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對于我們來說也許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和許多并不陌生的名字一樣，它一樣不為人們所熟悉。梭羅生前被認為是一個觀念偏執行為怪異的家伙，他才華橫溢，卻沒有因此而獲得財富和盛譽。他是一個殉道者，為了他的主義他他來到了瓦爾登湖，憑借著一把斧子，在那里生活了兩年，并寫就了《瓦爾登湖》這部超驗主義的圭臬之作。
1817~1862，44歲應該算英年早逝，但生命的意義從來不是由它的長度決定的。梭羅一生創作了20多部一流的散文集，被譽為自然隨筆的創始人；而他的政論文則更是在后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尤其是《論公民的不服從》對于廢奴主義、非暴力不抵抗運動的促進鼓勵作用，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通過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兩個人的一生以及他們所做出的貢獻和取得的成就看到其影響。
梭羅的影響分為兩方面，一個是政治，另一個是生活。政論文方面，我認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是其影響最大的作品；而文學方面，《瓦爾登湖》是毋庸置疑的圭臬，不僅是在超驗主義的前提下，而是在整個文學史乃至哲學史上都是影響深遠。
1845年，在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支持下，在距離康科德兩英里的瓦爾登湖畔隱居兩年，自耕自食，體驗簡樸和接近自然的生活。而梭羅一生中最好作品也在這時期誕生或者與之密切聯系。《瓦爾登湖》主要講述了梭羅獨居瓦爾登湖畔兩年多時間里的所見、所聞和所思。這部著作區別于先前文學作品的第一個特征，是其對自然巨細靡遺的描摹和引申。大至四季交替造成的景色變化，小到兩只螞蟻的爭斗，無不栩栩如生地再現于梭羅的生花妙筆之下，并且描寫也不流于表淺，而是有著博物學家的精確。
作者無微不至地描述兩年多的湖畔獨居生活，目的在于通過這次親力親為的實驗向讀者證明：其實不需要很多錢，也能夠好好地活著，而且能夠快快樂樂地活著。他要向世人證明，人們完全不應該將時間傾注于無休止的物質追求方面，而應當將少量的時間用于謀生而將更多的時間用于精神探索。并以此糾正世人顛倒了的價值觀。
作品的創作背景是19世紀初熱鬧而混沌的美國，當時資本主義商品化市場經濟飛速發展，人們忙碌著、奔波著，為一日三餐，或者為了更高的物質追求，更奢侈的物質體驗，像螻蟻一般，無時無刻不在工作著，仿佛一停下來就會被時代所拋棄，可是正是在這種快節奏的緊張的社會氛圍中，每個人都感到一種無形無相的壓迫感和空虛，就好像螻蟻忙碌了一生，最后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于是，《瓦爾登湖》誕生了，它旨在向世人證明，生活的精髓在于精神追求，在于文化涵養，在于一個人內心的豐富，而多余的財富僅僅只會成為一個人的負擔——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好的途徑去使用它的話。
現今的中國，實際上類似于當時的美國的一個投射，同樣的商品化市場，同樣追名逐利的人們，于是《瓦爾登湖》對于現今中國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一本能讓我們重拾優良傳統中精髓的書——毫無疑問，梭羅的一生是深受儒道兩家思想影響的，超驗主義的源頭，有一部分源于東方神秘學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儒道兩家中的玄學部分。而其對梭羅的影響，在《瓦爾登湖》中的體現主要在其對儒道兩家經典的大量引用以及其自然主義的思想中。而超驗主義中的三條教義：至善、純潔無暇和人具有神性，前兩條實際上都來自于道家的自然學說以及儒家的天人合一（指玄學方面）的理念。
當然，重拾經典是一方面，幫助人們找到一個正確的價值觀，找到一個能夠讓你在現今社會里安身立命的正確理念才是《瓦爾登湖》所講要帶給你的意義所在。
關于《瓦爾登湖》里的具體內容，我選取了最喜歡的三個篇目，也代表了梭羅的三種思想狀態。分別是《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這也是我文章的主題）、《孤獨》和《讀書》。
《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實際上講述的正是梭羅《瓦爾登湖》的主題，即回歸自然本真的生活以及生活的最終追求，即花更多的時間去追求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質。“我是我所眺望到的一切的君王，我對他的權利無可爭辯”，這是來自英國詩人庫伯的詩句，卻十分確切表達了《瓦爾登湖》的奧義。
