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陰山寫王陽明與其它老師的區別在于：通過歷史事實以及歷史人物來解釋王陽明《傳習錄》里面所說的意思，讓人在看的時候結合當下歷史故事，融會貫通。他對傳習錄原文進行的提取，有時是整個短篇解讀，有的是提取一句話解讀，可見他已經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論、寫作體系。所以，度陰山也給了讀書方法。第一步，泛讀，有書就讀；第二步，精讀，挑選你認為最好的書，持續不斷反復地讀；第三步，是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那就是自得于心。這也是王陽明的讀書心得。什么是自得于心？那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不形成自己的思想，就算你讀書破萬卷，也是個有腳書廚、別人的傳聲筒。
這本《傳習錄》是度陰山采用明隆慶六年初刻版的，它是之后所有《傳習錄》的母本，在《傳習錄》的汪洋世界中，可謂德高望重。
《傳習錄-上》
徐愛錄
親民與新民：獨立意志與自有精神
一部體現心學精髓的《傳習錄》，開篇就提“親民”和“新民”，必有深意。中國古人編書，大都講“春秋大義”或者是“春秋筆法”，說白了，就是正名。所以，“親”和“新”的區別就是王陽明的弟子們在為老師的學說正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
朱熹認為是“新”民，王陽明認為是“親”民。
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順著百姓的心而用心，不僅關懷他們的身體，更關懷他們的心理。不違背他們的意志，使他們有一定的獨立精神。新民——以絕對權力按自己的意志來教化、啟蒙、改造民眾，讓他們成為思想上的奴隸、統一行動中的巨人。
從這一點而言，“新民”就是統一思想，不必在乎別人的意志和感受，強行使他們進入自己設置的軌道，使人的獨立意志和獨立精神徹底喪失。
以人情推之，你真愛一個人，就會給他自由，包括身體上和精神上的。每個人的天性都喜愛自由，這是良知的基本認識，違背這個，就不是真正的致良知。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的基石——人人心中皆有個天理在，心即理，所以人人皆可為圣賢，皆不受外在權威和所謂真理的壓迫。人只要致良知，所行所為便皆符合天理，不須外求，不需要外在的設計。
“親民”和“新民”應該合二為一，才是治國平天下的正道。既要有在偉大思想下統一的新民（讓百姓得到新知識，開拓新思路），更要有“民之所好好之”的親民（讓整個天下都成為一家人）。
王陽明的學說，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就是依良知做事，一切好的制度，都應該建立在良知基礎上，凡是不發自良知制定的制度，就是壞制度。
無論你多么英明神武，全憑自己好惡制定出的制度都要缺陷，制定制度唯一的妙法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為致良知。
因此，王陽明的弟子把這一條放在首位，原因如下：
第一，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一樣，其思想都來自《大學》，而“親民”和“新民”是兩派學說的分水嶺。
第二，《傳習錄》第一節講此，足可見王陽明和其弟子們對獨立意志和自由精神尤其重視。
第三，人具有獨立意志和自有精神是陽明心學的靈魂，是陽明心學的支柱，沒有這個，陽明心學的其他概念都立不住。
第四，人只有具備了獨立意志和自有精神，才能做自己想做的，只要做自己想做的，才能提高工作和生活中的效率，進而提高人生效率。
只有當人擁有自有精神之后，才能、才敢獨立思考，不轉折，不轉念，以一條直線前進，以最快的速度抵達目的地。
龍場悟道——心即理
1508年，王陽明在貴州龍場驛站創建心學，提出“無性自足，不假外求”的理念，這八個字簡單而言，就是一切靠自己，不必尋求外力。這就是龍場悟道，這八個字濃縮成三個字就是，心即理。
所謂“心即理”，從字面意義上理解就是，所有的天理、真理乃至于道理都在我們心中，不在我們心外的事物上。每個人心中都有孝、忠、信、仁這些天理。我們不需要去學習如何孝、忠、信、仁，只要你沒有被私欲遮蔽，真誠無欺地釋放這些天理，那么，你就知道怎樣做才是孝、才是忠、才是信、才是仁。
當然，這里有個問題，雖然所有的天理、真理和道理都在我們心中，但如果你不去把它呈現出來，就等于沒有。王陽明說，心在腔子里是心，到事物上才是理，所以說，心必須到事物上才能呈現出理。比如你心里有個孝順的理，那必須去父母身上呈現，否則，這個理就不能稱為理。那么，心是否還稱為心呢？答案是，不能。如果理不能稱為理，由于“心即理”，所以，心也就不是心了。于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心、理是合一的。
倘若一切理都在我們心中，做事必須靠心，那我們按本心所做的一切事，就都是符合天理的，就都是偉大的事。你用心孝順父母，用心對待領導，用心交往朋友，看似是小事，其實都是偉大的事。
儒家哲學認為，人心由兩部分組成：性（人性）和情（七情六欲）。朱熹認為，只有人性是符合天理的，所以說“性即理”；王陽明則認為，人性和七情六欲都符合天理，所以說“心即理”。
