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為“壞人”設計服裝、反對任何權威的人，最后卻成了一個享譽全球的“權威”設計師。“如果沒有通過事業來獲得成功的話，我想也只能靠犯罪來排遣了。”他曾經說。
他說，他絕不戴領帶即便受天皇接見。
他對年輕人說，別再念書了，好好去生活吧。
他公開宣稱，自己為“壞人”設計服裝。服裝標牌上寫著：“還有什么比穿戴得規規矩矩更讓人厭煩呢？”
他是山本耀司，30年來以簡約之風“反時尚”的時尚Icon。1981年，他和好友川久保玲在巴黎時裝周上，以蓬松詭異的黑色系時裝一鳴驚人，其史無前例的身體展示方式令陳腐的歐洲時尚圈瞠目結舌，無法理解的人稱之為“廣島的屠殺美學”。多年后回憶起當時遭受的輿論攻擊，他說：“我并不是刻意要挑戰什么，不是為了反對時尚。我只是想在那兒開自己的店。僅此而已。”
很多人認為山本耀司是個謎，其實他只是寡言，用內心的各種厭惡打敗時間，在衣裝里闡釋自己的世界觀。
他厭惡賣弄風情的女人，厭惡“男人味”和“女人味”這種粗暴簡單的概念，厭惡累贅矯揉的歐洲飾品，厭惡每六個月就要發表一個服裝系列的規則，沒有時間去使用那些“發酵”過、自然生長，成熟老去的優美布料。
他說，我要設計時間本身。
和”壞男人“惺惺相惜
因為家境貧困，在母親的苛責和佑護下成長，山本耀司始終不能很好地融入這個世界。“如果沒有通過事業來獲得成功的話，我想也只能靠犯罪來排遣了。”
還好東京街頭少了個罪犯，但你卻在電影《四海兄弟》和《座頭市》里，看到北野武身穿山本耀司Oversize西裝或者風衣，成為史上最有型的黑道老大。
70歲的山本耀司在他的自傳《我投下一枚炸彈》里說，自己厭惡回顧，也不相信未來。即便是三年前宣布因負債60億而申請破產，也并不見他意志消弭。在把經營業務交給他人，自己擔任創意總監后，他終于可以全心沉浸在設計的世界里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山本耀司通過與德國戲劇作家海納·米勒的合作，為其擔任歌劇的視覺設計，從而在歐洲一舉成名。然而他不喜歡米蘭和紐約。“他們認為賣得好的就是好衣服，他們認為時裝設計師就是不停地追逐時髦，成功者會買一座城堡或者私人飛機。”
他自己最厭惡的就是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和權威。“我討厭那些偉大的人和事。我關心的是如何設計出沒有權威的衣服。”
他也討厭束身和對稱剪裁，不喜歡高級定制。他用黑色對抗浮華和多余。毫不做作的黑成為他的標志，統領了從東京、巴黎，直至紐約最耀眼的Studio 54俱樂部。厭惡權威的人最終樹立了“權威”。
對不懂時尚、不時髦的男人們，山本喜歡刺激他們，但從來下手都不重。
想到男人把手插在兜里的時候，山本耀司常想到以“反叛”形象著稱的美國偶像詹姆斯·迪恩和羅伯特·米徹姆。那個動作往往是一種標志，訴說一個個生活在社會邊緣，和黑社會有密切聯系的流氓。他們離經叛道，嘲諷和反抗著社會，對社會持懷疑的態度。他可能生活在東京、巴黎或者紐約，“徘徊在昏暗的街頭，迎面走來一個不懷好意的彪形大漢。那時，他插在衣兜里的手，早就做好了準備，時刻準備迎戰。下一個瞬間，掏出了一串鑰匙，好像握著某種武器，將它緊緊地抓在手里。”
無怪乎，山本耀司會有一個13個衣兜的工作馬甲。“要是能放下護照，我連旅行箱都不要。”
