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集體無意識的作用卻不只出現在個體與家人，或與其他社群團體之間那種或多或少具有個人性質的關系里，它還出現在個體與社會的關系里，尤其出現在人類的社會。無意識反應所引發的狀況愈具有普遍性和非個人性，補償的顯示便愈重要、愈奇異，且愈有沖擊性。這種狀況不僅使人們禁不住私下傾訴，也會敦促人們公開表白和聲明，甚至扮演某種角色。
災禍和罪惡的一般性問題，就是我們和世界的非個人關系的另一個面向。因此，幾乎沒有任何東西比這類問題更能產生集體性的補償。
人們當然不可以從這類的補償里，得出“意識愈迷失在普遍的難題里，無意識就愈能發揮補償作用”的結論。因為，人們——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會以正當的和非正當的方式處理非個人的難題。當人們出于本身最深刻、最真切的個體需求來處理非個人的難題時，就是采用正當的方式；反之，當人們出于純粹求知的探究欲，或對棘手現實的刻意逃避來處理非個人的難題時，就是采用非正當的方式。在后一種情況里，無意識會產生極富人情味的，且獨具個人性質的補償，這種補償的目的，顯然是想讓意識回到平凡的日常里。人們如果以非正當方式沉醉于沒完沒了的狂熱之中，就會經常夢見一些極其平淡乏味的、試圖抑制過度熱情的夢。因此，我們可以依據無意識補償的性質而毫無遲疑地得出這個結論：人們在意識層面的努力是鄭重且合理的。
肯定有不少人畏于接受我這樣的看法，即無意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擁有“重要的”思維。此外，人們還會質疑我：“難道您真的相信，無意識有能力對我們歐洲人的精神特性，提出所謂的建設性批評？”當然，人們如果以智識來理解無意識的問題，并把理性的意圖歸咎于無意識，那事情就會變得荒謬可笑。人們確實不該把意識心理學強行加給無意識，畢竟無意識的思維方式乃出于本能的直覺。無意識不具有分化的心理功能，而它的思考方式也不同于我們對“思考”的認知。無意識只是創造出響應意識狀態的意象，這種無意識意象所包含的思維，雖然不少于情感，卻不是理性思考的產物。
這種無意識意象或許應該被稱為“藝術的靈視”。人們很容易忘記剛才那個關于黑、白魔法師的夢所源自的困境，就連在做夢者的意識里，它也不是智識方面的問題，而是富有強烈情感性的問題。
對于品德良好的人來說，道德困境是個很有吸引力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還根植于他們本身最強烈的驅力作用，以及最遠大的抱負之中。畢竟在他們看來，道德困境非常真實。所以，如果連他們的本性深處也對道德困境有所回應，這一點兒也不足為奇！所有人都認為，自己的心理就是衡量所有事物的標準。如果有人碰巧是個頭腦簡單的傻瓜，他根本就無法察覺道德困境的存在，心理學家此時也愛莫能助，因為他必須依據他所看到的面貌來接受客觀存在的事物，而不能為了自己主觀的假設去扭曲它們。非個人的困境會以正當的方式侵擾內在比較豐富、比較具有包容力的人，而他們的無意識便會以正當的方式做出回應。所以，當意識提出“為何善惡之間存在著可怕的沖突”這個問題時，無意識就會這么回答：“請你仔細看清楚：這兩者其實迫切需要對方；惡萌芽于至善，確實萌芽于至善，而當善無法從惡里產生時，這就是最糟糕的事了！”
或許做夢者會逐漸明白，看來無法解決的沖突或許是某個時空所特有的精神特性的偏見。看似復雜的夢境意象，可能很容易顯現為本身就是具象直觀的、本能的常識，或純粹顯現為理性思維的開端，而理性思維也許是心智較成熟的人在意識層面上的思考。無論如何，中國哲學早在很久以前便已探討過人類的理性思維。至于怪異而活潑的思維形態，則是原始的自然心智的特權，這種心智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內在，只是受到片面發展的意識遮蔽罷了。如果我們從此一視角來觀察無意識所產生的補償，這樣的研究方式當然會受到批評，因為，我們不該以過于偏向意識的立場來評判無意識。事實上，我在這方面的思考始終是從以下的觀點出發：無意識幾乎只是在響應意識的內容——當然是以相當富有意義的方式——但卻不會采取主動。不過，我絕不想讓大家誤以為，我真的深信無意識在任何情況下，只是被動地反應。畢竟很多經驗都和這種看法背道而馳，且這些經驗似乎已證明，無意識不僅會出現自發的行動，甚至還占據主導地位。無數的案例已讓我們看到，那些執著于狹隘的無意識的案主，最后都罹患了精神官能癥。不過，無意識所引起的精神官能癥，不僅讓這些案主脫離了本身的沉悶和遲鈍，且往往還讓他們的怠惰或絕望反抗有所好轉。