承認適度的七情六欲是天理，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的最本質不同，而當我們承認人適度的七情六欲是天理后，就會對別人的情欲持包容的態度，唯有承認七情六欲，才能承認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機器人。
我們做事，只要以七情六欲催動人性，那我們就是圣人。人性就如指南針，指引我們正確的人生方向，七情六欲則是加速器，它大多時候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沖動，這種情感的沖動，對萬事萬物付諸我們真是的情感，這才是我們成就偉大功業的必備要素。
如果沒有只有人性，而沒有七情六欲的沖動，那我們就是一尊石佛，空有正能量在，卻不能發揮。我們必須認可情感的沖動在我們的人生中起到沖擊波的作用，才算真正懂得人生。
這也就是為什么王陽明說“無性自足，不假外求”，因為我們的心是完整的，但凡你是個人，你就有心，有心就有指南針似的人性和奔向指南針指向的七情六欲，有這兩樣東西，你還有必要向外求嗎？
人性就是讓我們走正確的路，七情六欲則是讓我們在這條路上加速行走，而且保證能走到底，那由此會產生出無數的理來，何必向外求呢！
沒有真誠的儀式，就是形式
儒家規定，守孝期間不允許有性生活，趙宣在守孝期間卻生了五個孩子，由此可知，這人根本就不是在真心實意的守孝。
守孝是一種儀式，所謂“儀式”必須發自真誠地遵循規矩和執行形式。沒有了真誠，儀式就成了形式，形式必須去學習，在內心是求不來的。但儀式卻不必向外求索，只要真誠，儀式自然就會出現。你若用心孝順你的父母，還怕沒有儀式？你若用心愛你的愛人，還怕沒有儀式？你若用心愛天下人，還怕沒有儀式？
儀式，要求我們用心；形式，要求我們外表做的好看，二者看似相似，其實涇渭分明。
我們要有儀式感，而不是形式感。
有人說，有些儀式是不重要的，這話是正確的，因為不重要的儀式就是形式，而有些儀式是絕對重要的，因為通過儀式可以修煉我們的心。
孔子說，祭神鬼就要內心發自真誠地相信有神鬼在，這就是儀式感；如果你祭祀神鬼，內心卻不相信神鬼，那就是形式。
形式，最好一點都不要有，浪費時間。儀式，一定要有，當你用心了，真理就會在儀式中自然呈現。
王陽明式知行合一
1517年，王陽明到江西剿匪，接著在南昌平定朱宸濠叛亂，1527年又到廣西剿匪，這三場戰爭的完美勝利把王陽明推上了圣人的圣壇，而王陽明在這三個戰場的勝利，都要歸功于他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大多數人將其理解為實踐和理論的結合，是知道了就要行動。
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倘若知行合一真如此，那王陽明不可能靠它創建那么大的事功，五百年來王陽明的粉絲也不可能多如牛毛。
所以，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沒那么簡單。
1508年，王陽明在貴州修文創建心學，提出“心即理”的概念。第二年，他到貴陽講學，所講的卻是“知行合一”。
陽明心學，始終是一以貫之的，王陽明不可能犯這樣淺薄的錯誤，在創建心學的第二年，就提出另外的概念。
所以，知行合一，應該是來源于心即理。
心即理，直白而言，就是心理合一。我們心中有天理，為人處世必須發自本心，如此，天理才能呈現，心中所想不能和行動分道揚鑣，是為心理合一。
而知行合一，就是心理合一的另外一種表示：我們的心中有良知，良知真光明者，必有行動，必能呈現出天理。
所以說，知行合一，就是心理合一。
王陽明談知行合一，談的是“道”，而其他的知行合一，談的是“術”。
王陽明如何解釋“知行合一”的呢？
見到美色，立刻喜歡上，而不是見到美色后還要思考一下，是喜歡還是厭惡。見到美色，屬于知，喜歡上美色，屬于行。見到美色和喜歡上美色中間沒有間隔，知和行之間沒有間隔，本就是一體，所以，知行就是合一的。
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也不是理論，它是我們的一種本能，這本能就是良知。本能的力量是威力無比的，是人類最厲害的力量。飯，人人都自動自發地去吃；美色，人人都發自真誠地去喜歡，這就是本能的力量，不需要外力。陽明心學，實際上就是讓我們把遮蔽的良知這一本能恢復，以創建偉大事功的一門行動哲學。
而“知行合一”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方法。
人生在世，如果每個念頭，做的每件事，都聽命于良知，那最終，我們就能成為無所不能的圣人。
格物：朱熹理學&陽明心學
1508年，王陽明被發配到蠻荒的貴州龍場驛站，那里的生態環境相當惡劣。一方面是空氣質量，當地有瘴疬之氣，這對于從小患肺病的王陽明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另外就是驛站破敗，不能居住，王陽明只能住山洞；同時又缺衣少食，對于過慣了錦衣玉食生活的王陽明而言，龍場無論是物質條件還是精神角度，都是人間地獄。
人遇到困境，一般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自暴自棄，一種是積極面對，尋找破解之道。王陽明顯然屬于后者，他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想到了圣人之學（當然是朱熹理學），試圖用圣人之學來解決當下困境。
