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書生情結”》
? ? ? ? 大概都想不到，毛澤東內心深處，最愿意的社會身份，應是“文人學者”，而非“革命家”。但同時他又是反“舊文人”的。這看似矛盾，實為性格與理念上的張力。只可惜身丁亂世，無論條件還是良心，都不允許他過上那種很“理想化”的書齋人生，這是時勢使然。
? ? ? 毛澤東本質上有很“文人”的一面，所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1944年，他與“失聯”近20年的文化圈“老友”郭沫若恢復通信，很明確很坦率告訴對方，自1926年武漢一別后，成天忙于工作，“沒有讀書鉆研機會”,所以很羨慕他在寫作上的成就——毛澤東書信里，直白表示“羨慕”的，大概唯此一例（《毛澤東書信選集》1983版，頁241）。很多研究者說毛澤東身上始終有很濃重的“書生情結”，這種觀察是對的。此前，他在陜北窯洞里，花幾天幾夜和美國記者斯諾暢談的那些話，就表露得更加明顯了。史沫特萊與之接觸后，就感慨毛澤東原來還有這么“文人氣質”的一面，而不是她在彼時重慶報紙上所讀到的“青面獠牙”那種敵人惡意給的“人設”。1937年春，她到延安后的第一天，半夜去拜訪毛，她就直覺到，毛澤東的心靈是“高傲且孤獨”的。（史沫特萊《中國在反擊》，北京出版社2018）
? ? ? ? 一個早期“八卦”說，毛澤東在開會時，喜歡興之所至隨手寫些詩，會后就隨意扔到床上，引得人們競相去撿，只不過太“搶手”，一般都沒機會撿到。有外國訪問者敢直接去討要，但毛澤東自謙說“都是馬馬虎虎的東西”，總以“拿不出手”婉拒了，對方在機場離別時向前來送行的毛澤東“最后一次死皮賴臉索詩”，也沒如愿（羅伯特.佩恩《毛澤東》，東合社1953版）。援古證今，吟詩作賦，酬唱往來，這是毛澤東保持終生的愛好。可以說，“文人毛澤東”，本是理解其形象乃至心事的一大關鍵，日本漢學家岡崎俊夫在1957年的一本書中甚至說他是“中國的傳統詩人的魂”，倒沒說是其它什么。也能夠想象，倘若生在太平時代，毛澤東大概也會以“文人學者”終其身，起碼在寫作和學術上很容易做出一番成就的。他“羨慕”郭沫若，當不至于羨慕他的才華，這方面他有足夠的自信與實力，而應該只是羨慕他的時運。
? ? ? ? 但毛澤東的清醒在于，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明確意識到，“傳統文人”那套東西是應該改造的，尤其是在救亡圖存時代。這個意思在他24歲所寫《體育之研究》那篇文章里就申明很清楚了。吟風弄月，詩酒流連，勞心治人，徒事清談，萎靡不振，如此文人是他所不屑的，甚至是深惡痛絕的。他心目中真正的“文人”，顯然與一般認識不同。這一點，從他的喜惡選擇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賞識顧炎武海瑞魯迅這類文人，除了他們學博識高之外，更重要的“加分項”，顯然還在于他們有熱血、有骨氣、有良知，有民胞物與之心；而他討厭蘇洵，原因就在于他“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這是他最不喜歡的文人類型。他年輕時，曾把傳統士人歸為“三種人”，一種是“辦事之人”,一種是“傳教之人”,另有一種則是“辦事兼傳教”之人，最后這個才是他稱許的。而所謂“辦事兼傳教”，其實就是立功+立言。他日后的自我期許，乃至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都可以從這方面去揣摩。
? ? ? ? 毛澤東最終，是如償所愿，成為“文人\詩人”+“革命家”的綜合體，或許還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那一個。但這種調和實際上是極其艱難的，非一般人可為。無獨有偶，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兼革命家”瞿秋白在臨死最后告白中，就曾特意訴說自己的最大苦悶：“詩人氣質”與“革命事業”是如此對立，難以調協，以至于最終瓦解了他的革命事業。他在去世前，也給郭沫若留下過一封信，深情回憶1926年武漢邂逅時期，兩人“一夜喝了三瓶白蘭地”，是如此的“豪興不淺”。他說，他最羨慕的，也是郭沫若的文人身份，稱羨老友還“開辟了新文學的途徑”，而他就要這樣撼別人世了（《瞿秋白文集》第二卷，頁418）。
202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