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的祖先最早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時代，按照士匄的說法，范氏的先祖，在堯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時御龍氏，在商朝是豕韋氏，在周朝時唐杜氏，晉國初封時所在的唐國，正是祁姓家族早先的封地。范氏的祖先因為參與了周朝初年的叛亂，被遷移到陜西周王室控制范圍內，建立了唐杜氏。周宣王時期，唐杜氏首領杜伯被王室所殺，其子隰叔逃到晉國為官，擔任士也就是法官的職務，因此便以官職為氏，稱為士氏。
士氏最早在晉國嶄露頭角是在晉獻公時期，當時晉獻公出于對公族的不信任，大量任用異姓大夫，士蒍（字子輿）作為來自外部的力量就受到了晉獻公的重用。士蒍為獻公策劃，在晉獻公八年（669BC）在聚邑誅滅了桓莊之族。與此同時，為了防范來自國外的干預，也為了壓制其舊都曲沃，晉獻公還任命其為司空，擴建絳都的公室。
士蒍在晉獻公滅國奪邑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獻公滅狄柤國前，以郤叔虎的言辭打消了晉獻公的顧慮，從而順利地討滅狄國。而獻公十九年（658BC）的假道伐虢，也是他勸諫晉獻公不要在虢國尚強時討伐，而是尋找合適的時機再一舉討滅。獻公聽其言，后來在荀息假道伐虢的計策下，終于滅掉了虢國。
除此之外，士蒍還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當時的太子申生的保護者。他一再反對晉獻公廢長立幼的舉動，早在獻公將三個年幼公子外放，讓他為公子筑城的時候，他就態度很是消極。而且他也很是務實，因為他知道獻公一旦有了這個想法，想改變很難，與其做無用的爭辯，不如提早為太子做準備。一心想讓自己兒子做太子的驪姬也顧忌士蒍的保護，因此遲遲不敢動手。待到士蒍死后，驪姬迅疾離間了太子的老師里克，設計讓太子自殺。
與士蒍同一時期的，還有一位大夫名杜原款，可能也是杜隰叔的后代，由于士蒍繼承了士的職位，杜原款只能另立門戶，但仍以杜為氏。杜原款是太子的老師，這或許也能解釋士蒍傾向于太子的原因。但不同于士蒍的足智多謀，杜原款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書先生，其觀念很是古板，他的態度，對于太子申生的命運是有著很大影響的。
在申生的最后時刻里，杜原款被獻公所殺，在臨死前還派人給太子表達自己的見解，囑咐讓太子要謹守身為人臣、人子應該遵守的原則，讓太子打消了出逃的念頭。最終太子正是聽了他的話，才在曲沃城里等待父親的原諒，直到最后絕望自殺。
士氏在獻公晚期到文公時期都無甚表現，到襄公時期才有士蒍的兒子士穀以非凡的面貌粉墨登場。襄公三年（625BC），在晉國擔任司空的士穀代表晉襄公在垂隴（河南滎陽東北）會見了魯、宋、陳、鄭四國的國君商討衛國侵犯晉國一事，算是開啟了春秋以臣會君的先例。
在這次會盟中士轂的表現還算很是得體，因此受到了《春秋》的表彰。其與晉襄公之間的關系也很是密切，在襄公七年（621BC）的夷之蒐上，晉襄公想破格提拔從未擔任卿職的士穀為中軍元帥。如果這次的人事安排能夠成功，士穀恐怕就會一躍而成為晉國的第四任正卿。
但問題就在于，趙氏的能量實在太大，以至于國君對于這次的人事任免也無能為力，只能任由前任正卿先且居的兒子先克否決了這個提議，讓年輕的狐射姑和趙盾先后成為新晉的執政，士穀甚至都沒能入選六人的內閣名單。趙盾這樣的黃口小兒不僅奪取了本屬于自己的位置，因此一股反叛的情緒就在士穀的心中逐漸升騰起來。