任何具有創造力的人都知道，不由自主是創造性思維的主要特點。由于無意識不單單是響應意識的鏡像，還是具有自主性和生產性的心理活動，因此，無意識的經驗領域就是它本身的世界，也是它本身的實在性。我們可以說，無意識的實在性在影響我們，就像我們在影響它一樣，這個說法也同樣適用于外在世界的經驗領域。正如物質內容是組成外在世界的要素那般，心理要素則是無意識世界里的內容。
“心理的具體性”這個概念，絕對不是什么新的發現，而是人類最早、也最普遍的“成就”之一，因為它就是人類對具體存在的鬼神世界的信念。鬼神世界當然不同于鉆木取火——舉例來說——所以，絕不是人類的新發現，而是人類的經驗，或人類對實在性的意識，況且鬼神世界的實在性根本不遜于物質世界的實在性。我懷疑，究竟有沒有不知道“魔力效應”或“魔力物質”的原始人（“魔力”其實只是“心理”的代名詞）！原始人似乎相當清楚鬼魂的存在，“鬼魂”是他們的心理事實。就像我們會把自己的身體和他人的身體區別開來一樣，原始人〔如果他們對“靈魂”有一些了解的話〕也會分辨自己的靈魂和鬼魂的不同，畢竟鬼魂令他們感到陌生，而且也不屬于自己。鬼魂是他們的外在察覺的對象，至于自己的靈魂（或在觀念上，個體同時擁有若干不同靈魂的其中一個）雖然在觀念上與鬼魂具有本質的類似性，但通常不是所謂感官知覺的對象。
靈魂（或多重靈魂的其中一個）在個體死亡后，會變成鬼魂；鬼魂存在于個體死亡之后，而且性格會轉趨惡劣，這種不好的轉變有一部分已違背個人不朽的觀念。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巴塔克族甚至毫無顧忌地表示，在世時善良的人在死亡后，會變成危險的、懷有惡意的鬼魂。原始人對鬼魂如何作弄活人的描述，連細節部分都大致符合他們的鬼神信仰經驗所強調的現象，而這些描述，都是他們依據所謂“陰魂不散的亡魂”所發展出來的意象。原始人對自己所信仰的“鬼魂”的報道讓我們看到，這些鬼魂和他們心理某些部分的活動有關，由此可見，原始人的鬼魂就是他們的無意識情結的顯現。現代心理學對“父母情結”的重視，等于直接延續了原始人對父母亡魂的危險效應的經驗。就連原始人認為鬼魂就是外在世界的實在性的誤判，也繼續存在于我們（僅具有局部正確性）以下的看法里：即真正的父母對孩子的父母情結負有責任。這個看法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多年前提出的夢的理論里，甚至還堂而皇之地成為一種學術性解釋〔為了避免“父母情結”這個概念的不明確性，我后來便提出新的專有名詞“無意識中父母的影像”來取代它〕。
天真幼稚的人當然無法意識到，對自己直接造成影響的親人，已讓自己產生某種意象。然而，這種意象只有一部分與自己的親人雷同，另一部分則是由自己這個主體本身的材料所創造出來的。孩子無意識里的影像是由父母的影響，以及孩子的特殊反應共同形成，因此，這種意象會以相當受限的方式再現客體。天真幼稚的人當然相信，父母就是他們所看到的樣子。父母的意象被投射在無意識里，當父母亡故后，父母被投射在無意識里的意象仍繼續發揮效應，因此，父母的意象仿佛就是原本已存在的鬼魂。所以，原始人會談論在黑夜回來的父母的鬼魂（即“陰魂不散的亡魂”），但現代人卻把歸返的雙親鬼魂稱為“父親情結”或“母親情結”。
? 第8章? 阿尼瑪和阿尼姆斯
在所有可能存在的鬼魂當中，父母的鬼魂其實是最重要的。因此，普遍存在于文化較高度發展的地區的祖先崇拜——起初是為了安撫祖先“陰魂不散的亡魂”——基本上已成為一種道德和教育的機制（例如中國）。對孩子來說，父母是最親近也最有影響力的親人，但在孩子成年后，父母的影響力便已裂解。由于孩子無意識里的父母影像會繼續作用，甚至產生壓制性，故而受到意識更強烈的持續性排擠，所以很容易變成負面的征兆。無意識里的父母影像在這種情況下，始終令人感到陌生，因而停留在心理的“外部”。男性在成年后，妻子便成為身邊最能影響自己的人，從而取代父母原本扮演的角色。只要妻子和丈夫一起生活，而且彼此年齡相近，妻子就是丈夫的陪伴者和附屬物。妻子不會因為年齡、權威或體力，而凌駕于丈夫之上，不過她們本身對丈夫來說，是個很有影響力的因素！
