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當陳虻問我如果做新聞關(guān)心什么時，我說關(guān)心新聞中的人
「人」常常被有意無意忽略，被無知和偏見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這些思維就埋在無意識之下。無意識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見他人，對自己也熟視無睹。
就像葉子從痛苦的蜷縮中要用力舒展一樣，人也要從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掙脫，這才是活著。
從不反擊，也沒見他對人兇惡，我有時覺得他有點近于怯懦，他只說：「道德，不是沒有弱點，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你要像蘇聯(lián)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里嗆嗆，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滾滾』，十年之后咱們再來討論。」
小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墻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fā)窘。
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墻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fā)窘。
史努比老說我有「塑料感」，跟現(xiàn)實隔著朦朦一層。但這層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錯的生活上，切開皮膚，直入筋骨。
二戰(zhàn)，美國飛機轟炸佛羅倫薩時，她還是個小孩子，蜷縮在一個煤箱里，因為恐懼而放聲大哭。父親狠狠地摑了她一耳光，說：「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寫：「生活就是嚴峻的歷險，學(xué)得越快越好，我永遠忘不了那記耳光，對我來說，它就像一個吻。」
交戰(zhàn)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銀子，但被衣衫蓋著，不知道該怎么出劍，但經(jīng)驗告訴我，那就別動。風(fēng)動，樹梢動，月光動，你別動，就會看到端倪。
生和死，苦難和蒼老，都蘊涵在每一個人的體內(nèi)，總有一天我們會與之遭逢。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于水中。
王小波說過，你在家里，在單位，在認識的人面前，你被當成一個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你可能會被當成東西對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當成人，不是東西，這就是尊嚴。
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的地方，愛活不下來，只有性。
I AM WHAT I AM 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 快樂是 快樂的方式不止一種 最榮幸是 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 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人是一樣的，對幸福的愿望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樣，只是她生在這兒，這么活著，我來到那兒，那么活著，都是偶然。萬物流變，千百萬年，誰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當中，采訪是什么？采訪是生命間的往來，認識自己越深，認識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guān)上后，在這里人們?nèi)绾蜗啻嗌贈Q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周秦時還是清澈的「大河」，到東漢「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從此大河被稱為「黃河」，是命脈，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無減，堆積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約束，形成懸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間，下游決口泛濫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在強大的機構(gòu)面前人們往往除了服從別無選擇，但是我不愿意，」他說，「我要把他們拖上戰(zhàn)場，我不一定能贏，但我會讓他們覺得痛，讓他們害怕有十幾二十幾個像我這樣的人站出來，讓他們因為害怕而迅速地改變。
今天你可以失去獲得它的權(quán)利你不抗爭明天你同樣會失去更多的權(quán)利.人身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包括土地.房屋..中國現(xiàn)在這種狀況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長期溫水煮青蛙的一個結(jié)果.大家都覺得農(nóng)民的土地被侵占了與我何干.火車不開發(fā)票.偷漏稅與我何干.別人的房屋強行拆遷與我何干.有一天,這些事情都會落在你的身上..
帕克斯是美國的一個黑人女裁縫。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馬州州府蒙哥馬利市，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就座。那時，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車上還實行種族隔離，座位分為前后兩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間是「灰色地帶」，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帶」，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須讓座。那天晚上人很擠，白人座位已坐滿，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帶」的帕克斯讓座，她拒絕。當司機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脅坐在「灰色地帶」的黑人讓座時，其他三個黑人站了起來，唯獨帕克斯倔強地坐在原位。 如果對方是一個孩子或是老人，也許她會站起來，但這次，四十二歲的她厭煩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她說：「我只是討厭屈服。」一九五六年聯(lián)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車上的「黑白隔離」，帕克斯從此被尊為美國「民權(quán)運動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wù)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里。」
我采訪陳丹青時，這位知名的畫家從清華辭去了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和博導(dǎo)的職務(wù)，因為現(xiàn)行的政治和英語考試，讓他招不到他想要的學(xué)生。他說：「政治本來是一門學(xué)問，但我們的政治考試是反政治的，沒有人尊敬這個學(xué)科。」
采訪郝勁松時，我問過他：「你以誰的名義在訴訟？」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區(qū)別是什么？」 「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我問他最后一個問題：「你想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這個當時三十四歲的年輕人說：「我想要憲法賦予我的那個世界。」