于是在晉靈公三年（618BC），士穀聯合了不得志的四位大夫，一起發動了針對趙盾的軍事行動，殺死了趙盾的堅定盟友先克。而趙盾也迅速反擊，于當年三月廿八將其一網打盡，士穀就這樣在含著滿腔的憂憤和怒火，死在了年輕卻手段老辣的趙盾手中。
在士轂之后，士氏出現了三個分支。其中的大宗是由士蒍的長子，也就是士轂之兄成伯士缺所繼承的士氏正宗，但士缺和他的繼承人士穆子一直沒有參與軍政，史料對他們的事跡沒有詳細的記載。
到晉景公時期，有士穆子的長子士渥濁（士貞子、士貞伯）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史料的記載中。最早的一次是景公三年的邲之戰，主將荀林父身負戰敗之責，主動向國君請死。景公本打算殺掉荀林父以平息眾怒，但在士渥濁的勸說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士渥濁應該是承襲了士師的職務，因此在處理荀林父的問題上有很大的發言權，他的說法是：“當年的城濮一戰，晉軍大獲全勝，但晉文公仍然面有憂色，因為成得臣猶在，晉國并不能高枕無憂。等到后來聽說子玉自裁，文公才大喜。楚國先是在戰場上戰敗，后又殺掉了一國的執政，相當于兩敗于晉國，從此以后楚國兩代君主都無法和晉國爭奪霸權。如今我們的戰敗，是上天對我們的警告。如果再殺掉荀林父，就等于讓楚國再勝一次，恐怕我們也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無法與楚國抗衡吧？”
荀林父免于一死，于是便退思補過，開始著手清理赤狄，在其后的三年間清剿了勢力龐大的幾個赤狄部落，為晉國爭取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晉景公想起當年士渥濁所說的那番話，便不無感慨地說：“如果不是你當年的勸阻，我恐怕就要失去荀林父這樣一個能干的正卿了，也就不會在今日得到狄人大片的土地。”大喜之下，他將瓜衍之縣（山西孝義）賞賜給了士渥濁，以表彰其功勞。
士渥濁的第二個事跡是在景公十三年（587BC），說的是趙嬰齊的故事。話說趙嬰齊和自己的侄媳婦通奸，此事鬧得沸沸揚揚，趙嬰也為此很是憂慮。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趙嬰夜里就夢到了一個天使對他說：“只要你肯祭祀我，我就能保你無憂。”
趙嬰夢醒覺得恍惚，有些實在拿不準，就派人去向士渥濁詢問，士渥濁大概也聽到了趙嬰齊的丑事，就很不屑地對他說：“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種事。”但說過此話之后，士渥濁又覺得不妥，轉頭又對來人說道：“神靈只會降福給仁愛之人，至于淫亂之人，恐怕只能給他帶來災禍。淫亂卻不受懲罰，已經算是降福了。就算你祭祀了這位天使，估計也得逃亡啊。”后來的事實果然如士渥濁所料，趙嬰在祭祀天使后的第二天，就被自己的兩個哥哥趕到了齊國。
第三個事情是在景公十四年（586BC），鄭悼公叛楚服晉并親自到晉國去朝見。根據諸侯之間約定俗成的朝聘禮儀，朝聘的國君或者使者需要向主國國君授玉，而授玉的儀式應該在中堂和東楹之間舉行。然而鄭悼公竟然在東楹以東的外堂，就迫不及待地就向晉景公授玉了，這就等同于把自己等同于低等的貴族。
士渥濁看到之后便嘆道：“鄭伯如此不尊重自己，目光飄忽不定，走路慌慌張張，坐在座位上也很是惶恐不安，怕是活不了多久了吧？”話說出去還不到半年，果然鄭悼公就去世了。
