是對于他們的一種殘害，而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去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教導他們該怎樣過他們的大學生活。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大學生活，不用去羨慕別人的大學生活有多么精彩，不要去嘲笑別人的大學生活的悲慘，因為到頭來，你也許會發現，你看到的只是表象。 從小處說，大學應讓一個人成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從而改變個人命運；從大處說，大學應促進社會階層之間進行垂直流動、緩解社會的階層板結，從而改變國家命運——這正是中國的大學的最大失職之處：大學本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有力臂膀，但從什么時候起，虛胖多病的大學隱隱成為了社會的負擔？
當大學成為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斗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在中國的大學這身軀日益臃腫、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你自以為用生命的前18年來支付這筆未來的幸福保證金實屬必要，皆因青春時父母需要這個目標，獨立時boss需要這個憑證，成家時丈母娘又需要這個指標，一張文憑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大學已經功利化，因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當讀大學成了一個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斗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了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摧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這么多知識，也不見命運有何改變？”2009年，上海海事大學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自殺前如是說。“耶魯改變了我一生。”2010年，耶魯畢業的中國人張磊公開告白如是說。他要給耶魯捐款888.8888萬美元，據說是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款最多的人。
兩者皆拿一生的命運說事。楊元元的話讓公眾質問教育，張磊被公眾質問為什么不給中國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網友為他解圍：“捐到耶魯不一定能體現價值，但是捐到國內一定體現不出價值。”
當大學失去了理想主義和獨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養精英的生產力——北京不少于10萬大學生患有抑郁癥，畢業后又淪為唐家嶺的蟻族；《中國青年報》一項上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34％的人后悔讀大學，51％的人認為，在大學里沒學到有用的東西。
也許，全因大學生只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時光，他們為了考上大學，只學會了考試；考上大學后，他們為了找到工作，只學會了考證——父母、中小學與大學聯手制造了一個工具的輸送帶，最后這個“工具”會發現，他用18年學習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我用18年時間換來了迷茫）
當大學讓人才教育變得數據化，也就失去了改變命運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學分化，人格也可以證書化，道德也可以數據化，大學行政化的最大壞處，是官僚風氣讓學者變成了唯唯諾諾的花瓶；大學產業化的最大壞處，是以為才華和人格可以數字化。 中國的大學生還沒有睡醒——大學生模仿小沈陽創作的大學版《不差錢》寫道：“眼睛一閉一睜，一堂課過去了；眼睛一閉不睜，一上午就過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嗎？是下課了，但人沒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嗎？推薦一個平臺，往事鉤沉話歷史。是人醒了，但沒下課。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嗎？是上課了，但睡不著。”
這就是人生。對那些三四年后即淪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大學不過是延時進入殘酷社會的避難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個樂園——近有李詠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學期間沒有談過戀愛，沒有失過身，就白上了”；遠有中國大學周邊由邋遢飯館、通宵網吧、廉價招待所、無證小診所形成的墮落街。無數大好青年從室友手中接過第一根煙開始，本該厚德博學的大學時光，就淪為一部青春墮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學畢業時就到了頭。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萬應屆畢業生將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境況。這個結局，讓中國的父母被看作教育產業鏈上最盲目的投資者，中國的大學生被視為教育產業鏈上最大路貨的低端產品。
富士康的“生存”之道實在讓人懷疑，特別是在富士康出現員工自殺的“n連跳”之后——有網友寫了《富士康員工自殺和大學生自殺緣出一轍》的博客，發問：“大學生跳樓自殺，富士康的普通員工也跳樓自殺，為什么不同的學歷、背景和社會經歷，都會選擇同樣的方式對人生進行了斷呢？”
施密德特在耶魯大學學報是這樣嘲笑中國大學的：“它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為驕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這不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圖的中國大學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人早已將“經濟上的成功”視為“成功”的全部——拜金女會告訴男人，《非誠勿擾》就是“非錢勿擾”。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曾說過，大學物理的圍墻可以拆掉，“精神圍墻”絕對不能拆。因為沒有了“精神圍墻”，大學就無法滿足人們對她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期盼，就喪失了大學存在的價值。問題是，中國大學的“精神圍墻”也正在倒塌。大學在電視宣傳片中吹噓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學生選擇大學，選擇的標準不是一個大學的教統，而是就業率的高低。
中國人有兩個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學。中國人對大學的執念，源于個人對身份的焦慮。當整個社會都認為讀大學是成才標準，大學卻不能提供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大學的失敗；當孩子要提早告別童年的快樂、父母要犧牲全部積蓄、兄弟要放棄接受教育機會，才能讓大學生讀上一個找不著未來的大學，則是社會的變態——我們對大學失望，是因為期望過高；我們對它期望過高，只是因為成本昂貴。
大學要培養的應該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獨立的思想、天馬行空的創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有著蓬勃的生命力。
獨處，靜心，看到潛在的本質，
不后悔自己的選擇。
希望未來的某一天，能夠看到中國教育的改革后的面貌，全新的，革命性的那種。
平凡的我們，卻擁有著一顆不甘平庸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