曾國藩說得對，世間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保持對不同論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探尋就是要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幻滅、不斷摧毀、不斷重建，為的只是避免成為偏見的附庸。或者說，煽動各種偏見的互毆，從而取得平衡，這是我所理解的『探尋』」
二十出頭，在湖南衛(wèi)視時，我采訪黃永玉，問他的「人生哲學(xué)」是什么？他說兩個字：「尋常。」我心想，這也叫哲學(xué)嗎？「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說，「因為她什么都有，只缺尋常。」
人類只是個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這輩子決定你悲歡的就是你身邊的幾個人。
不惹眼，不鬧騰，也不勉強自己，要做個落后于時代的人，凝視人心」
節(jié)目里，陳錫文說：「幾億人要轉(zhuǎn)為城市居民，這個過程你是遲早要來，這種城市化，能帶來多大的投資，造成多大的消費市場，不可估量，潛力極大，但問題是，現(xiàn)在才只有一半人進城，地就成了這樣，污染成了這樣，以后怎么辦？不認真考慮，很難說這件事是禍是福。中國經(jīng)濟如果出問題，一定是農(nóng)村經(jīng)濟出問題，中國未來一個大的坎就是幾億人進城，就看這個坎能不能過得去。」
幾億人要轉(zhuǎn)為城市居民，這個過程你是遲早
其實我從來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過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
文明，就是停下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覺得如果只有物質(zhì)，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質(zhì)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腦子里沒有障礙才是自由。
破壞和脫離精神依賴并得到獨立意識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學(xué)。人們只有相信科學(xué)，才能獨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獲得自由。」這過程意味著人人可得。
他在信中提到一個在非洲塞拉利昂參加內(nèi)戰(zhàn)的十二歲小孩，殺了很多人，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覺，他天天吸毒。后來這個孩子在聯(lián)合國的會議上解釋：「我們加入部隊的原因是，我們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時盼望著安全，盼望著自己屬于什么，在這個所有歸屬都垮下來的時代。」 他說這跟留守兒童的情況是相似的，只不過極端得多，夸張得多，「中國的社會沒有那樣的背景情況，但中國的留守兒童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們能給他們帶來歸屬感。」 這也是當下的中國人最強烈的感受。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傳統(tǒng)的家族，集體斷了，新的又沒有建立起來，空虛只會導(dǎo)致消費和破壞，只有當人們能感到創(chuàng)建自己世界的滿足，不會與別人去比較，不會因為錢，因為外界的壓力感到被拋棄，這才是真正的歸屬。
人類大部分的苦都是因為期待的存在。其實，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須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沒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為這樣，人才能聽到自己的心。」
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采訪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間的相互探問」
理解的基礎(chǔ)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
生命是一個流動的過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現(xiàn)在長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夾在女友和母親之間，他說多少體會到了父親當年的感受。柏大夫說給他，也說給我聽：「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個位置，讓那個人可以進來。」
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個位置，讓那個人可以進來。”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讓他在我這里頭。”陳虻說“寬容的基礎(chǔ)是理解”，我慢慢體會到，理解的基礎(chǔ)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柏大夫說的，“強大了才能變軟”。我有一個階段，勒令自己不能在節(jié)目中帶著感受，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這之后我覺得世間有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有所感受，相互沖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克制，達到平衡，呈現(xiàn)出“客觀”的結(jié)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
他說得有理，長夜無事，四下無聲，我搬出這些本子，抄抄寫寫，有疑惑也寫下來，試著自問自答。閑而求知，沒有了什么目的，只是為了解開自己的困惑。眼酸抬頭時，看到窗外滿城燈火，了解他人越多，個人的悲酸歡慨也就越不足道，在書中你看到千萬年來的世界何以如此，降臨在你身上的事不過是必然中的一部分，還是小宏那句話：「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光學(xué)工程專業(yè)的，孫玉勝任命他當制片人時，他才三十出頭，部里很多有資歷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么電視經(jīng)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著人家不關(guān)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些年他總嘲笑我，打擊我，偶爾他想彌補一下，請我吃頓飯，點菜的時候，問：「你喝什么？」 我沒留心，說：「隨便。」 他就眉毛眼睛擰在一起，中分的頭發(fā)都抖到臉前了：「隨便？！問你的時候你說隨便？！你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放棄自己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談自己愿望的習(xí)慣了！」 這頓飯算沒法吃了。
我說：「十年前咱們在『東方時空』，你寫過一篇文章《天涼好個球》，里頭不是引過一句里爾克的詩嘛——『哪兒有什么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
我說了郝勁松的故事，「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點五元的發(fā)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和生命的安全。權(quán)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quán)利就只是一張紙。」
「一個國家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gòu)成，它由這些人創(chuàng)造并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wèi)自己憲法權(quán)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這幾個字，「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yōu)樽媛勻湴痢Ｖ挥幸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當下此刻，避人默坐，以處憂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