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慶馀這詩，就是唐朝有“合理作弊”之嫌的“行卷”
《登科記考》顯示，朱慶馀這一科的主考官，是當時的禮部侍郎楊嗣復。換句話說，主考官不是賞識朱慶馀的張籍。而張籍要搞定朱慶馀中舉的事，還得去求比他官大的禮部副部長楊嗣復。
考試還沒有進行，就去做主考官的工作，這要按我們現在的思維方式，絕對是作弊。而在唐朝，奇葩的是，居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作弊，只能算是“合理作弊”。
而且，這種“合理作弊”，還有一個專有名稱：“行卷”或“干謁”。
聽起來高大上，也很復雜，其實“行卷”只需要分兩步：
第一步：像現在大學生求職弄個簡歷一樣，朱慶馀等舉子們，要把自己最得意的詩文都整理出來，編輯成冊。
當然，在當時雕版印刷術還未發明或已發明并未普及的情況下，需要抄寫多少份，您請自便。
第二步：拿著手抄本，通過各種關系，千方百計找到朝中大佬，用自己的詩文或自己的財富或自己的隨便啥啥，征服他、搞定他，讓他在和其他所有朝中大佬聊天時，特別是在和有可能“知貢舉”的禮部侍郎或禮部員外郎聊天時，都猛提你的姓名，猛夸你的詩文，讓你名震京師。
而在你名震京師之后，或者說你的名字把主考官的耳朵都磨出了繭子之后，由于當時科舉考試的考卷上并不糊名，所以在考后評卷時主考官可以第一時間看到他熟悉的那個名字。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金榜題名，還是問題嗎？
所以，找朝中大佬“行卷”就變得異常關鍵了。當時，什么樣的人才可以稱得上是朝中大佬？
很好認。在長安城，他們都穿著紅色或紫色的官服。唐制規定，官員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緋。所謂“紅得發紫”，就是這個意思。
至于穿綠色官服的六七品官員和穿青色官服的八九品官員，也不是不可以找他們，但要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一是此人必須屬于京官中的“常參官”序列。所謂“常參官”，就是指天天上朝時能夠見到皇帝的官員。正因為他們能夠天天見到皇帝，所以說話才有分量。
除了穿紅色或紫色官服的是“常參官”以外，在穿綠色或青色官服的官員中，還有這些官員屬于“常參官”：六品中有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諸司員外郎、侍御史，七品中有左右補闕、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八品中有左右拾遺、監察御史。
張籍的“水部員外郎”，就屬于“常參官”中的“諸司員外郎”。第一個條件滿足了。
對了，“行卷”就別去麻煩“江州司馬青衫濕”時的白居易了。因為此時的白居易，已經倒霉透頂。身為遠在九江的穿著青色官服的地方低級官員，這事兒他幫不上忙。
二是此人必須以文學知名。道理也很簡單。推薦進士的人，必須是文壇前輩、詩文行家。否則，他自己都不識貨，如何推薦別人？
一說到文壇、詩文，張籍就呵呵了。
張籍是中唐著名詩人，以樂府詩聞名于世，他與中唐另一位詩人王建并稱為“張王樂府”。
牛叉的是，他的著名，還并不是在他的身后，而是同時代的大詩人都如此評價。
韓愈、白居易和他是同時代人，生活中還分別有過交往。韓愈對他的官方評價是：“文多古風，沉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之所以說是官方評價，是因為韓愈當時作為國子祭酒（國立大學校長），把上述推介文字寫進了他給朝廷的《舉薦張籍狀》中。
白居易則在《讀張籍古樂府》中寫道：“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攻樂府詩，舉代少其倫。”
所以，張籍在文壇上有著巨大的名聲。雖然官小了一點，但畢竟還是屬于“常參官”序列，實在是“行卷”對象的首選。朱慶馀算是找對人了。
唐代筆記小說集《云溪友議》簡略地記下了朱慶馀初見張籍的那一幕：
“朱慶馀校書既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遍索慶馀新制篇什數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懷抱而推贊之。”
我相信，在以后的歲月里，張籍親自幫他吟改詩文、還把他的詩文置入懷抱中的這一幕，常常流過朱慶馀的心間。
感恩到了不能自已的時候，朱慶馀還專門寫過一首感恩的詩——《上張水部》：出入門闌久，兒童亦有情。不忘將姓字，常說向公卿。每許連床坐，仍容并馬行。恩深轉無語，懷抱甚分明。
所以，張籍對朱慶馀，那是真幫忙——“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
張籍不僅自己有才，而且還在史上留下了“愛才”的名聲。他對很多后輩文人，都有知遇之恩。
除了朱慶馀，他至少還幫過一個人——項斯。是的，就是今天我們還在使用的慣用語“說項”二字的主角項斯。
當然，“說項”慣用語，來源于項斯另一“行卷”對象楊敬之的詩“到處逢人說項斯”。然而史料表明，張籍也曾是項斯的“行卷”對象之一，張籍還寫下《贈項斯》一詩，夸項斯的才華達到了萬里挑一的水平——“萬人中覓似君稀”。
今天來看，朱慶馀、項斯的“行卷”方式，是成本最低，效果也最不靠譜的方式了。這得碰上張籍這種的愛才之人才行。如果碰上一個不大愛才甚至妒才的人，那“行卷”就石沉大海了。
