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生還》（And Then There Were None，1939年發行時書名為Ten Little Niggers，后改為Ten Little Indians），是英國推理小說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創作的長篇小說，出版于1939年。
該作全球銷量超過一億冊。被改編成多部影視、戲劇、漫畫、游戲作品。
內容簡介
八個素不相識的人受邀來到海島黑人島上。他們抵達后，接待他們的卻只是管家特夫婦倆。用晚餐的時候，餐廳里的留聲機忽然響起，指控他們賓客以及管家夫婦這十人都曾犯有謀殺罪。眾人正在惶恐之際，來賓之一忽然死亡，噩夢由此開始了。
他們在自己的房間里都發現了這首兒歌：
Ten little Indian boys went out to dine;
十個印地安小男孩，為了吃飯去奔走；
One choked his little self and thenthere were nine.
噎死一個沒法救，十個只剩九。
Nine little Indian boys sat up very late;
九個印地安小男孩，深夜不寐真困乏；
One overslept himself and thenthere were eight.
倒頭一睡睡死啦，九個只剩八。
Eight little Indian boys travelling in Devon;
八個印地安小男孩，德文城里去獵奇；
One said he'd stay there andthen there were seven.
丟下一個命歸西，八個只剩七。
Seven little Indian boys chopping up sticks;
七個印地安小男孩，伐樹砍枝不順手；
One chopped himself in halvesand then there were six.
斧劈兩半一命休，七個只剩六。
Six little Indian boys playing with a hive;
六個印地安小男孩，玩弄蜂房惹蜂怒；
A bumblebee stung one and thenthere were five.
飛來一蟄命嗚呼，六個只剩五。
Five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in for law;
五個印地安小男孩，惹是生非打官司；
One got in Chancery and then therewere four.
官司纏身直到死，五個只剩四。
Four little Indian boys going out to sea;
四個印地安小男孩，結伙出海遭大難；
A red herring swallowed one andthen there were three.
魚吞一個血斑斑，四個只剩三。
Three little Indian boys walking in the Zoo;
三個印地安小男孩，動物園里遭禍殃；
A big bear hugged one and thenthere were two.
狗熊突然從天降，三個只剩兩。
Two little Indian boys sitting in the sun;
兩個印地安小男孩，太陽底下長嘆息；
One got frizzled up and thenthere was one.
曬死烤死悲戚戚，兩個只剩一。
One little Indian boy left all alone;
一個印地安小男孩，歸去來兮只一人；
He went and hanged himself and thenthere were none.
懸梁自盡了此生，一個也不剩。
餐桌上還有十個小瓷像。從第一天晚上開始的幾天時間里，每天都有人按著兒歌里述說的方式死去，每死一個人，餐桌上的瓷瓶就會少掉一個。一時之間，人人自危，都希望能找出一個辦法拯救自己的生命。可是海上起了大風浪，不可能尋得救援或者逃出生天。唯一的求生辦法就是找出兇手。
誰是兇手呢？荒島已經被他們搜尋數遍，不可能有容身之處，所以兇手必然在他們中間。幸存著的人們彼此懷疑，彼此試探，可是一切的警戒一切的提防還是沒有能阻止那最后一刻的到來。風浪停息了，島上的明爭暗斗也停息了，只留下了十具尸體……無人生還。
作品鑒賞
作品主題
表面上看，馬爾斯頓似乎只是偶然失手飄車撞死了兩個小孩，但實則是明知故犯、不知悔改（不但不認為自己犯罪，反而將吊銷一年的駕照推給死者，并在逃過法律懲罰后，繼續飆車）的社會危險分子；羅杰斯夫婦似乎只是由于營救時間太短，無意造成主人的死亡，實則是凱覷主人遺產而有意拖延營救，最終成為害死主人的敲詐勒索者；阿姆斯特朗似乎只是倒霉地撞上一個病入膏育的患者，最終沒有成功施救，實則是酗酒失手、違背醫德的玩忽職守者；隆巴爾德出于自我保護，似乎別無選擇，實則是貪生怕死，喪盡天良（帶走剩下的全部食物，并理所當然認為非洲人死不足惜）的種族主義者和殖民者；韋拉似乎只是營救不力，最終沒有救回西里爾，實則是為謀取私利（幫胡戈爭取遺產，進而與其結婚）不擇手段（誘使和放任西里爾淹死，并騙取孩子母親的同情和信任）的卑鄙小人；麥克阿瑟似乎只是安排失策，導致下屬死于戰場，實則是以權謀私（為了報復情敵）的濫用職權者；布倫特為維護聲譽，趕走了懷有身孕的女仆似乎合情合理，實則是以倫理道德標榜自身卻毫無人性的假衛道士；布洛爾似乎只是秉公辦案，實則是名副其實（作假證，害死蘭多爾，罪行惡劣）的假君子；莫里斯似乎只是逼于生存壓力不得已而為之，實則是見利忘德（販毒，誘惑少女吸毒）的無恥之徒。這些罪惡之徒看似虛構之人物，其實不然。他們或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如傳統腐朽禮制的捍衛者布倫特小姐就是上個世紀貴族社會虛假道德的產物；或是道德淪喪、自私自利的社會危險分子，為著金錢、私利、權欲，不惜破壞社會的正常運轉。他們或以上壓下，凌辱著地位卑微者，或以下欺上，算計著財富擁有者，又都僥幸鉆了法律的空子，逃過了法律的制裁。
更深刻的是，在作品結尾處，作者借兇手的自述既揭開了案件的謎底，又塑造了具有雙重性格的沃爾格雷夫形象。于是在兇手“我十幾歲的時候就意識到自己的個性是個矛盾集合體“首先，我具有充滿浪漫情調的幻想……除了浪漫的幻想，我還有其他與生俱來的性格特征。只要看見死亡或者親手造成死亡，我肯定會像虐殺狂那樣高興……但是，我也同時具備與之矛盾的性格特征—強烈的正義感”的自述中，人們不難發現，這種看似戲劇化的兇手正是現實生活中強烈主張正義，卻無法申張正義之人的極端代表。雖然最終他借謀殺實現絕對公平正義有待商榷，但是由他引發的“正義難以申張”問題卻深入人心，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倫理與法律的融合統一。
總之，借人物塑造，阿加莎一方面揭示出人性貪婪、自私、罪惡的真實面貌，折射出受害者受冤、無處申訴的現實，完成了“文學反映生活”、“文學即人學”的文學使命；另一方面又表達著倫理與法律和諧發展的現實訴求，踐行著“文學凈化靈魂”的社會功用。從這兩個意義上來說，她的作品不僅是通俗的，又是嚴肅的，更是富于社會內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