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宋仁宗慶歷四年，遼興宗重熙十三年，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七年。
北宋走到1044年，已經立國84年了，距離1127年的靖康之變，也還有84年，很巧，北宋的中間點。《文明之旅》的1044年，又說回了范仲淹，那句“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一篇雄文冠絕千古，《岳陽樓記》成了一座豐碑，繞都繞不過去，必須全文背誦。
小時候看歷史故事書也好，上歷史課也好，涉及到北宋仁宗這一段，對范仲淹的印象其實很淡。知道他主持過慶歷新政，也就是改革，但是沒多久就失敗了。為國征戰吧，前有狄青，后有岳飛，范公和西夏對峙，互有勝敗。當然他本生的為人正直，為官也為百姓謀福。比他好的將，很多；比他好的官，也有很多。那為什么千載之下，朱熹說范仲淹是"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元代的脫脫修《范仲淹傳》，評價是"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范仲淹為什么，這么偉大呢？
我們要拉大時間尺度，從儒家發展的角度上，來看待范仲淹的不朽。
說起儒家，你可能立馬就能想到什么 “仁義禮智信”、“四書五經” 等等，但也可能想到 “虛偽保守”、“愚昧無知” 等等。那到底什么是儒家？
其實儒家思想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從孔子那個時代一直流傳到今天，就像一條河流一直流到今天，才基本定型。所以現代人看到的是儒家最終呈現給我們的樣子，因此我們就老想給儒家下一個定義。
01
一種職業
最早的儒家什么樣？總的來說，最早的 “儒” 其實是一種職業。在民間主持各種婚喪嫁娶儀式的；還有就是 “儒” 是教書先生，傳授知識的，比如孔子；還有就是 “儒” 是一種官職，負責音樂歷史等文化活動策劃的。
用咱們現代的話來說，“儒” 就是一打工人，那時候的 “儒” 為了生計其實干什么的都有。
拋開具體干什么，我們從感性的角度來看，“儒” 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穿著寬袍大袖的人，肚子里很有學問。是什么學問呢？不是種田、做工這些，而是一堆禮儀規矩，這就叫 “儒”。
比如，民間要辦個婚喪嫁娶什么的，怕自己壞了規矩，所以就請個 “儒” 來操辦。舉個例子，就比如要建個新房，建好后，新房入住，喬遷儀式什么的自己不懂，這時候就得去找個懂的人問一下，或者說指導一下。什么時辰打開大門，什么時候火灶要生火，新房要在家住滿三天才能外出回到城市，這些都是一套的禮儀規矩。
而找到的，能夠提供相關指導建議的這個人其實就是 “儒”，所以 “儒” 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有東家的人，用現代的話說，就是靠甲方訂單吃飯的乙方。
所以當時的儒在民間的形象其實很不好，為什么啊？你想，人家富貴人家里要是有喪事的時候，儒家是最開心的，“終于有訂單來了！這會可以吃上飯了”，就是這么個形象。
這其實是當時儒家的一個巨大 bug，就是跟著甲方的指揮轉，完全是一個工具人，沒有自己獨立的精神支柱，是很容易墮落到沒有底線的程度的。
02
強勁的對手
剛才講到，早期的儒家有一個巨大的 bug，沒有自己獨立的精神支柱。但這還沒完，隨著時間的流逝，到了東漢后期，突然冒出了一個強勁的對手，誰呀？佛教。這就像一個班里本來只有一個學霸，突然從外地轉入了一個新學霸，而且人家比你更加先進，思想更加超越。儒家面臨佛教這個強勁的對手，就有點混不下去了。
佛教自從在東漢傳入中國后，就像星星之火，一點就著，迅速蔓延開來，打得儒家措手不及，有點毫無還手之力的姿態。為什么佛教有這么大的魅力？因為佛教給當時中國社會上層的知識分子回答了兩個儒家不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可以看到的世界之外，宇宙是什么樣的？也就是所謂的宇宙觀，在傳統儒家學說里面是沒有的，所謂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儒家沒有，但佛教有，而且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 “三千大千世界” 等等。那儒家什么時候開始有宇宙觀的呢？其實也是在這個階段開始有的，比如我們今天看到的太極圖，就是儒家提出的宇宙論模型。
除了宇宙觀，儒家不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是人生論問題。就是：在人的生死之外，那些彼岸的、超越性的世界是怎么樣的？儒家回答不了你。
比如，曾經就有學生問過孔子 “鬼是什么樣的？”，孔子回答說，怎么對待活人還搞不清楚，哪知道怎么對待鬼。還有人問，那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樣的？孔子說，怎么活還沒整明白，哪知道死后什么樣？
孔子的態度很實事求是。但一個人最根本的疑問就是：我死后的世界怎么樣？一個人到底有沒有靈魂？