所以，如果“行卷”的舉子有錢，就一般不會采取上面一對一的宣傳效果不太好的方式，還可以另出怪招兒。比如陳子昂的“行卷”，就是舉行招待宴會兼新聞發布會。
想當年，陳子昂初到長安時，沒人理他，也面臨著“行卷”的難題。但沒事兒啊，咱不是有錢嘛、土豪嘛，逮著機會展示一下，造成轟動效應不就結了？別說，還真讓陳子昂逮著了一個舉行招待宴會兼新聞發布會的機會。
當時，長安市場上有一人賣胡琴，開價百萬。陳子昂上前眼睛都不眨，掏錢就買下了。圍觀眾人驚問緣故，陳子昂說：“我擅長彈奏此琴。”眾人當時就想聽聽，陳子昂說：“請明天來宣陽里，我彈給大家聽。”
第二天，在人到齊之后，陳子昂先請大家吃了一頓，然后搬出琴來說：“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說完，陳子昂把這把價值百萬的胡琴，直接砸了！
砸完之后，陳子昂趁著大家震驚之時，把自己的詩文遍發眾人。請吃、砸琴、贈文，這一擲千金的土豪式招待宴會兼新聞發布會的效果，相當的好——“一日之內，聲華舉郡”。
當然，這是有錢人的搞法，一般舉子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三、朱慶馀好不容易考上了，咋掉頭回家了？
在張籍如此賣力的提攜下，朱慶馀真的在寶歷二年（公元826年）進士及第了。
但是，進士及第只是過了第一關。
朱慶馀參加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在唐朝叫“省試”，通過了就有了做官的資格了，但還不能做官；他還要參加吏部主持的“釋褐試”，類似今天招聘中的“筆試+面試”，通過了才能正式授予官職。
所以，接下來朱慶馀應該參加吏部的“釋褐試”，才能正式成為朝廷官員。
奇怪的是，朱慶馀居然沒有去參加“釋褐試”，而是直接回家了，回了遠在千里之外的越州（浙江紹興）。
當時，張籍寫有《送朱慶馀及第歸越詩》，姚合寫有《送朱慶馀及第后歸越詩》、《送朱慶馀越州歸覲》，賈島有《送朱可久歸越中》、章孝標有《思越州山水寄朱慶馀》等詩相送。賈島所說的“可久”，是朱慶馀的字。
從張籍、姚合、賈島的詩題、詩句中可知，朱慶馀的的確確在進士及第之后，從長安回到了越州老家。
為什么朱慶馀在巴巴地“行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中之后，卻放棄做官的機會，回家了呢？
其實，他并沒有放棄機會。
他這樣做，只是因為當時的“守選”制度。所謂“守選”，是指新及第明經、進士和考滿后的六品以下官員，不立即授官，而在家守候吏部的銓選期限，一般為三年。
簡單粗暴地說，按照“守選”制度，新科進士不能直接做官，六品以下官員不能連續做官。
唐朝實行這個“守選”制度的時間，一直有爭議。有說始于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的，也有說始于開元年間的。但我要說，具體始于哪一年我不知道，但一定始于人多官少的時候，始于政府編制不夠的時候。
由于要當官的人太多，政府官員的編制又不能無限擴大，于是有人就想出了“守選”這個歪招兒。
此時，朱慶馀所遵守的，就是這個歪招兒。當然，這三年，他也可以不回家，可以選擇繼續參加制科考試，或者進入地方方鎮幕府等路徑。
選擇回家等上三年的好處是，再回長安參加吏部考試時，一般都能得官，而且是比較好的官職。
三年之后，朱慶馀再到長安參加吏部“釋褐試”，于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春獲授秘書省校書郎一職。
不得不指出，對于朱慶馀一生的仕途而言，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良好的開端。
按照唐朝官員的一般升遷規律，初入官場一般就是擔任校書郎這樣的文職，然后下放基層擔任縣尉這樣的基層職務，然后再上調中央擔任監察御史、拾遺這樣的監察官員，接著進入三省六部擔任員外郎、中書舍人等行政實職，直到尚書、宰相，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像朱慶馀這樣正九品上的校書郎，秘書省一共有10人，職責是“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他在這個崗位上，干了三年，直到大和七年春任滿。
校書郎任滿之后，作為六品以下的不能連續任職的官員，他又開始了“守選”。
大約四五年之后，朱慶馀獲得了正八品上的太常寺協律郎的任命。
這是一個要求具備音樂才能方可勝任的職務，由此可見，朱慶馀還是一個音樂人才。
在協律郎任上，朱慶馀參與了創作歌辭、創制樂曲、朝會樂隊指揮等工作。
史料顯示，直到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朱慶馀還在協律郎任上。而且他還創作了一部名叫《冥音錄》的傳奇小說，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唐朝的音樂研究資料。
似乎，他在協律郎的任上，就去世了。因為從此以后，我們就永遠失去了朱慶馀的歷史蹤跡。他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可是，那又有什么關系？
我們今天還能讀到他留下的168首詩，還能知道“畫眉深淺入時無”是他寫的，夠了，足夠了。
這些詩在驕傲地說：這世界，他曾經來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