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系列作品“五連發”，雖是科普通俗讀物，全部讀下來也是“幾度風雨幾度愁”，理論分析的過程燒腦，敘事過程中引入的廣闊背景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從邏輯和信息量上都給腦細胞造成了“過載”。好在二十多個小時后，終于可以合上此套《博弈論系列》，那些圍繞博弈的實例，那些天才老哥們設計的一組又一組實驗，悄然無聲地潤澤過心田，希望它們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日后以高于生活的方式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人類發展史繞不開“資源爭奪戰”，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因為“匱乏”所致。所有的“資源爭奪戰”都繞不開“最大、最小利益化”的權衡、取舍——這正是“博弈論”的心理動機，“合作”與“背叛”，分處資源配置的“天平”兩端，合作多一點還是背叛多一些，決定了利益的最大或是最小化。在“零和博弈”中，背叛總能使利益最大化，而選擇合作的總是“吃虧”的一方，人性的“善惡”背后隱含著“計算”的邏輯，所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好在人類沒有放任這種“自由的理性”，而是發明了政府公權力、法律、道德等社會機制，將博弈限制在一個“有限理性”的環境下，引導人類采用合作方式來解決沖突。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社會是建立在合作基礎之上的。隨地吐痰，亂丟煙頭，冒充顧客偷商店的商品，見義勇為，說謊，節省電力……所有這些都是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難題。有些評論家推測非理性的合作是社會的基石，如果沒有它，生活將變得像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樣，“冷落、貧窮、骯臟、野蠻、短缺”。博弈理論家們也許正好抓住了使社會組織融合在一起的非理性線索。沒有這條線，一切都將解體。
我們可以期望在進化過程中會產生出許多其他類型的背叛行為。人類當然也同其他物種一樣是通過進化而成的。看來這可以解釋人類種種蠢事的由來。背叛是一種進化穩定策略，而合作卻不是——這就是世界以及人們處事的方式。就像馮·諾依曼曾斷言的那樣：“要解釋人為什么是自私的和不守信用的是十分愚蠢的，如同要解釋為什么除非電場形成回路，否則磁場是不會增加的一樣愚蠢?！?/p>
美元拍賣的問題并不僅在于我們不知道博弈的限制因素，在重復囚徒的困境博弈中也有一些限制因素是未知的，但存在很好的有限策略。由此可見，“無知是福”，一報還一報優于納什的固定采用背叛的通用策略。然而，在美元拍賣中，不存在好的有限策略。
二難博弈的悖論在于我們關于理性的概念是不固定的。當一種“理性”行為失敗時，我們期望真正理性的人能把事情重新思考一遍，從頭再來，進而出現一種新的行為。如果給理性下這樣一個“開放式”的定義，那么理性就永遠不會“擱淺”了。例如，在一次性的囚徒的困境中，博弈論所認可的理性就是相互背叛，用其他各種形式的理性去代替它的企圖注定要失敗。
現實世界中的二難命題是建立在財富對自己和對其他人的價值的主觀衡量之上的。也就是說，這種感覺是可以變化的。冷戰宣傳把“敵人”描繪成毫無感情的自動殺人機器，這就是預謀好的把人民置于囚徒的困境之中。有能力把“對手”看作是同伴經常會把名義上的囚徒的困境轉變為不那么煩人的博弈。對囚徒的困境的唯一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就是避免囚徒的困境。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借助于法律、道德，以及所有其他能促進合作的社會機制。馮·諾依曼認為，人類是否能長期生存下去，取決于我們是否能提出更好的辦法，以促進比已經存在的合作更多的合作。關于這一點，他大概是正確的。此時，鐘表正在滴滴答答地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