一個人要想過得好，光有物質還不行，必須得尋找意義，這個意義一定不在看得見的此岸，而在那個看不見的、超越性的彼岸。所謂 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那些比我大得多的東西，就像哲學家說的：“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
既然儒家回答不了，那就讓佛教來回答吧。于是，佛教就提出了六道輪回理論之類的，咱且先不論它的答案好不好，至少人家有。
羅振宇老師在節目中講了一個例子，就非常能解析佛教能給人帶來超越性的意義。他說他前不久去洛陽看龍門石窟，看到有一個很小的佛洞，上面著有題記，大意是這么說的。“我的妻子死了，我的眼睛也瞎了，就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這輩子就像蜉蝣一樣，非常短暫。但我可以花錢在這龍門的山上挖一個小洞，造一個佛像，我就能永恒地存在。”
你看，這是個多么可憐的人啊，他生活在唐高宗總章二年，在當時是一個很渺小的人物，親人都死了，自己的眼睛也瞎了，所有世間的東西對他來說都沒有了意義，那他還能追求什么？追求 “儒” 嗎？儒家給不了他想要的東西，而在當時，只有佛教能給他想要的永恒。
所以，儒家在這點上輸得很慘的，就把這么大的一個精神陣地拱手讓給了佛教，從此儒家跌入了黑暗。
03
新的精神支柱
前面我們講到 “儒” 其實就是個工具人，以及儒家的兩大致命缺陷，眼看著就要混不下去了，但它很幸運，因為它遇到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范仲淹。
北宋慶歷四年，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的邀請，寫了一篇《岳陽樓記》，正是這篇《岳陽樓記》為儒家的發展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使儒家煥發了新的光彩。
上學的時候，我們都學過《岳陽樓記》，今天我們從儒家的角度再來為你解讀一遍這篇流傳千古的《岳陽樓記》，相信一定會對你有新的啟發。
首先，我們來聊聊范仲淹這個人，關于它的生平，我的公眾號有一篇專門寫他的文章，感興趣的可以翻看一下，文末我也會留下擴展閱讀鏈接。本文只說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什么事他都要管，做事從來不挑三揀四、趨利避害。這是歐陽修對他的評價。
他在《岳陽樓記》里寫的那句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很符合他這個特點。我們現在聽到這句話，可能沒什么感覺，不就是 “以天下為己任” 的褒義詞嘛，說這話的人，古往金來多了去了，有什么了不得的？
我們得換一個視角，得回到當時人的視角，在當時的人看來，這句話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同時解決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儒家的幾個重大 bug，我們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首先，傳統的 “儒” 不是工具人嗎？是看甲方訂單干活的工具人。好，現在有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下子就變了，變成了以 “天下” 為己任，傳統的甲方就沒了，這根精神支柱一下子就補上了。
其次，與佛教相比，儒家不是缺乏超越性嗎？也因為這句話給補上了。天下是什么？天下不是指某一個具體領域，而是你能想到的所有范疇，包括人民、土地、悲歡，都是我要負責的對象。這就把一個儒家要負責的范圍擴展到了無邊無際的境界。
這種思路顛覆了傳統士大夫的被動處境，把儒者從單純執行者變成了主動擔當者，這是具有巨大跨時代意義的。
這個精神支柱對我們現代人有什么啟發？
現代社會中，人們往往更崇尚 “個人價值” 和 “自我實現”，不太愿意去承擔那些看似沉重甚至無可回報的宏大責任。但范仲淹所說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并不是讓人背負沉甸甸的枷鎖，而是一種可貴的超拔。
它提倡的是，讓人超越自己的局限，也讓人擺脫被環境牽制的無力感。人在承擔更大使命時，往往能收獲更深層次的滿足，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力量。
對個人而言，《岳陽樓記》也在提醒我們要重新思考所謂的 “獨立人格”。
人們常說獨立人格意味著不依附任何權勢，也不盲從任何觀念，但范仲淹則是在 “憂樂” 之中找到了一條更具擔當的道路。
他不是躲進山林去對抗朝廷，更不是擺出高高在上的清高姿態，而是以一種近乎 “負責到底” 的方式，把整個國家、社會和百姓都收入自己的心懷。
在當下，許多人在現實壓力下往往無暇顧及更宏闊的理想，更傾向于在個人圈子里求安穩。
如果重溫 “先天下之憂而憂”，或許便能提醒自己：真正的獨立并不是把自我封閉起來，而是在境遇不佳時依然葆有一份對公共空間、對社會未來的關注。
你不一定要成為范仲淹那樣的大官，可是當你發自內心地關切更大范圍的人與事時，就已經擁有了足以自洽的精神支點。? ?
