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知堂序跋》
近日讀完鐘叔河編訂、周作人著文的《知堂序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關于周作人，只知他做過日本的漢奸，我們這一代人從接觸這個名字就是批判的對象。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后，他寫的書才能出版，介紹他的文字開始見諸書籍報刊。當然這些都避開政治，只從純文學的角度評介。
過去沒接觸過他寫的東西，通過其他的文字淺知，他的散文和小品文在民國時期文人中有一“號”。這次只讀他的序跋，初知他的文字所涉及的領域，不可能也做不到對他的文字做出評價。只能從這本書中說點印象。
序跋內容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自作序跋，就是給自己寫的書譯的書作序跋，他的作法是不想作成命題作文，因標題或書名說開去；也不想說書的內容，因為書里的意思，看書即可；更多說“書外邊的意思”，這種信馬由韁的寫法，還是有點意思的。第二部分是為別人的書寫序跋，他的觀點是：“做序是批評的工作，他須得切要地抓住了這書和人的特點，在不過分的夸揚里明顯地表現出來”（《燕知草》跋）。第三部分是題跋和讀書的題記。這部分內容并不是寫書的簡單概要，而是所想所感，并與之相關聯的其他東西寫出。
從這些文字中，可看出他是一個大家，精通日文、英文、希臘文、俄文、世界語，并有譯作。對中國典籍也熟悉，中外典故信手拈來。對詩歌、民謠、民間文學、散文小品等深有研究。他的文章隨意瀟灑，白話文中有時夾雜著文言。對寫文章，有自己的心得。他說：“因為我寫文章，向來不以切題為宗旨，至于手法則是運用古今有名的賦得方法，找到一個著手點來敷陳開去，此乃是我的作文金針”（《鄭子瑜選集》序）。
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中，他對文學做了分類：“言志派文學可叫做即興文學；載道派的文學也可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古今來有名的作品通是即興文學。例如《詩經》上沒有題目，《莊子》也無篇名，他們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寫下來，寫好后再從文章中將題目抽出。賦得的文學是先有題目，然后按題作文”。對于言志與載道的關系，他寫道：“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之道亦是言志”。寫文章，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凈的感情與清澈的理智，調和成功一種人生觀，“以此為志，言志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復何礙”。
對于文學呢，他認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對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他鮮有提及。立場決定態度，他的晚節不保，障礙了他的眼界、縮小了他的格局、束縛了他的才華，當然也降低了他的作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