《孤獨》則是梭羅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寫照，是他那與世俗相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追求的寫照。在這一篇里，我們可以感受到梭羅的思想的深邃以及精神追求的飽滿，并真正理解孤獨——孤，王者；獨，獨一無二。這是一種生活，也是一種追求。引用梭羅在里面引用的《論語》里的一句話：德不孤，必有鄰。孤獨是一種狀態，并且實際上并不是一種“孤單”。
《讀書》是梭羅關于教育的理念。這理念其實和我們的古話——活到老，學到老——不謀而合，即終身教育以及平民的通識教育。其核心即讓我們擁有高貴的村民，而不是貴族。提倡每個人都應當接受終身教育，而不是單單只在學校里，而應當在此后的人生的每一個時期，在任何地方。同時他提出了要把教育帶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不是囿于大學校園那尺寸之地。“難道世界應該永遠只限于有一個巴黎或一個牛津嗎？難道學生不能在這里寄宿，在康科德的天空下獲得文科教育嗎？難道我們不能請來某個阿貝拉爾式的教師給我們講課？”
有人把愛默生比作孔子，那么我想，從地位上梭羅自然可以有孟子的地位，但我比較喜歡用莊子來比喻他，而莊子在哲學以及人生經驗上來講，并不比孟子差。而且他與梭羅更有相似之處，思想上也更加接近。當然，這不是指政治方面。
梭羅對美國文明的獨立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他的《論公民的不服從》對美國民主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列夫·托爾斯泰在1900年讀到這篇文章，對它崇拜不已。圣雄甘地在南非當律師時，宣讀這篇文章為觸犯了種族歧視法規的印度人辯護。甘地深受梭羅的影響，成了一位終生非暴力反抗和消極抵制非正義權勢的典范。通過甘地，梭羅的主張變成了政治活動的工具。后來在二十世紀，年輕的小馬丁·路德·金也深受甘地的影響，梭羅的主張便在美國民權運動的思想基礎中得到了新生。
梭羅對人類文明的第二個貢獻是他對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突出的成績。在早期的美國文學作品中，他的《瓦爾登湖》一直被后人奉為美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與其同時代的天才作家霍桑、麥爾維爾和恩師愛默生相比，他的散文似乎更具備20世紀的風尚。
梭羅的文字明白曉暢、簡練準確，完全沒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渙散、抽象、隱晦和傷感的情調。在這一點上，后來的海明威、亨利·米勒都繼承了他的風格。在行文中梭羅注重使用地方語言，特別是雙關語等，使自己的作品產生出一種“諷剌幽默”的意味，使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諸如斯威夫特、伏爾泰、馬克·吐溫和肖伯納等人的風格。比如，在“抵制國民政府”一文中他寫道，“我實難接受如此信條，即愈小之政府乃愈佳之政府。廣推其意，豈非取締政府為上善之策”。
一般我會認為，這才是梭羅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因為他是全人類的，而且是歷史性同時經久不衰的。其政治主張畢竟會受到時代、地域的限制，有其適用的局限性，但其文學與哲學上的成就卻是跨時代、跨地域的、乃至跨文明的。
一般來說，很多人會把梭羅當做一個隱士來看待，但在我看來，也許“行者”這個稱謂更適合他。首先是他的習慣，散步，以及他的職業——雖然我們并不認為他有職業——土地測量員。他對于測量有一種天然的技巧，由于他的數學知識，并且他有一種習慣，總想深知他認為有興趣的物件的大小與距離，樹的大小，池塘與河流的深廣，山的高度，與他最愛的幾個峰頂的天際的距離——再加上他對于康科德附近地域知道得非常詳細，所以他漸漸地成了個土地測量員。對于他，這職業有一個優點：它不斷地將他領到新的幽僻的地方，能夠幫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這工作中的技巧與計算的精確，很快地贏得人們的贊許，他從來不愁找不到事做。他可以很容易地解決關于土地測量的那些難題；但是他每天被較嚴重的問題困擾著——他勇敢地面對這些問題。他質問每一種風俗習慣，他想把他的一切行為都安放在一個理想的基礎上。他是一個極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生平放棄這樣多的東西。他沒有學習任何職業；他沒有結過婚；他獨自一人居住；他從來不去教堂；他從來不選舉；他拒絕向政府納稅；他不吃肉，他不喝酒，他從來沒吸過煙；他雖然是個自然學家，從來不使用捕機或是槍。他寧愿做思想上與肉體上的獨身漢——為他自己著想，這無疑是聰明的選擇、他沒有致富的才能，他知道怎樣能夠貧窮而絕對不污穢或是粗鄙。也許他逐漸采取了他這種生活方式，而事先自己也不大知道，但是事后他智慧地贊成這種生活。
而另一方面，他確實符合一個“行者”的角色，他并不囿于理論上的學習，而更多地選擇實踐，瓦爾登湖的隱居正是證明。他用自己在瓦爾登湖的實踐向世人證明了這樣一個現實，即人們的確將生命的意義搞顛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