他的女裝模特始終穿著平跟鞋，很少濃妝。他一直倡導女性要獲得像男性一樣穿著的權力，并認為穿軍裝、獵裝的女人最性感。
甚至連女性的晚裝他都想加上衣兜，“這樣一來她們就不用帶手提包了。我的想法總是這么滑稽可笑，不會發生手提包被盜。”
逃進工作，逃不掉命運
山本的母親是東京的一名裁縫。他視母親為偶像，卻也深受“被母愛控制”之羈。
青年時代，他曾立志成為一名畫家。但想到為了養育他而辛苦工作的母親，為了讓后者滿意，他考入了一所全是富家子弟的名牌大學，到了大學三年級，卻沮喪地發現那里的一切對他毫無意義。
大學畢業后，山本找不到方向，想在母親的裁縫店幫忙。這讓她極為憤怒，因為她原本希望山本能在大公司找個差事。她訓導說他至少應該學習基本的剪裁。于是山本去了服裝專業技校，然而給女顧客量尺寸時，內心煩躁，心想在她們身上怎么也做不出雜志上的效果，厭惡感又油然而生。
他渴望擺脫母親，卻不曾意識到，童年經歷決定了他一生的創作意識。
新宿區歌舞伎町街上充斥著以取悅男人為生的女人，他徒生厭惡。從那些善用性別魅力的女人身上，他感受不到一點性吸引力。但母親店里那些辛勤踩踏縫紉機的背影，或者心無旁騖地把針別在衣服上的側面，卻帶給他強烈的情欲。
工作的女性對他意味著“我沒有辦法掌控她的時間”，然而他又發自內心地想去尊重她們，同時因為得不到她們的關注而生出莫名的憎恨。這種矛盾復雜的心理，讓山本耀司決定不惜代價，避免做出那種在男人眼里顯得可愛的、像蘿莉一般的女裝。
“自始至終，我都體會著驚悚帶來的美好感受。只有西方人的體型，才是美的嗎？”
十幾歲時，山本耀司曾像其他骯臟憤怒的小鬼一樣，恨不得母親去死。若干年后，他在自傳中流露，耄耋之年的母親依然在電話里嘮叨他的吃穿，問他頭發太長是否需要整理。
他一面哀求“拜托您不要再管我了，我的年齡已經快是您老公生前的兩倍了啊。”接著又拜托蒼老的母親“不要離開我，不要只留下我一個人”。至于他的父親死于菲律賓碧瑤之戰，葬禮上甚至沒有父親的遺骨。青春期時，他一次又一次地問母親：為何沒有父親？
長大成人后，山本耀司一杯又一杯地往肚子里灌著并不十分喜歡的威士忌，玩弄女人，沒日沒夜地游蕩在東京街頭，靠安眠藥才能入眠。
在他的男女關系里，只有他在女人身后追趕，如果她轉身，一切都將結束。他說自己渴望人生，質問：“會不會我連和有婦之夫的不倫之戀都沒有體會就這樣死去？”因為自孩提時代起，他就對所謂正確的倫理道德產生疑問，認為那些“非比尋常的人”需要去抗爭的一個例子便是對家庭的忠誠。
他逃進工作中，但他逃不掉命運。
年過半百之后，一個女人告訴山本耀司要為他生個孩子。他覺出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于是一個一個地約當時交往的其他女人，仔細告知事情原委，要求她們和自己分手，女人們全都爽快地答應了。而后，山本耀司接受了那女子指定醫院的孕前檢查，收到合格證書。直到那女人懷上他的骨肉。
50多歲的名人山本耀司在家長日去見兒子。四歲的男孩偷偷斜瞄了他一眼，馬上跑開，再也沒有多看他。山本不知道兒子是出于尷尬還是憤怒，只是感覺到孩子在微妙地控制感情。他仿佛看到那個幼年的自己。
“如果孩子知道我是誰卻又裝作不認識，只有一個解釋便是他被這個‘不知道去哪兒了’的爸爸深深傷害了。”
那一刻，硬朗到底的山本耀司被人世間最深處的感情力量徹底淹沒了，猶如癱瘓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