從這些事例來看，士渥濁似乎是一個很傳奇的預言家。孔子所謂的“聽其言而觀其行”，實際上就是當世人們進行判斷的一個方法。一個人在說話做事的時候能夠謹守禮儀，遵循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就很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反之，如果你不遵從禮儀規范，任意行事，打破了社會的底線就很容易遭致人們的聲討。像鄭悼公那樣，因為慌張而失去了分寸，在朝見晉君時禮儀上的疏漏太多，恰恰說明其威嚴不夠，或者是缺乏支持。
到晉悼公時期，悼公認為士渥濁帥志博聞而宣惠于教"，即說他遵循古訓、博學多聞并能將其才學廣泛用于文教。因此在任命百官時，讓士渥濁擔任大傅，讓其擔負起完善國家刑法禮儀的重任。
士渥濁之后有士弱，謚號為莊，在悼公時期擔任理，主理司法事務。悼公十年，宋國發生火災，晉悼公曾向其咨詢火災與天道之間的關系。士弱并不迷信天道對于國家敗亡之間的關系，而是認為國家的興旺最重要的還是人道。悼公十一年柤地會盟，齊國世子光參與會盟，其老師高厚輔助在鐘離會見，高厚的態度很是不敬，士弱就預言高厚恐怕不得善終。
作為士師家族的家長，本應該對于典章辭令很是熟悉才是，但士弱的才能與其先代卻早已不能相提并論。悼公十年，聯軍討伐鄭國，鄭國不得已向晉國求和。在當年戲地會盟時，那篇充滿了不平等意味的盟書，就是士弱所做。平公十年，鄭國不經晉國許可入侵陳國，獲勝后子產到晉國獻俘，晉人派士弱前往責問。然而與子產幾番對話下來，子產犀利的言辭竟讓他無言以對，當時執政的趙武只好順著子產的意思接受了戰俘。
士弱的作用大抵相當于是國君的顧問，當國君的權勢較盛時還能掌握一定的權力，而當國君失勢，其也就難以有所作為了。士弱之后有士瑕，謚號為文。另外還有個士富，其身份不詳，在晉悼公四年，中軍司馬魏絳晉升為卿，侯奄張老遷任中軍司馬，侯奄一職出現空缺，士富被任命為侯奄。士氏的大宗在士弱之后就漸漸衰弱，成為后來崛起的小宗范氏的附庸，這恐怕也是大勢所趨的。
大宗之外，還有一個小宗鞏氏，其代表人物是鞏朔。鞏朔在其生活的歷史時期內應該也是晉國政壇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關于他的事跡并不多。晉靈公十一年（610BC）晉國懷疑鄭國偷偷與楚國聯絡，鄭國派子家前去解釋，隨后鞏朔代表晉國到鄭國進行談判，最后商定晉國以國君的兩個女婿與鄭國交換人質，以建立彼此的互信。晉景公三年（597BC）的邲之戰，身為上軍大夫的鞏朔和韓穿受士會的指派，在敖山前設置了七支伏兵，確保了戰敗時上軍的順利撤退。
景公十一年（589BC）晉國在鞍之戰中擊敗齊國，年末，晉景公派鞏朔向周王進獻戰利品。但周定王認為齊國不是戎狄，而是甥舅之國，晉國以王命征討齊國，只需要報告結果就可以了，進獻戰利品不符合禮儀的規定。而且晉國派來的鞏朔，既不是晉國的卿，也沒有在王室擔任任何職務，天子沒有理由接待一個諸侯國的大夫，因此不予接見。
鞏朔不懂得王室禮儀，對于天子的責難也無法應對。但是王室畢竟也不敢得罪晉國，定王還是讓王室的三公以盛大的禮儀接待了鞏朔。正式的禮儀結束后，周定王又專門宴請了鞏朔，并對其私相授受，解釋說我之所以這么做，不是因為我瞧不起你，實在是禮儀的需要，我接待你的事情，千萬不要記錄在史冊上。
次年，晉國大賞鞍之戰的功臣，確立六軍十二卿的體制，鞏朔也躋身于十二卿的行列，擔任新上軍將，位列內閣第九位。這是鞏朔事業的頂峰，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現在史料上，此后再沒有鞏朔參與內外事務的記錄，晉國裁汰兩支新軍組成的新內閣中也沒有了他的身影，鞏氏或許就在他的身上興盛了一世就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