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海軍

《周禮》是中國古典的國家政權結構、禮儀典章方式、社會行為規范的標準，其內容極為豐富，是一套完整的國家和社會系統論述,大至天文地理、國家政治，小至溝壑道路、花鳥魚蟲，全書內容包含國家思想、法律典章、政治教育、禮樂兵刑、稅賦收支、車馬廟宇、祭祀寢陵、官冠服飾、農商工勞、工程技藝、以及各種制度、法規、民族、行為規范等等，無所不包，全書共4萬余字，可謂惶惶巨作。其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個方面設置國家行政管理的六宮，天宮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宮主管法律刑罰，冬宮主管建造；在國家禮儀方面，規定國家在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方面的大典，另外在用鼎、樂懸、車騎、服飾、禮玉等方面也都建立了完整的制度，詳細到了各種禮器的管理、等級、組成、形制、度數等都有明確的規范。

《周禮》雖然是上古時期最重要的國家典章，但其究竟如何成書、由誰主筆撰寫、甚至完成于那個時代都不太清楚。其面世之初是在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在校理秘府所藏的歷史典籍的時候才發現此書。此書原名為《周宮》，劉歆認為出自西周官制，但沒有明確的證據，先秦所有文獻也沒有任何對此書的記載，因此，這部皇皇大典的真偽性就成了千古疑案。西漢王朝的儒家經典，如《易》、《詩》、《書》、《禮儀》、《春秋》等都有傳承可考，《史記》、《漢書》、《儒林外史》等也都有章可循，唯獨《周禮》難覓其源。

如此重要的一部大典，在先秦怎么會沒有任何記載呢？其突然出現于西漢宮廷，僅這兩點，就讓人有理由懷疑其為劉氏父子或者西漢初年其他人的偽作---歷史上對這部大作的偽作之論一直都存在，認為其成書于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年間、漢初、王莽偽作等等，歸結起來，大體上還是認為成書于周公時期者多，劉歆等認為是由周公親自主持編寫的，清代學者孫詒讓人為這是自黃帝、顓頊以來，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有國家法典、歷史傳承和社會習俗的大集粹，“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集于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禮正義序》），但都沒有充分的證據。筆者認為，這是一部集三皇五帝的經法大成之作可信，但成書于周公時期則不可信。理由就是，如果成書于周公時期，如此浩大的典籍編撰工程，先秦文獻中不可能沒有任何記載，此必為漢王朝建立后的著作，為后人為建立儒家國家法度和社會習俗而精心編寫的，假托周公之名，以使其具有“祖宗之法”的地位。

那么，這里就有兩個問題，一，為什么要提高到周公的年代？二，為什么要制定如此詳細、宏大的典章禮儀？

筆者認為，原因并不復雜，就在于“祖宗之法”可以壓人。為什么可以壓人？因為秦漢王朝已經建立起了從歷史傳承中尋找建立國家和社會秩序的依據的思想，換言之，就是“以古建今”，或者說，要實現古人的國家理想；再說的更具體些，那就是要建立一個儒家理想國，因為《周禮》是一部完全按照儒家思想編寫的國家體系。

在西周時代，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官員等級和體系，自王（天子）以下，有諸侯、公卿、大夫、士，至于胥吏，各有其職守。但經過春秋、戰國以及秦、漢戰爭，“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并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當西漢王朝建立后，國家需要重建禮儀典章，因此需要一部指導性的國家大典---從這個角度來看，《周禮》最有可能成書于兩個時期，一是漢成帝時期，另一個就是王莽時期。漢成帝時期為西漢王朝已經鞏固，需要一部這樣的大典；王莽是漢王朝最著名的篡位者，這位僭主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也有人認為，正是他把《周宮》一文改為《周禮》），他希望能為他的新王朝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思想，所以，漢成帝和王莽兩個時期是最有偽造《周禮》的。

中國的歷史課本也顯得很不嚴肅---自中學起，很長時間里，我一直以為堯、舜、禹是中國歷史的開端，且一定是確定無誤的，但是直到成年以后研究歷史才赫然發現，原來在商代以前中國還沒有文字，堯、舜、禹以及夏都只是傳說，并不是信史，這不禁讓我錯愕---作為課本，傳說部分怎么也能作為正規的歷史教授給學生呢？現在，其實仍有很多人都把堯、舜、禹和夏朝當成中國的正統歷史和開端，把夏朝與后來的各個王朝并列，這種把傳說和正史混為一談的做法實令人不能接受。不僅是傳說王朝與正統王朝混列在一起，而且部落時期和封建時期的演變確立也含糊不清，如果在街頭采訪，恐怕沒有多少人能準確說出中國究竟是在何時確立的封建制度的。

中國的歷史之偽，偽得令人嘆息---被很多人引用、參考的歷史典籍《尚書》其中多數篇章都是偽造的，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只有一少部分是歷史遺存，如《康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