因此，妻子就跟父母一樣，會產生自主性較強的無意識影像，而非產生可被裂解的無意識影像——即無意識中可被裂解的父母影像——換句話說，就是產生和意識維持鏈接關系的無意識影像。女性擁有和男性截然不同的心理，因此，她們就是（而且向來都是）男性所無法察知的事物的信息來源。在男性眼里，女性代表靈感，而且她們本身那種往往比男性更優越的預感力會對男性提出諄諄告誡。此外，她們那種以個人為依歸的情感，會為男性指引途徑，而這些途徑或許是男性那種缺乏個人關聯性的情感所無法發現的。
個人對自己那張合乎集體性的人格面具的形塑，意味著對外在世界的大幅讓步，以及他的自我在認同人格面具時，直接而必然造成的真正的自行犧牲。因此，確實有人相信，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樣子就是他們本身。然而，這種“心靈缺席”（Seelenlosigkeit）的態度只是一種表象，畢竟無意識絕不會忍受這樣的重心移轉，而且當我們以批判態度看待這類情況時，就會發現，“私生活”其實已在他們的內在世界里補償了他們精心打造的人格面具。虔誠的蘇格蘭新教神學家亨利·德羅蒙（Henry Drummond,1851—1897）曾悲嘆道：“心情不佳是虔誠信徒的惡習！”如果有誰為自己打造一張過于正面的人格面具，就會因此出現易于激動的心情，殊不知，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曾歇斯底里地放聲大哭。曲風高亢激昂的作曲家瓦格納則在書信中談到睡袍柔細的絲質系帶，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在寫給妹妹伊麗莎白的書信里，曾以“親愛的羊駝”（liebes Lama）昵稱她，大文豪歌德則在晚年親切地接受后輩詩人，也是《歌德談話錄》的作者約翰·艾克曼（Johann P.Eckermann,1792—1854）的訪談，等等。然而，總是有些東西比英雄身上那些平淡乏味的“小差錯”更為巧妙：我曾認識一位備受敬仰，簡直可以被稱為圣人的人士，我和他相處三天后，還未在他身上發現任何凡人的弱點。當時我的自卑感便開始迫使我自己認真地思考，應該如何自我改進。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妻子竟在第四天主動向我尋求心理咨詢……從此以后，我和受人尊敬的人士接觸時，便不再出現類似的自卑反應。不過，這個案例讓我認識到，完全認同人格面具的人的種種心理失調和障礙，會轉而顯現在他們妻子的身上，而妻子卻不知個中緣由，還為自己的犧牲付出了嚴重精神官能癥的代價。
對社會角色的認同不啻為精神官能癥的主要起因。為了不真實的人格面具而脫離自己的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人們在這里可以提出這個問題：為什么個體化是值得個人追求的目標？其實個體化不只值得個人的追求，甚至對個人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個體如果繼續和其他個體交融在一起，所陷入的狀態以及采取的行動，就無法跟自己的本性協調一致。個體一旦在無意識里毫無區別地與他人交融，就會以違反本性的方式，強迫自己必須如何存在與行動，因此，個體根本無法和自己的本性協調一致，也無法為自己負責，而且還會覺得自己處于一種屈辱的、不自由的、道德低落的狀態。這種與本性的歧異，正是人們所難以忍受，而希望早日擺脫的精神官能癥狀態。只有當人們可以依照自己真實的本性和感受去存在和行動時，才有可能脫離精神官能癥的狀態。起初人們大概還不清楚，也對自己是否可以從這種狀態解脫出來沒有把握，不過隨著時間發展，人們就會愈來愈了解，也愈來愈相信這種可能性。如果人們對本身的狀態和行動，可以如此表示：“我的行動代表真實的我！”那么，人們便不僅可以跟自己的本性協調一致（即使他們覺得這并不容易），也可以確實負起責任（即使他們反對責任的承擔）。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人們最難以忍受的，其實是他們自己（哲學家尼采不也說過：“你尋找最沉重的負擔，卻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