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被稱為“格物”，朱熹的“格物”是心外去探究萬事萬物，從而得到真理。為何朱熹的“格物”是這樣的？因為朱熹把我們人心中的七情六欲鏟除了，我們的心少了一部分，就必須到外面去格真理，以填補我們的心。如此我們的心才是完整的。
向外去格的物，到底是什么？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未知事物和平常事物，天狗食月，我們要去格，人用腿走路也要去格，竹子在那里生長，我們還要去格；另外一種就是經典和權威，直白而言，就是那些成功人士的成功經驗。
每個人的成功經驗都不能復制，因為每個人的心性不同，閱歷不同，遇到問題時的反應也不同，最后的結果就會大不同。
一切靠自己體悟，知行合一，收獲必然多多。終于有一天夜晚，王陽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這四個字在王陽明1521年正式提出“致良知”后，又有了新的解釋：致知是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格物就是事事物物得到天理。比如，致我的良知于父母身上，肯定是孝的天理，于是，對待父母這件事就符合天理了。
由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所以一切問題都是心的問題，一切問題都可以在心上完成。你要吃飯，就在吃飯這件事上正念頭——細嚼慢咽；你要好色，就要在色這件事上正念頭——只對自己的女人好色，別去外面胡搞。
這就是王陽明的“格物”，一切都在心上完成。
儒家從天賦上把人分為三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王陽明認可這種說法。
生知安行的人，盡心知性知天。就是說，他一來到世上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知天），能得到什么（知性），最后就是按與生俱來的良知用心去做（盡心）。他不管心外那個客觀世界是什么樣子，他會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
學知利行的人，存心養性事天。就是說，他來到這世上并不知自己是什么樣的人，能創造什么樣的人生價值，但他有意識地去追尋這些答案，盡人事聽天命（養性事天），時刻讓自己良知光明（存心），通過后天努力，也能抵達生知安行的人的境界。和生知安行的人有差異的是，學知利行的人必須和客觀世界接觸，偶爾會受客觀世界的影響，來營造自己的世界。
困知勉行的人，夭壽不二，修身以俟。這種人沒有天賦，或者說良知太小，來到世界上，又不肯光明自己的良知，渾渾噩噩一生。
你認為自己是哪種人？
心外無物
公元前356年，衛國人商鞅（曾用名衛鞅）在秦國進行了一場魔術般的變法，這場變法讓一直落后于東方六國的秦國脫胎換骨，成為當時的一等強國。
商鞅變法的內容，全部出于讓秦國強大的誠意，沒有這份真誠，變法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成功，也不會如此功效顯著。很多人都大惑不解，區區一個外國人，跑到異國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竟然成功了。他憑的是什么？
這就是本段要論述的內容
首先，商鞅是個有肉身的人，主宰他肉身的是他那顆熱血忠誠的心。有了這顆熱血忠誠的心，其所思所念就屬于正。種種念頭的正，非是出于當時的價值觀，而只是出于商鞅的知。知就是良知，良知告訴他，什么事該做，什么事不該做，什么事有能力做到，什么事沒有能力做到，最后講此良知的答案付諸行動。行動就是物。這其實就是一件事。
身、心、意、知、物，本為一體，本就是一回事，一貫而成。
沒有肉身，人就不可能存在，就不可能有心，其他就都不用提了。有了肉身，就能裝載我們的心。在良知的指引下，商鞅有了使命感和熱血忠誠，這才有了后來變法的種種與成功。
沒有了良知指引的心，就不可能有物（事情）的出現，也就無所謂成功。正如你沒有孝順父母的心，就不可能有孝順父母的這件事（物）出現。
心外怎么可能有物（事）？
中庸的“不誠無物”其實就是心外無物。我們用心，才有物（事）；不用心，就不可能有物（事）。用心就是誠，真誠地對待良知的判定，在所有的事情上正念頭，即是格物。
關于心外無物，王陽明在后面還有很多講解，在這里，心外無物的解釋就是，用心才有物，無心即無物。
良知：道德感和判斷力
這是“良知”在《傳習錄》中首次出現。在1521年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前，王陽明提的“良知”次數并不多，在《傳習錄》中，清晰地提出“良知”的，只有此處。
雖然不多，但只要提出，就解決了很多問題。比如，為何心即理（天理在我心中），原因就是我們心上有個良知。心自然會知，全是良知的功勞。由此可知，王陽明當時龍場悟道，已經悟出了“良知”，只是沒有正式提出。
見到父親自然知道孝順，見到兄弟自然知道友愛，見到小孩在井口玩耍自然內心緊張，這就是良知。
它是自然知道的，不需要靠后天思考和努力。既然是自然知道的，那它就是先天而來的，不是后天獲取的。我們先天就有這樣一個什么都知的良知，所以天理就在我們手上，而不在心外了。
遺憾的是，很多人的良知因被私心妄意遮蔽，無法發揮作用，所以必須“格物”——在所有事上正念頭，克除私意，回歸天理。良知恢復后，我們再依憑良知去行動，這就是致良知。
