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天，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在于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周末的讀書學習并寫作，也得抽時間按部就班的進行。成人的世界里除了工作就是責任擔當，所以繼續學習才自詡為是“日行一善”，反思深思確確實實是最主要的進步成長途徑，每天進步一點點也就不錯了。
圣賢君王們擔憂這個問題（命中注定論的危害）時間已經很久了啊！所以把它寫在木帛竹簡上，刻在金屬石頭之上。在先王的著作《仲虺之告》一書中說的是：“我聽說在夏代有的人假借受天命托付，還公示告知全天下，所以令上天非常痛恨他，于是就讓他失去了他的國人。”這里說的指的是夏朝的君王桀就主張自己“有天命”，后來商湯與仲虺一起來批駁他。
先王的著作《太誓》一書中也這樣說道：“商紂王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天，還拋棄他的先人的神靈不顧并且不做祭祀活動。還言之鑿鑿地說：‘我是有天命的人！’不用努力從事國家政務，上天也拋棄了他并且不去加以保佑。”這意思是在說商紂王是主張“有命論”的，周武王后來作了《太誓》反駁他。還有，在當時三代百國的史書上也有這樣類似的話，說的是：“你們不要盲目崇拜什么天是有命的。”于是三代百國也都主張說沒有所謂的天命。
召公的著作《執令》也是有如此的言論：“我們一起去吧！只盡管努力忠誠地為君王國家服務工作，不要相信什么命中注定。哪怕是只有我們兩人來團結一致決定天下大事，也不要制造那些謠言。成績成就不是無憑無據從天上空降下來的，而是我們大家自己努力的結果啊。”更遠的甚至是在夏商時代的《詩經》、《尚書》中都記載著：“所謂的命運之說，都是暴君們造出來騙人的鬼話。”
現如今普天之下的士大夫、君子們，若是想要辨明是非明白其中利害，對于那些主張有命論的人，是不可能不去極力反對的。因此說那些主張有命論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正因為如此所以墨子先生才非常堅定地反對他們啊。
墨子的"非命"論說構建了一個精妙的歷史批判范式——他將先王典籍轉化為解構宿命論的武器，揭示了權力與話語的共生關系。那些鐫刻在金石竹帛上的"圣王訓誡"，實則是早期文明對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暴君以天命自證合法性的行為，恰暴露了統治脆弱性的本質：當現實治理出現裂隙時，"命定論"便成為填補合法性空洞的精神水泥。
這種話語博弈在當今知識社會演化出新的形態。現代"天命"已化作數據算法推送的信息繭房、資本塑造的消費主義神話、流量時代的認知偏見。正如紂王用"我民有命"合理化暴政，當代某些權力集團同樣擅長將結構性不公包裝成"自然規律"。墨子啟示我們：批判性思維的真正戰場不在駁論本身，而在解構話語背后的權力生成機制。
《執令》中"成績非自天降"的論斷，指向文明演進的核心動力。當三星堆考古顛覆中原中心論，當量子計算突破經典物理邊界，人類每次認知躍遷都在重演"非命"的精神突圍。歷史終究證明：那些被篆刻在青銅器上的"非命"宣言，比帝王宣揚的"天命"更接近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