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7月，我和三高的同事們到大連學習時，在逛書店時買了本傅斯年的《詩經講義稿》，那是我第一次在接觸傅斯年。2021年左右，我又買了本傅斯年的《民族與中國古代史》，算是再次了解傅斯年。當然，要想了解五四時期北大的學生領袖之一、民國風云人物胡適高足的傅斯年，如果僅靠這兩本書，那完全是不充分的。
? ? ? ?傅斯年受的教育是全面的，既有東方儒家傳統教育又有西方現代科學教育，他留學歐美時學的竟然是諸如量子物理之類的現代前沿學科！傅斯年后來回國后卻致力于研究歷史學和語言學，從他的學業、學術經歷來看，全面了解傅斯年又有了新的困難。
? ? ? ?《詩經講義稿》是他給學生講課的提綱，比較簡略和概括。先是泛論中國歷史上研究《詩經》的大致情況，然后按頌、大雅、小雅、魯頌、國風這樣一個順序展開自己對《詩經》的認識，最后再總論《詩經》的時代、地理、影響、文辭等，這與前代所有講《詩經》的，無論是順序還是觀點，都有很大的不同，我就從中受益不小。這就是傅斯年對《詩經》的獨特方法與觀點?！?民族與中國古代史》則是五篇文章的合集，主要闡釋夏商周三代及其前相關歷史，其中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倫理、制度等等提出了比較新的觀點，自發表以來，在學界獲得的認可都是比較高的。
? ? ? ? 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包括傅斯年在內的重慶國民政府六位參議員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念及五四時期他與傅斯年、胡適等在北大的相遇以及傅、胡在學術界的崇高威望，單獨抽出一整夜時間與傅斯年暢談，臨別時不但贈送給傅斯年自己手書的唐詩條幅，而且還托傅斯年轉達他對胡適的敬仰之心，由此可見共產黨人對傅、胡等的重視。可惜，傅、胡等人偏執于自己的認知，最后還是選擇了與共產黨決裂。傅斯年后來還策劃、實施了為國民黨拉攏人才去臺灣的“挽救學人”計劃，只是這個計劃實施效果很差，就拿傅斯年任所長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來說，當時，享有聲望的專家共91人，而只有19人最后去了臺灣，占20%多一點，面對這種窘境，傅斯年最終也只能以“埋骨于田橫之島”這句題詞向蔣介石表明心跡。
? ? ? ? 所有的歷史資料表明，抗戰勝利前后，共產黨、毛澤東是真心實意地在爭取傅斯年、胡適等人。毛澤東更是親自對傅斯年做統戰工作。五四時期，傅斯年是北大學生領袖，毛澤東是北大圖書管理員，這段歷史，兩人在1945年的延安暢談中都饒有興致地談起，毛澤東高度贊揚當年的傅斯年，說他點燃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熊熊大火，引領中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而傅斯年則謙虛地說了那句“我們只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談話之后，毛澤東更是堅定了統戰傅斯年的決心，在傅斯年臨走之前，他手書唐人章碣的《焚書坑》贈給傅斯年：“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踊椅蠢渖綎|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在這里，毛澤東一方面謙虛地向傅斯年表達自己學識的不足，一方面也充分地表達了對傅斯年學識的高度認同。這其中的深意傅斯年不會不明白，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由于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時，傅斯年曾公開表明支持蔣介石，所以，盡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贈手書條幅這種最具中國傳統文化蘊味的形式向傅斯年表明共產黨不計前嫌，但傅斯年最終還是去了臺灣。現在想想，這不但是傅斯年個人的遺憾，不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遺憾，也可以說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遺憾。