良知，不僅僅是良心。譬如七樓掉下的不是嬰兒，而是一個二百五十斤的胖子，我們就不會去接。同樣是生命，為何接嬰兒不會去接胖子？原因在于我們良知里有個判斷力，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良能。
如果良心告訴我們，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那判斷力就告訴我們，什么是我們有能力做到的，什么是我們沒有能力做到的。
于是，良知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的道德感和判斷力。
它是我們心的主宰，心的上帝。
天理是動態的
天理就在我們心里，沒有外在的固定標準。當享富貴即享富貴，就是存天理；當棄富貴即棄富貴，也是存天理。什么時候存，什么時候棄，衡量的標準只有兩個字：心安。
所遇情境中，無論你做出什么樣的事，只要心安，就符合那個情境，就是在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人欲不并立
朱熹認為，心分成兩種，一種是人心，即人欲；一種是道心，即天理。
王陽明則認為，道心和人心只是一心，人心正了就是道心，道心歪了就是人心。所以，天底下沒有永恒的圣人，只有圣人和魔鬼的不停轉換。
也就是說，道心人心本是一，天理人欲不并立。再好的人也有做壞事的時候，再壞的人也有做好事的時候，只看他們是存了天理，還是存了人欲。
如果我們明白了這點，就知道，有些人并不那么壞，他們的身上肯定有人性的閃光點；有些人也并沒有那么好，他們的身上也必有惡的火花，稍不留意就會冒出來。
明白了這點，我們就會對人類報以同情——壞人不是注定就壞，只是常常發揮“人心”。我們也會對那些高大上的人抱以警惕——沒有永恒的好人，他們只是更多時候遵循著“道心”而已。
人欲太多，天理就不在了，人欲怎么可能聽天理的？天理過多后，人欲就不在了，那還去什么人欲？
實用主義的陽明心學
王陽明談到儒家經典六經。孔子刪過六經，有人認為這是對文化的無恥破壞，而王陽明則認為，有些壞的東西不應該留下，就應該刪除。為什么？
因為壞的東西會給許多人以啟蒙，這種啟蒙會給社會帶啦不好的影響，這就是實用主義。
陽明心學就是實用主義，最直接的證據就是下面這一條：
徐愛問，為什么三代以前的歷史很少，三代以后的歷史也很少，只有三代（夏、商、西周）特別多？
王陽明的回答是：三代以前，已不可復制，寫了也沒用；三代以后，不能復制，所以要少寫；只有三代的社會治理是可以效法的，所以圣人們寫了很多。
三代以前，是高大上的；三代以后，是下三濫的。下三濫的肯定不要寫，高大上的也少寫，因為不實用。
把宏圖偉業和超前規劃寫得天花亂墜，沒用，因為實用性不強。沒用操作性的東西，寫出來何用？
文史哲不分家
中國歷代大學問家、大思想家，都是才、學、識兼備，也就是文、史、哲皆通。本來，在古代中國，一直是史中有哲，哲中有文，文中有史，后來由于帝制時代結束后的強行分科，才有了文史哲的概念。
《春秋》既是史，又是文，也是哲。六經中的其他五經同樣如此，從記事的角度來說就是史書，從論道的角度來說就是經典。歷史就是大道的具體呈現，大道就是歷史的根本緣由。譬如《史記》，從記事的角度說是史書，從文采來講，就是文學經典，從其歷史敘述中總結出的道理，它又是哲學。
大道至簡，為何至簡？
理由就是，所有的大道都藏在歷史中，并且以優美和充滿想象力的文字書寫成書。所以，人人都喜歡讀，在讀的過程中人們就明白了什么是大道。
真正的大家，必須是文采、才華、想象力、情懷，與文史知識、學養、功底、治學態度，與思想、見地、智慧、立場的大集合。
文必須和哲在一起，才能展現美好人性，脫離了哲的文只是勾欄瓦肆的小說，沒有了哲的史就成了蓮花落。
《詩經》就是文史哲合一的產物。它是史，記載了當時的歷史；它又是文，以純粹的文字敘述了那時的人類；它更是哲，讀了它，不但能認識很多花草蟲魚的名字，還能懂得人生大道。
所以王陽明認為，《詩經》里的《鄭風》《衛風》是偽作，因為它們雖然文采優美，惹人愛憐，卻沒有哲學大道的成分，沒有承載人性大道。
杜甫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魏文帝曹丕說：“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周敦頤說：“文以載道。”這些大家的話都說明中國古人把文看得很重，為什么很重，因為他們看透了人生是短暫的，但文章可以超越時空，永恒存在的。
文以載道，是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文學的硬指標，文學必須承載和包含著傳統文化之道。這個“道”，可以是儒釋道，可以是為人處世之道，更可以是“為天地立心”的歷史沉淀和哲學思考的通天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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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察存養，本是一回事
曾國藩是省察存養方面的高手，也是憑借著省察存養，智商不高的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兩個半圣人中的那半個。
所謂省察，就是檢討自己的思想行為，用陽明心學的說法就是認真檢查念頭發動的一剎那；所謂存養，就是保持赤子之心，修養善良之性。在陽明心學這里，善良之性本具足，不需要外來的補足和修養，所以存養，就是光明良知。
