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體的文章內容空洞、言之無物、堆砌詞藻、追求險怪，讀來詰屈聱牙，讀后不知所云。既令人毫無快意美感，又沒有什么見識韜略。此等以文字為游戲之文風，乃亂世之流毒。于他人無補，于世事無益。這樣的文章要它何用？你們，為何竟將它視如珍寶，而不將它棄如敝屣呢？”

宋仁宗因善于納諫（聽取意見）而成就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拯。

“蘇軾是難得的人才。我料十年之后，天下人盡知蘇軾之文章，而不知我歐陽修之文章了?！边@是他對蘇軾的真實評價。

官場就是官場。官場中，無有才能與文章之別，唯有官職大小之分。人若為官，便須明白這個道理。歐陽修那樣的長者，宋大人那樣的上司，總是為數不多的。宦海，無風三尺浪，有風浪千尺。愿子瞻日后，好自為之。”

宋仁宗 他不巡幸，不奢靡，不興土木。他用的大臣如包拯、范仲淹、文彥博、富弼、晏殊、韓琦、歐陽修等，都清正廉明，凡事以國家大局為重。所以那時的政治，被史學家稱為“賢人政治”。對他的臣民來說，宋仁宗是個仁厚之君。但是對國家來說，他主要是個守成者，沒有做出多少自己的貢獻。

一則故事說，仁宗某次公干至深夜，忽覺腹中饑餓，想吃一碗羊肉湯。可是他忍住了沒說，情愿一直餓著。后來皇后知道了，便說：“一碗羊肉湯乃一件小事，叫御廚做來便是。國君之體，關系江山社稷，不當受餓如此。”仁宗道：“朕是想，如果朕說餓，御廚就會殺羊熬湯。今后，只要朕夜間公干，御廚便會殺羊以待。這就太多事、太靡費了?！?/p>

在兩千多年中國的帝王專制中，像上述這種大臣當庭頂撞皇帝的事，在別的朝代里很少，可是在宋代卻屢見不鮮。這是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后，一心想要實現的“文官政治”。他還曾制定法律：不許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準辱罵公卿，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等等，開創了君主專制中有限的“政治民主”。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

王安石變法 史稱這一事件為“熙寧變法”。

強行攤派，是青苗法實施中，最為嚴重的弊端。

“青苗法”的本意，是想救助貧苦農民，幫他們度過青黃不接的初春或遇旱遇澇的夏季；想使他們擺脫高利貸的盤剝；想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可是，因為要收取利錢，因為要富人擔保，因為和官吏的政績掛鉤，因為貪官污吏的惡意發揮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鄧綰因此而成為“歷史名人”——一個遺臭萬年的贓官。他的名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也因此在史書上留下一筆，成了千古贓官的行動指南。

宦海無風三尺浪，有風浪千尺。

求人不如求己

沈括背刺蘇軾

自歐陽修去世后，華夏文人心目中的文壇盟主，就是蘇軾。當時的文化名人如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都愿執弟子之禮，要求列于蘇軾門下，被稱為“蘇門四學士”。后來，陳師道、李也加入這個行列，和“四學士”一起，被稱為“蘇門六君子”。這些人都是北宋時期的文化精英。

徐州治水

平庸無能的王，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旨相公”。所謂“三旨”，即：請圣旨、得圣旨、傳圣旨。在許多官員的心里，他這個宰相也就是皇帝跟前一個傳話人罷了。雖然為相多年于朝政毫無建樹，但王的政客手段卻十分了得。

七月流火，驕陽當頭。

按宋朝法律，大案歸御史臺，小案歸大理寺或開封府。

根勘：徹底查究

“以魚傳信”源自蘇軾。

通過與米芾一起專心切磋，他的書法也突飛猛進，別開生面、自成一格，被稱為“蘇體”。

王安石和蘇軾，這一對既是政敵又是朋友的政治文化名人之間，還有一種神秘的數字聯系。即：論出生，他們年紀相差十五歲；論考中進士，他們前后相隔十五春；論逝世，他們先后相距十五年。而且，兩人同樣都活了六十六歲。三個相差的“十五”，一個相同的“六十六”，加上都主張變法，而各自的主張都未能如愿，這好像就是他們倆的“宿命”。

“撤御前金蓮燭相送”，是那個時代為人臣子者難得享受的禮遇。

史學家認為，北宋由盛而衰、由衰而亡，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朋黨之爭”。

賑災中，可怕的瘟疫襲來。蘇軾趕緊撥出庫銀二千緡，又捐出自家的銀子，設置了治病的“安樂坊”，請醫生坐堂治病，窮人免費就醫。蘇軾的“安樂坊”，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家面向百姓的官辦醫院。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怪事，也是蘇軾生命中的一件怪事：兩年閱三州。

柜坊：D場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唯佛之歸。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北宋時期有四大書法家。當蔡京之奸未被世人看穿時，他也名列其中，所謂：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蔡（蔡京）。當世人看穿他的奸佞后，便把他從四大書法家中“開除”了，而把其中的“蔡”改為了他的堂弟蔡襄，這蔡襄原本也是書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