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品評風氣，在魏晉已開其端，到南北朝而大盛。東晉頤愷之《論畫》，當推為畫品最早文獻。南齊著名肖像畫家、理論家謝赫《古畫品錄》是我國第一部有科學性、系統性的畫品專著。他在這部著作里提出了有名的“六法”論：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足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并以此為準則，將三國到蕭梁的二十七位重要畫家的藝術，按“優劣”分為六品，一一作了評價。這里，“六法”的“法”，決不能單純作為繪畫技法、方法來解，而是指一種內在的尺度、準繩。
謝赫對“六法”的每一法，雖未作說明，但在評畫中隨時可以領略“六法”的精神。如關于氣韻的含義，他在對許多畫家的評論中就提到“壯氣”、“生氣”、“氣力”、“神韻氣力”，“情韻”、“體韻”、“韻雅”等等。，總不外乎論述人物思想、性格、才能、氣質的總和表現在外部的東西，即一個人的精神面貌?，F對六法涵義略釋如下：
氣韻生動——把對象的精神面貌生動地表現出來，使作品具有藝術感染力。
骨法用筆——指物象的結構和表現這種結構的線條、筆法。
應物象形——準確地描繪對象的形狀。
隨類賦彩——按照不同的對象表現它們的色彩。
經營位置——構思構圖。雖列為第五法，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認為它是“畫之總要”。
傳移模寫——臨摹前人的優秀作品，向遺產學習。
“六法”中，“氣韻生動”為第一法，乃是最重要的一法，它正是概括了“骨法用筆”以下五者的表現特質，成為我國傳統繪畫的美學準則。
謝赫提出評論繪畫的準則為什么規定為“六法”，而不是“五法”或“七法”、“八法”?這與我國自先秦以來常用“六”這個數說明各種事物的組成有關。如《左傳》昭公元年記載了醫和的話，“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對于味、聲、色之美，最早是以六氣來解釋的?！傲鶜狻?、“六詩”、“六律”也是儒家常講的基本概念。漢賈誼《新書·六術》，提出了“六理”、“六法”、“六行”概念。各種事物均由“六理”而生，“內本六法，外體六行”。儒家所說的“六藝”也是如此。賈誼第一次提出了“六法”概念，并論述了它與“六藝”的關系。魏晉時代玄學盛行，很少講數，東晉而后至齊梁，玄學漸衰，漢代“象數之學”又重新受到注意。謝赫“六法”，顯然是受到古代重“六”的影響。
謝赫“六法”是在總結前人及當時繪畫創作經驗和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東晉顧愷之《論畫》、《摹拓妙法》、《畫云臺山記》及劉宋宗炳《畫山水序》中就有“傳神”、“以形寫神”、“骨法”、“用筆”、“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以形寫形”、“畫象”、“布色”、“以色貌色”、“置陣布勢”、“今張絹素以之映則昆閬之形可圍于方寸之內”、“模寫要法”等用語，謝赫則將這些還是零碎、散亂、模糊的思想進一步系統化、明確化、完善化，提升和確立為批評的準則。
“六法”是人物畫品評的準則，也是創作準則。由于這些準則具有現實主義精神，重視對象的精神實質，提出了傳統繪畫的表現特點，包含了一切題材的繪畫在創作技巧上不可缺少的各個方面，具有高度的理論概括性和一切題材繪畫都可以適用的普遍意義。因此，隨著山水、花鳥畫的發展，以后就不單是人物畫的品評創作準則，同時也作為整個中國畫的品評創作準則。雖然后來五代荊浩《筆法記》為山水畫創作提出了“六要”，宋劉道醇《圣朝名畫評》提出了六要、六長，清鄒一桂《小山畫譜》提出了畫花卉的“八法”，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畫藝》提出了畫竹的“六法”，但都是“六法”的發展與補充，其精神與“六法”基本一致，而影響最大的仍是“六法”，它幾乎成了中國畫的代名詞，直至今天仍有借鑒價值。
值得指出的是，近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將謝赫《畫品》(即《古畫品錄》)收入“全齊文，卷二十五，并作了新的斷句，后來得到了錢錘書先生的贊同，并以新式標點斷句如下：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錢氏指出歷代對“六法”都讀了破句，未能得六法真義，并且為證明嚴可均斷句的正確性提出了新的見解(見《管錐編》第四冊)。這一問題引起美術界、美學界的注意和重新研究的興趣。其實，“讀了破句”的恰恰是嚴氏自己。文中連用的六個“是也”是針對回答“六法者何”這一總發問而用的。若照嚴氏斷句，必然是違背語言邏輯的；“六法”中，除了“傳移模寫”一法中的“傳移”與“模寫”是大致相等的概念外，氣韻與生動、骨法與用筆、應物與象形、經營與位置、隨類與賦彩，都是不相等的，決不能用后一個概念去說明前一個概念。如“氣韻”需要生動地表現出來，但不能說“氣韻”就是“生動”，章法“位置”必須經過苦心“經營”來完成，但也不能說“位置”就是“經營”。因此說，嚴氏的斷句是難以成立的。李澤厚、劉綱紀先生主編《中國美學史》卷二下《“六法”及其標點問題》對此說得非常精辟，可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