曾國藩還有自己的省察存養特色：功過格。做了件好事就記在功格里，做了件壞事就記在過格里，時刻提醒自己，要存天理、去人欲。
有事時反省體察不得力，多因無事時失于存心養性所致；無事時反省存心養性不得力，多因有事時不能反省體察。
無論是反省體察還是存心養性，其實都是持續不間斷的“存天理、去人欲”。
如果能將反省體察和存心養性合二為一，那就是圣人。
人的一生就四個字：人情事變
以正確的人情對待事變：遇到該喜怒哀樂的事變，我們就喜怒哀樂。在“事變”中保持正確的“人情”，也是應對事變的高明之法。
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王陽明說，要維持心緒的中正平和，關鍵在于獨處時要恪守本己。獨處時，我們就要保持正知正念，不要有各種欲望的念頭。你是否有壞念頭，良知知道。它一知，你就立即改正。調整好自己的“人情”，才能解決以后的“事變”。
人只有一物：心
真正的人會針對不同的人發揮人性中正的或者是惡的部分。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恩怨分明和是非分明上，而不是老好人般地和稀泥。
一個人總發揮人性中的正的部分，對任何人都寬容，對任何事都不計較，恰好證明了他不是個好人。對他人他事寬容的人，對自己也會寬容。對任何人和事都保持一致的平和，只能說明他不太在乎這些事，冷漠！最終的結果是他會縱容惡，會讓本該杜絕惡念的人將惡火點燃。
其實我們人只有一個東西，就是人性，而人性歸根結底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會不斷變化，在不同的情境里，針對不同的人，作出正確的判斷，然后依此判斷去行動。
仁義禮智、殘忍冷酷，就是人性指導我們作出的行動，所以王陽明才說，這些看上去特別正能量的人性，其實只是人性的表象。人應該對鏡應感，對父母是這樣，對敵人就要那樣。
每個人最終表現出來的都是人性，區別在于，圣人表現得特別精準到位，庸人則表現得亂糟糟，壞人則故意逆人性而動。
這就是圣人、庸人和壞人的區別。
如何修習陽明學
1508年王陽明創建心學后，提出了著名的王門四規，即：立志、勤學、改過、責善。所謂立志，就是以做好人為志向；勤學，就是勤奮學習經典；改過，就是要不停地行動，只有不停地行動才能產生過錯，然后快速改之；責善，就是交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與朋友的交流中，提升自己，以朋友的智識磨練自己。
總結而言，修習王陽明心學的步驟如下：
第一，遵守王門四規——立志、勤學、改過、責善。
第二，靜坐（禪宗式），將自己的心放空。
第三，省察克己，去事上磨練心，達到“此心不動，隨機而動”的境界，此心不動，就是不要被動。
第四，靜坐（儒家式），如貓捉老鼠一樣，捕捉自己心里的私念。
鬼，是由良知制造的
有弟子問王陽明：“人晚上怕鬼，怎么辦？”
王陽明回答：“只因為平時不能積德行善，心中有所愧疚，才會怕鬼。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那又有什么好怕的？”
我們內心有愧時，其實就是我們的良知制造了一個鬼在我們心里，它不停地使我們緊張乃至恐懼。消除它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要做壞事，做了壞事后立即改正，除此，別無他法。
或許有人問，良知應該保護我們，為何它會制造鬼恐嚇我們？恐嚇我們就是在提醒我們，歸根結底還是保護我們。良知不是永遠一副慈眉善目的樣子，它會隨著你的行動而改變模樣，要么和藹可親，要么青面獠牙。
我們每個人，對欲望過度追求時，其實恰好一語道破了其中的關鍵，就是制造一個鬼。你對美色的欲望過高，它就會制造個色鬼給你；你對財富欲望過高，它就會制造個貪財鬼給你；你膽小怕事，良知就會制造個膽小鬼給你；你無所事事，它就會制造個空虛鬼給你。
這些鬼被良知制造出來，反過來又干擾你的良知，使你內心不寧，心理壓力增大，最后就會發現自己是具行尸走肉。
人人都在制造各種各樣的鬼，要清楚它，唯一的途徑就是借助良知的力量，看清楚自己為何會空虛，為何會貪財，為何會好色，為何小肚雞腸。
總結出這些問題后，首先去做正義的事、自己喜歡的事，然后關注當下，認真做好每件事。少去胡思亂想，因為就在胡思亂想中，藏著多如牛毛的鬼，你不召喚它，它不會出來，你一召喚它，它絕對俯首聽命。
物來順應 ?就是圣人
天理是亙萬古而不滅的，是永恒的，是定的。一個人若有天理之心，就如靜水深流，你根本看不出他有多大本事，只有他把天理幻化成以下兩種狀態時，我們才知道他是圣人。
天理的兩種狀態，一是動，二是靜。比如一件事特別危急，那就要動若脫兔救人于危難之中，就符合天理；再比如等待檢查結果，那就要靜，不要焦急靜候消息，就符合天理。
良知會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該動什么時候該靜，其主旨就是物來順應。
曾國藩說：“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于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于讀書也。已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下不雜，既過不戀。”這就是對物來順應的最好解釋。
《大學》和《中庸》的關系
王陽明說，《中庸》首章是《大學》的中心思想，可謂一針見血。
