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哲學、教育與后現代主義的挑戰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充滿摩擦的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發生了巨變，以前的一些“真理”受到質疑，第三世界、新左翼運動和對越戰的激進反對等都深深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人們越來越關注差異、多樣性、與權力并行的邊緣化以及特權，與此同時，普遍性不但被解構并且還被看成多余。后現代主義在現代主義的瓦礫上形成。
進入21世紀，信息技術的發展，隨著人們進入互聯網+時代，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休閑方式乃至學校里的教與學都發生著巨變，原先作為高雅文化的藝術形式和思想風格，也正在被商品化、庸俗化……積極的一面是，更多普通人能夠享受更豐富的信息，獲得更均衡的受教育機會，視覺和表演性文學、文學作品等進入了日常生活。消極的一面是，人們被電子化、信息化而陷入大量的信息轟炸中，以至精疲力竭。
當下的社會，和20世紀60年代一樣，一派在追憶，在贊美過去，試圖在漸進中改良，一派則激進，是后現代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期待因為技術而重構一個更公平正義的世界。也因此，過去人們強調普遍的科學“規律”，而后現代主義，則反對客觀確定性，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人們曾經在思維上劃分出的清晰界限變得模糊了，出現了很多交叉研究，如哲學與社會科學，生命與生物科學……體現在教育上，一些激進的國家或學校打破學科框架，突破邊界，形成項目學習、跨學科合作學習等。
后現代主義，對各個主要流派，都有一些突破，回顧如下：
——對實用主義。后現代主義反對形而上學的普遍性觀點，認為知識是臨時的和不確定的，并且知識承擔著改善或解決人類問題的責任，教育在其中發揮著主要作用。
——對行為主義。后現代主義對行為主義的回應是消極的，也即并不贊同，因為行為主義贊成科學客觀性，忽略人的意向性和行動，把行為當成了一種技術。
——對存在主義、現象學和解釋學。后現代主義從這些哲學中獲得了支持，特別是否定了普遍客觀性和強調特殊性的觀點。
——對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拋棄了階層沖突是主要斗爭形式的觀點，關注西方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主流文化群體和邊緣文化群體之間的沖突。
一些后現代主義學者更喜歡“理論”（theory）這個詞，而不是哲學（philosopy）這樣的詞語。
后現代主義教育哲學的代表性人物，有以下幾位：吉魯、彼得麥克萊倫、車里霍爾姆斯、博維斯、威廉斯坦利等。
吉魯肯定了塞繆爾、赫伯特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教育是一種社會再生產的形式，以及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的學校為那些處于優勢地位的人再生產“文化資本”等觀點，但是也指出了他們的局限性，希望發展一個有效的現代批判主義，重新思考教育的目的和意義。吉魯強調倫理學對于幫助學生理解個人經歷如何受到不如道德話語的影響，鼓勵學生參與到社會對話之中，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種對他人負責的社會責任觀。在此意義上，吉魯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們從被壓迫中解放出來。
彼得麥克萊倫在其作品《學校生活》中指出，批判教育學對學校的質疑在于，它支持占有統治地位的權力精英并維持已有的不平等。麥克萊倫贊同后現代批判理論的觀點：在人的分類的形成過程中，意義的生產比勞動力的生產更為重要。因此，他認為，教育，應該賦予個人和社會以權力。個人和社會賦權的首要目標是發展學生社會改革的責任感，提升邊緣群體尤其是受壓迫的窮人的地位。
車里霍爾姆斯用杜威和羅蒂的觀點發展出他的所謂“批判實用主義”。在《權力與批判：教育中的后結構主義研究》中則指出，結構主義是一種實證哲學，在教育中引發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線性的理性思維發展觀和控制理論已經進入了現代教育之中。導致，注重結構嚴密的課程，依賴于考試、選拔和官僚化控制的程度。在車里霍爾姆斯看來，教育應該檢驗主流話語，以此來揭示統治者的主張和統治秩序的不穩定性。
博維斯則提倡將回歸共同體作為教育的基本目的。他提出了變個性的“生態區域”教育，這種教育強調構筑與自然相和諧的文化。其目的是：有助于形成記憶共同體的有價值的文化傳統知識；把自己理解為一種社會存在，包括理解那些形成個人認同和社會意識的歷史力量；把個體教育成為社會共同體和自然生態共同體的合格成員。在這種觀點上，語言是個人存在的背景，也應該成為教育的起點。
批判教育學對課程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課程應當融入學生的日程生活體驗，并將課程作為促進學習的重要元素。由于課程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學生參與當中的多樣化敘事，人們可以對其進行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重新解釋和塑造，因此，必須關注“隱性課程”，因為隱性課程將思想和知識置于總體的權力形式之中。
吉魯大力提倡的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的觀點，使我深受啟發！教師應該是“有改革能力的知識分子”，扮演者特殊的政治和社會角色，去創造更多恰當的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教師不應該也不能僅僅滿足于簡單地交給人們知識，而應該幫助學生超越自己，去樹立如何通過多種途徑為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服務，成為具有批判性、負責任的、民主社會的成員。
車里霍爾姆斯從另外一個視角，將“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課堂互動作為教學中的關鍵內容”的觀點，引起了我的共鳴。教師需要允許師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的批判性對話——對于教師而言，教師在教室里當然不能放棄管理方面的責任，而應該拋棄權威知識，鼓勵學生去分析已有的論證來形成自己的觀點和判斷。也即，幫助學生擺脫實用知識的依賴，發展深度思考，發展批判性思維，進行真正的實驗、批判的反省和判斷，才能真正構建自己的價值觀，如人的尊嚴、自由、平等以及對他人的關心等。這些價值觀遠比事實性知識重要。
博維斯也很重視師生互動，但是他更強調語言的力量。教師使用的語言對學生說產生的影響以及他們的語言如何形成學生的思維方式影響，是教師在日常互動中必須深刻理解并重視的。教學和語言，對形成“交流能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僅是外在知識和口頭語言，還包括書面語言、肢體語言與贊成、反對等態度的表達。教學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幫助學生成為有能力的交流者，有意義的文化保存者和對已獲得知識的質問者。教育，應該引發學生對自己所面臨的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思考，否則，社會不可能變得更美好！
總之，后現代主義對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教師是改革性的知識分子，他們應該成為幫助學生，為自己的未來承擔起個人和社會責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