? ? ? ?不過，就傅斯年個人，我倒真有幾點個人看法：
? ? ? ? 其一，傅斯年愛國。盡管傅斯年最后去了臺灣，但傅斯年的骨子里卻是堅定的愛國者。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胡適曾發表過一些不當的言論，對此，傅斯年勃然大怒，揚言要因此與胡適斷絕師生關系。之后，傅斯年出版《東北史綱》，用鐵一般的證據表明東三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就是作為一介書生的傅斯年的愛國之心。抗戰勝利后，傅斯年作為北大的代理校長到任，堅決把那些任過偽職的人員開除，一個也不用，他這種對投敵者“痛打落水狗”的行為，其實也是一種愛國之心。
? ? ? ?其二，傅斯年有才。學術方面，傅斯年早年浸淫國學、儒家經典倒背如流，后來又留學歐美學習現代科學，這樣，就使得傅斯年成為學貫中西的人物，傅斯年在民國時的歷史學界、語言學界均是泰山北斗級的人物。政治方面，他崇尚自由、民主，敢于向邪惡“開炮”，并且死活不買蔣介石的賬，先后兩次的“炮轟”，使孔祥熙、宋子文都丟了院長職位。在領導力方面，他先后任過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臺灣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有關領導職位，憑借自己出色的溝通、協調能力，使這些單位的工作開展的井井有條，而且研究成果也均為上乘，得到了當時學界的廣泛認可。
? ? ? ? 其三，傅斯年有個性。首先，他堅守“從一而終”。他的七世祖是清朝入關后第一位漢人科舉狀元，但傅斯年卻認為其先祖投降滿人是沒骨氣的行為，其終生對此事引以為恥，從不向別人談論。他留學回國之后，堅持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政黨的觀念，公開發表聲明支持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并贊成屠殺共產黨。1945年訪問延安之后回到重慶，他又一面嘲笑黃炎培等人接受延安的贈品，一面又認為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至多是宋江一流”，仍然堅定支持國民黨。1948年，面對他自己親自制定的“挽救學人”計劃失敗，他不愿深究原因，終以“埋骨于田橫之島”為自己做最后注解。其次，他有敢作敢為、能做能為的個性。五四時期，他是北大學生領袖，但當北大學生火燒趙家樓時，他說這種行為與他的理念不合后，忿然離開了學生隊伍。胡適到北大任教前，傅斯年本是跟著黃侃學儒家的，但自他聽了胡適的課之后，便完全接受了胡適的思想，轉而變成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延安與毛澤東的一夜暢談，他非但沒有接受毛澤東的理念，反而得出毛和他領導的共產黨“至多是宋江一流”的看法，這些都無處不在彰顯他敢作敢為、能做能為的性格。其三，他有非常明顯的性格缺陷，據說在他任所長的“史語所”，他辦事從來基本上都是獨斷專行，從不聽別人的意見，這與他推崇的“自由、民主”理念多么地格格不入。還有，他作為民國時期有名的學者、教育家，卻把自已的獨子一個人放在美國而不是放在國內親自教養，以至于其獨子后來各方面均毫無建樹，最終只能淪落為“嬉皮士”。
? ? ? ? 其四，傅斯年有局限。傅斯年最大的局限在于他和胡適一樣，只相信“精英”力量而不相信民眾力量。作為曾游歷過歐美的“精英”分子，居然看不到民眾之中蘊含的巨大力量，這就注定他只能是一個悲劇人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當然離不開“精英”人才，沒有“精英”那種高水平的理性思維和前瞻引導，人類社會就只能緩慢向前蠕動；但是，過分地夸大“精英”作用甚至于認為社會完全是靠“精英”來推動發展的論調也是大錯而特錯的，畢竟，人類社會最現實、最根本的財富創造者，其實是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普通民眾?！熬ⅰ钡淖饔?，更多在思索和引導方面。傅斯年出生于書香之家，少年上北大，青年留歐美，其最缺的就是對最底層民眾的認識和了解。我想，當史語所只有20%的專家準備和他一起去臺灣時，那個時候的傅斯年，估計什么都想明白了，但是，作為一個性格里面斥著“從一而終”的傳統文人，他除了“埋骨于田橫之島”，還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