《大學》所謂的誠意、正心、修身，就是《中庸》的不睹、不聞、慎獨。《大學》所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中庸》里的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所以說，《大學》的全書要義，《中庸》首章都概括了。
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庸》，千萬別把它當成永恒的經典看，它只不過是一群儒生嘔心瀝血琢磨出的一段大戰略，這大戰略能否付諸行動，關鍵還是看每個人，而不是看《大學》《中庸》本身。
《大學》首章就是一幅圣人恢宏的大戰略圖景，《中庸》首章把這戰略圖景又細化了一下，這兩本書號稱千年經典，其實說來說去，就說了一件事：大家要知行合一，才能大有可為，否則就是窮咀嚼。
感情流露太多就是欲
王陽明和朱熹理學的本質區別就是，王陽明認為人的七情六欲如果能保持適中狀態就是符合天理的，而朱熹認為七情六欲不符合天理，所以要徹底去除。
人有七種感情，感情流露得太多即是過度，流露的太少則是不夠。才超過一點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狀態了，所以必須通過調節，使得心緒中正平和才可以。以子女哀悼父母的喪事為例，作為父母的孝子，難道不想一下哭死才能紓解悲痛之心？然而圣人卻說‘哀傷不能害了性命’，這不是圣人要強人所難，只是天理的本來狀態規定了一定的限度，因此不能超過。人只要能夠認識心的本來狀態，自然一絲一毫都不會有所增減。
古人說，萬惡淫為首，這個”淫“不是賣淫，而是過度。我們在感情上常常淫，哀傷到要死，狂喜至閉氣，這都是毀情滅性的事。
什么樣的心決定了什么樣的行
“體用一源”真正告訴我們的是，我們的視聽言動，就是“用”，這種“用”若要符合天理，必須是“體”里有良知。我們的每一個言談舉止，每一個人生決定，若想正確，就必須發自本心。否則，必然大錯特錯。
如果我們的心不夠強大，我們的良知不夠光明，整日私欲叢生，又不肯努力恢復良知，那我們做什么事都不會成功，因為如果“體”本身就是錯的，那“用”就不可能正確。
用王陽明的說法就是，現在的人沒有做到‘發而皆中節之和’，可見是因為還沒有完全實現‘未發之中’。
世界上沒有跨界這一說
人生在世，一般會面臨兩個世界：一個是物質世界，一個是精神世界。所謂“心的出入”，其實就是從精神世界到物質世界在返回精神世界的跨界。古典儒家哲學認為，心的出入是確實存在的，當我們不去物質世界時，我們的心在精神世界，而當我們的心一動，去了物質世界，就等于是把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做了連接。
精神世界是我們的家，我們出門就是進入了物質世界，這就是心的出入。儒家認為，心的出入沒有規律，更不可能有方向。
王陽明說，只要內心純粹，出門和入門本就是一回事，或者說，當我們的精神世界無比強大后，與物質世界的所有事物都能連接，我們的心不是沒有規律和方向，而是會尋覓出各種規律和方向。
就如達芬奇一樣，只要精神世界強大，那他和物質世界的勾連就輕而易舉，可以在物質世界稱王稱霸。當達芬奇安靜的待在家里時，他的心也不是真的在家里，而是在和物質世界建立各種各樣的聯系。
這其實還是王陽明心學的“心即理”。心，必須到事物上去呈現，理才能稱為理，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不過呈現的場景不一樣。心在內，理在外，但沒有內就沒有外，之所有有外、是因為有內。
海納百川 才是正途
幾點人生大道理
第一，人類歷史上，無論是哪種宗教、哲學，歸根結底都是指向人心、讓人向善的。道、佛雖然有各種不同于儒家的奇思妙想，但教人向善的主題相同。如果有一種宗教和哲學沒有這樣的主旨，那它就不是好的宗教哲學。
第二，人在世上，通往的目標可能一樣，但路徑不一樣。有人通過學佛學道做大官，有人通過科舉考試做大官，有人靠祖宗的白骨做大官，無論是哪一種，都不是圣賢大道。圣賢大道只有一條：不在乎心外的這些功名利祿，只在乎心內的強大與否。
第三，擊敗對手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強大自己。儒家如果強大了就會吸引那些參加道佛的人棄暗投明。所以，我們不是喋喋不休的攻擊對方有多壞，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做的有多好。
第四，道家和佛家理論深奧，是上達，是道，但沒有實踐，就沒有下學，沒有實踐和術，而儒家很實際，恰好與道佛相反，只有術沒有道。
王陽明總結了一點，他說，別說誰有下學、誰有上達，但凡你用心去學任何一種好的思想，就能學到，學到了就是上達和下學兼而有之；反之，如果總是在那里胡扯下學、上達，而不去做，那再好的思想也和你無緣。
這是一種海納百川的胸懷，因為心外無學，凡是不用心學的思想，根本學不到，凡是用心學的思想，你管它叫什么名號，為我所用，即是天理。
內容為王，工具永遠只是工具
無論什么時代，花里胡哨的形式只能贏在一時，唯有好的內容，才能贏得一世。如果你有了好的內容，什么樣的形式都是錦上添花；如果你沒有好的內容，那就算用盡世界上所有的形式，也只是窮折騰，留下笑柄。
陽明心學就是內容，無論你學習的形式怎樣，都能有所收獲。
有心為善 雖善不賞
按王陽明的意思，做件好事就是天理，但你做件好事非要讓人知道，這就是人欲。念頭、動機特別重要，很多人總是成不了圣人，就是因為想法太多，每一個動作中都包含著千百萬個目的，這樣一來，雖然你做了很多好事，但最終反倒成了壞事。
我們所能掌控的 ?只是我們的心
王陽明說，精神、道德、語音、行動，大多以收斂為主。這個“收斂”其實是管理和掌控，我們人類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偉大，我們所能掌控和管理的其實只有我們自己的精神、道德、語言和行動。
唯有能管理和掌控我們精神、道德、語言和行動，寧靜于內，我們才能在發散時做到無敵于外，不會受外界干擾而亂了方寸。
其實我們唯一能掌控的只有我們的心、我們的精神世界，我們只有掌控了自己的心，才能在不得已的時刻與客觀世界建立對接，創造一個最能保護自己的全新世界。
真正的真相 ?是沒有真相
這里講一個小例子，1068年山東登州地界有個叫阿云的少女，父母早亡，在她守孝期間，他的叔叔為了點錢，把她強嫁給了當地極丑的男人。很明顯阿云是不同意的，所以在一個晚上，阿云砍了那個男人幾刀，但最終也只砍掉了一根手指。針對這件事情我們來看當時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做法，在此之前，皇上發過‘敕令’，說自首者不能判處死刑，只能判有期徒刑。
王安石認為，既然有皇帝的敕令，那就應該按皇帝的敕令辦，所以阿云不該判死刑。司馬光認為，皇上的敕令不能大過法律，因為法律明文規定，殺人未遂，也是死刑。
雙方展開激烈的言語大戰，最后皇上出面說：“老子的話是放屁嗎？就按王安石的意思辦”。
這件事最精彩的在后面。若干年后，司馬光成為宰相，掌握了實權，他重新翻出阿云案，將阿云判了死刑。一個人能堅持到如此境界，實在讓人佩服的五體投地。
很多的意見我們放到當時的處境來看。當時，王安石正要進行變法，而支持他的只有皇帝，反對他的卻多如牛毛，比如司馬光。王安石必須表現出將皇帝的命令視為第一位的態度，如此才能將變法順利推行下去。
天地萬物，固然客觀存在，但賦予它們價值、善惡、是非的卻是我們每個人。因為所有的真相，不過是我們的一個投射，而我們作出的投射原理就是我們看待事物的視角。
視角不同，真相就不同，追尋真相的人，一直感覺自己的視角是正確的，當他真的追尋到所謂的真相時，其實那根本不是真相，而只是他的視角。
真正的真相就是沒有真相。因為一切真理、天理都在我們心中，不在事物上，所以，我們用心追尋到的真相，不可能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我們良知和無良知的體現。
正因為沒有真相，所以才需要我們誠心實意地致良知，以我們內心最真實的聲音，作為視角，去審視萬事萬物。
名有千萬種，實只有一個
元氣、元神、元精，這是道家仙人的三寶，但其實這只是個名，道家喜歡云遮霧罩，故弄玄虛。王陽明就說，這三個名稱只是一回事：流動的時候被稱為氣，凝聚起來被稱為精，發揮奇妙作用是就稱為神。
以名亂實，是人類的陳規陋習。在名稱上故意搞復雜，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對一個事物，就算有千萬種稱謂，但都能歸為一，這就是它的本源。今日世界，各種創新的概念層出不窮，仔細思索之下，其實都是新瓶裝舊酒。無論是多么嶄新、出奇制勝的瓶子，酒都是一樣的。
王陽明想說的其實就是，無論是元氣、元神、元精，都只是一個良知。
欲讓人知，就是私欲
喜怒哀樂本事人心具有，屬于天理。我們遇到突如其來的好事，就會驚喜；遇到讓人焦慮的事，會立刻顯出哀傷；看到不平事，會發自本能地呈現憤怒。這些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是中正平和。
但是，加入一點自己的意思，就是私欲，就不符合天理了。
“加入一點自己的意思”，就是我們在展現感情時，故意想讓人知道，這就是別有用心，就不是中和了。如果一個人想隱居，但非要讓人知道他隱居，其用心是做官，這就是私欲。
直接而言就是不端不裝，遇事時全憑我們自然感情的推動，不摻雜一點故意讓人知道自己感情的心，這就是中和。
私欲一起 效率降低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什么是率性？就是順著我們人的人性，聽命于人性。我們每個人的人性都是善的，只要順著它，視聽言動就皆符合天理。
人生在世，有很多事都是我們應該做的，比如見義勇為，為民請命，為天地立心。但這些符合人性、遵循天理的事情，要么只是一念起就滅，要么半途而廢。其原因就在于，我們有私欲摻雜進來。
只要有一絲一毫的私欲尚存，眾多的惡念變會接踵而至。想得太多，效率就無法提高，事情就無法成就，沒有效率的人生，就是惡的人生。
人心如明鏡 看你怎么擦
陽明心學和傳統心學不同，他說，人心是明鏡，只要擦拭明鏡即可。但拿什么擦？
禪宗的底子慧能認為只要拿自己的念頭擦就是了，而王陽明則認為，拿念頭擦，不是如枯木死灰地在那里坐著，認為天理在我心中就萬事大吉了，你必須要去事上驗證這個天理。
確切地說，這是一種科學精神，要不停地實驗。做實驗的真正目的不是創造新事物，而是驗證已經存在的事物的正確性。經過驗證后，若發現從前的天理不對，那就要立即糾正。這糾正的過程就會產生新事物。
鏡子本身如果昏暗，就是良知不明，這樣一來，你越是涉獵外物，就越是迷惑，越不能獲取到真正的知識。若要良知光明，就必須擦鏡子。擦的過程就是去事上磨練的過程，磨練的過程其實就是驗證我們心中與生俱來的真理的過程。
真理非常簡單，人所共知，所以人人都能驗證真理，只要肯擦鏡子，鏡子就沒有不明的。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王陽明的比喻很精準：好比這一間房子，人剛進來時，只看到個大概。待得久了，才將梁柱、墻壁一一看清楚。再待一段時間，柱子上的花紋都能看清楚了。然而，這從頭至尾也只是同一間房而已。既然從頭到尾只是同一間房，那看得精和粗就沒有了分別。我只要看到我想看得，且能為我所用，道就是真正的道。
我們對一個事物，不比面面俱到，抓住適合你、能給你帶來好處的一點就足矣，這就是道。
天下大道，并非客觀存在，因為道是被人弘（琢磨）出來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學如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你不進，由于水在流動，你其實就是在退。
如何做到不退？必須前進。這前進就是對從前知識的復習以及接受新知識。王陽明的解釋很耐人尋味：不用功的人，不會知道自己在退步，天長日久，你就真的退到愚昧之境了。
我們如何才能不遺忘從前學到的東西？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反復溫習。反復溫習，就會把深奧的東西變得淺顯，淺顯的東西，比如我們用筷子吃飯，是絕對不會被遺忘的。
所以，這個額公式就是，深奧化為淺顯，淺顯化為本能。
如何看清天理和人欲
有人問王陽明：“天理和人欲如何區分？”
王陽明回答：“如果你不切實不斷地下功夫，那就沒有辦法區分天理和人欲，因為外在的天理和人欲的規定看上去都是不言自明的。”但真的是這樣嗎？凡是普世的東西真的就是真理？未必，所以，你必須去探究。
哥白尼如果沒有探究精神，就不可能推翻地心說，提出日心說，這樣人類的科學就沒有辦法進步。
懷疑的精神包括兩方面：敢于懷疑，然后拿出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懷疑有道理。敢于懷疑是知，拿出行動是行，這其實就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舉的例子是，譬如你走路，從前常常走的一條路，好久不走了，今天你去走，發現岔路口多了，你該怎么辦？
王陽明的辦法是，遇到岔路口就問，不要以為你曾經走過，就認為自己掌握了路徑，人需要不停地懷疑和追問，才能得到天理。這天理是與時俱進的，不是發家耳熟能詳、不言自明的從前的道理。
你站在岔路口一門心思琢磨這條路該怎么走，可就是寸步不移，這對于走這條路毫無幫助，必須即走即問，即問即走。
若想搞清楚一些事，就必須去行動，就如走路，先走起來再說，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自然要問，這就是知行合一。
心外無道
孔子當初站在水邊，說：“逝者如斯夫。”意思是，時間像流水一樣， 一去不還了。
老子看著滾滾大河，由衷地說：“上善若水，江海所以能成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意思是，最偉大的東西莫過于水，江海所以能成王，是因為它肯謙卑地下流。
中國古代雞湯大師們教導人們：“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
同樣是水，孔子、老子、雞湯大師看待它的角度不同，解析出來的道自然就不同。
但正如王陽明所說，大家總談論天，可誰見過真正的天？將日、月、風、雷等天象視作天，這不對；認為人、物、草、木就不是天，卻也未必如此。
大家總談論水，但誰見過真正的水？有誰把水最本質的特性說了出來？
無論孔子、還是老子，或者雞湯大師，他們說的水，其實都是我們感官能得到的水的特點，任何人都沒有說出水的本質：它為什么不停地流？它為什么總會向下流？
如果用今天的科學來解釋，是因為地心引力，所以水才會永遠不停地向下流。
這就是水背后的道——地心引力。而這個道，根本不會輕易展現在所有人面前，你必須用心去琢磨、實驗才可得到。
孔子、老子、雞湯大師說的水，只是依據自己的偏見，得出的一種現象而已，并不是本質。只有透過現象看本質，才能發現道。
王陽明說，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這個知心，即是用心。
我們常常會被一些外表華麗的東西蒙騙，原因在于，我們從來沒有用心去了解華麗外表的本質。正如我們從來不想去了解生活的本質，卻把生活中的諸多外在的裝飾（房子、車子、容貌）當作本質。其實，生活的本質只有一個，那就是心安。
住大房、開豪車、左擁右抱的人心未必安，倘若能安，房子、車子、女人這些表象才有真正的意義。
否則，就不是道，就不是天，就不是心。
心外無道，一切道都在心里。
不局限自己
每個人都有天賦，遺憾的是，很少有人刻意去尋找，只是隨波逐流，看到別人在某方面成就很大，就欽羨起來，然后去學人家。拿自己的努力和別人的天賦去拼，只能累到吐血。
所以王陽明說，人要根據自己的才能去成就事業，才能有所作為。夔「kui」的天賦是音樂，稷的天賦是農事，因為他們的天性適合做這樣的事情，才能做得特別好。所謂天性，就是天賦。
如何在心上用功，王陽明沒有說透徹。他最后一句話大概就隱藏著答案：“像《中庸》所說，‘身處富貴則做富貴時該做的事，身處患難則做患難時該做的事。’都是不為具體的才能所束縛。”
不為具體的才能所束縛，就是不要把自己所謂的優勢當成真理，必要時，要放棄自己的優勢。不能執，萬不可先給自己設定人生規則，一旦時間和空間發生轉變，你所堅持的規則和你所擁有的優勢，就成了扼殺你的毒藥。
陽明心學主張心外無理，一切天理都在心內，所以根本不必去準備講究，只要心光明，遇其事，就有其理。
人但能如此，就是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